“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据说是伏尔泰的“名言”。这句话流传如此之广，甚至在伏尔泰的祖国法国也被奉为“至理名言”！正是在这句“名言”的掩饰下，法国近年来一些离经叛道的话、一些惊世骇俗的话、特别是一些排外、仇外、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话，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电视、电台、讲座、沙龙、报刊上风行无阻。似乎在“誓死捍卫说话权利”的旗号下，一切都可以被允许！言论享有“绝对自由”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绝对自由的言论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正如伏尔泰的这句“名言”亦仅仅是一个误传而已！伏尔泰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思想。

最早提出这句“名言”的，是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题为《伏尔泰之友》的书中引用了这句话。后来又在另一本书《书信中的伏尔泰》中再次引用。但此后霍尔明确表示，她“综述”了伏尔泰的思想。她的依据是“爱尔维修事件”。伏尔泰并不喜欢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所写的《论精神》一书，称之为“一堆毫无条理的思想”；但当这位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书出版后倍受教会和当局攻击之时，伏尔泰又为之辩护。于是霍尔在评论这件事时写道：“‘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此便成了他的一贯态度。”，她“错误”地将这句她自己的评语加上了“引号”，结果使后人以为这是转引自伏尔泰本人的话。霍尔自己后来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认是她“误”将这句话放在引号内而导致读者误解的。她在信中写道：“您在我的著作《书信中的伏尔泰》中读到的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我本人的话，我不应将它用引号引起来。我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误导了您，使您以为这是伏尔泰的一句话。请接受我的道歉。”霍尔的这封信后来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日内瓦伏尔泰博物馆馆长夏尔·维尔兹曾在1994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重提这件事，以证明伏尔泰确实从来没有说过、写过这句“名言”。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题为《法兰西名言录》的书中再次提及这句话。书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国的犹太翻译家诺尔贝尔·古特曼。古特曼在书中写道，这句话是伏尔泰在写给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现的：“教士先生，我讨厌您所写的文字，但我不惜献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够继续写文章。”问题是，尽管这封信确实在历史上实有其事，但在伏尔泰的原信中却并没有这样一句话，甚至连这样的意思也没有。

法国最近之所以出现对伏尔泰的质疑，是因为这句“名言”近来成为法国许多极右言论、特别是排外、仇外、种族主义等言论的挡箭牌。一些过去不能说的话，今天却在这句“名言”的掩饰下纷纷出笼，冲击并影响着法国社会向极右方向急转。如著名电视记者艾利克·齐姆尔最近就公开表示一个企业主“有权”让职业介绍所不要推荐黑人和阿拉伯人。好几家人权组织联名起诉齐姆尔“种族歧视”。齐姆尔的“粉丝”们正是以伏尔泰的这句“名言”来为其辩护。巴黎极右翼国民阵线新任主席玛丽娜·勒庞（前主席让—玛丽·勒庞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思潮的簇拥下，在民意测验中得分节节高升，甚至大大超越现任总统萨科齐……正是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动向，导致法国对“绝对言论自由”的反思甚至“反动”，并连带出现对伏尔泰这句“名言”起源的追究、质疑和否定。

最新的导火索，就是刚刚出版并引起广泛争议的一本仅三十来页的小书：《勒庞万岁》，作者是“记者无国界组织”前主席罗贝尔·梅纳尔。此书已经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梅纳尔应邀到各大媒体，都会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在法国FranceInter电台与主持人帕斯卡尔·巴斯卡、在法国收视率相当高的有线四台“大报”专题节目中与政论家让—米歇尔·阿帕蒂等，梅纳尔都与之产生尖锐的词语交锋。特别是后者，阿帕蒂与梅纳尔的“对呛”是这一争论最为典型的缩影。

阿帕蒂在评论这本书时说，你这本书用“勒庞万岁”为题目就是为了争夺眼球，你其实并不支持极右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而是认为“极右派思想在法国政治辩论中应该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不管极右翼说什么垃圾，都有权表述出来。“这使我想起与国民阵线一名成员让-伊夫·勒加鲁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谈话。勒加鲁当时手中挥舞着一枝笔，画了一张奥斯维辛集中营煤气炉的图解，声称煤气炉杀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二战中数百万犹太人被毒死也是不可能的。对这种令人极其厌恶的言论，我要高呼：‘盖索法万岁’！”

梅纳尔则反驳说，除了主张暴力和煽动对个人的仇恨外，任何事物都有权被表述、被说出来、被发表出来。历史应该由历史学家来讨论和论证，而不是由法律来界定。也就是说，在梅纳尔看来，“誓死捍卫说话权利”甚至超越了法律本身，难怪巴斯卡质问梅纳尔“是否还要否定法律”。“誓死捍卫说话权利”的“名言”，关键恰恰在于将言论自由绝对化。实际上言论自由在世界各国都是有界线的，这个界线就是法律。在法国有阿帕蒂所提到的“盖索法”，此外还有“亚美尼亚种族屠杀法”以及“布雷凡纳法”，这些法律都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法律限制。齐姆尔的话最后被判有罪，根据就是这些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界定，那么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变成种族仇视和冲突的场所。甚至就是“伏尔泰分子”也承认，言论自由不包括“主张暴力和煽动对个人的仇恨”的自由。问题是，以言论自由为由攻击另一个种族、另一种文化以及所有与自己不同的文明，难道就是应该容忍的吗？由此可窥，绝对的言论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应该存在。你甚至可以批评法律本身，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恶法”。但当法律仍然有效时，你的言论却不能违反法律。任何人言论一旦违法，法律就必将制裁。任何国家都无例外。

事实上，伏尔泰本人也从来没有“誓死捍卫”过他人的发言权利。法国研究伏尔泰的专家们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伏尔泰非常讨厌巴黎《文学年代》刊物创始人艾利·弗雷龙。此君文字尖刻，常常攻击当时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伏尔泰对其一直难以忍受，甚至专门写了一出讽刺剧来挖苦他。该剧如此之刻薄，以至于前来观剧的弗雷龙夫人当场被气晕。伏尔泰的朋友们最终动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多方攻击弗雷龙，甚至一度将其投入巴士底狱。最后弗雷龙的老板、伏尔泰的朋友拉莫永—马雷谢尔伯决定解雇弗雷龙并让《文学年代》停刊，伏尔泰这时却并没有“誓死捍卫”弗雷龙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