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上 当 受 骗 了！

           ——我从博罗园洲调回广州的一段经历

                                            林锡根

           引言----《鹭翔》副总编林一新学长约我写点东西，让我聊聊作为老三届的一分子在离开母校后的一些经历。自己一生平平庸庸，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和校友们分享的，颇为为难。想来想去，终于发掘了一段自以为略感传奇的经历，或许还可以占用《鹭翔》的宝贵版面向大家吹吹水，那就是我的知青回城经历。拙文经编委略有删改后已刊载于《鹭翔》今年第二期。现受“二号”学友的鼓励，大胆一稿两投，将拙文上传到老三届网，让我的这段溴事再度公布于众。

       1968年12月初，作为当年第二批下乡插队的六中老三届学生，我来到了博罗县园洲公社，被分配到吉龙大队。这个大队比较穷，工分值很低，然而，却又是当年博罗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很重视宣传工作。我下乡后在生产队干了三个月左右，除了出工干一些农活，也常常被大队部抽去写写标语，刻刻蜡版，印些毛主席语录。1969年3月中旬，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我被抽调到公社宣传报道组，编辑出版一份油印小报《园洲简报》，期间还兼任公社电影队的工作，每天到各个大队放露天电影。1970年4月，公社又安排我去惠阳师专培训了三个月，之后就调去园洲中学担任数学老师。在公社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和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及一些部门的头头混得很熟了，他们对我还是相当照顾的。我在学校干了一个学期，觉得自己很难适应学校的工作环境，情绪很低落，不想再干了。1970年底，博罗县财贸系统招工，共有三个名额，主要是招收复退军人的。公社主管财贸的负责人和我的关系挺好的，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做售货员。当时，我很迫切想离开学校，加上那时候还根本没有消息说会对知青招工，而如果这次我能被招工，我就成了国家职工，吃商品粮，不再是农业人口，这对当时还是知青的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我自然一口答应了。就这样，我在1971年1月进入了园洲供销社，成了一名国家职工。我成了当时知青中的比较幸运儿。

       1973年，知青返城浪潮开始了。身边的同学开始陆陆续续调去博罗或惠州的工矿企业。不过，由于回广州的还是极少数，我倒还没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平衡。1974年开始，广州也开始向知青招工了。到了1976年，绝大部分老三届知青已经返回广州了，而我由于早已经是国家职工，向知青招工已经与我无关了！真是时势弄人，应了一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看来，我要在园州呆一辈子了，那种失落和痛苦深深地折磨着我！

       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我极其彷徨和无奈之际，我父亲工作单位广州造船厂有一位复员军人石XX，家乡在博罗横河公社，妻子儿女也还在家乡农村，他想调回博罗工作以照顾家庭。得到这个消息，我就马上和他取得联系，希望和他对调。在当时而言，这几乎是我有可能返回广州的唯一机会，我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把握住！几经商谈，大家取得共识，同意向各自单位提出对调申请。过了一段时间，石XX写信给我，说他在广州欠了工友一些钱，如果不还给人家就很难返回博罗。这时候的我，回广州心切，很担心他反悔不肯对调，于是就答应由我帮他归还这些欠债，一共是500元。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很小的一笔款项，然而在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是31元，500元已经是我的16个月的薪水了！为了返回广州，只能付出这个代价了！石XX表示接受我的帮助的同时，再三强调一定要我的家人都能同意才好。由于调动工作还在进行中，为防意外，我又和石XX商定，先将500元以他的名字存入银行，存一年定期，存单上留下他的印鉴，存单由他保存，而他留下印鉴的那枚图章放在我这里，这样的话，必须要我们两个同时去银行才可以取到钱。1976年5月1日上午，我携带着东借西凑的500大元和他一起来到人民银行工业大道凤安桥储蓄所，准备存入这笔钱时，银行工作人员告知我们 ，石XX的扁形私章不能作为印鉴，一定要四方形的私章才可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基于信任他，就没坚持要留印鉴，以他的名字将500元存了一年定期，到期日是1977年5月1日，存单交给他了。

        以后的对调工作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非常高兴，广州正在向我招手，我将很快回到广州的怀抱！

        1976年8月，石XX接到博罗县委人事部门调动通知。在他到县城报到时，我也从园洲赶去博罗，主要是了解一下我的情况。他在报到前和我见面时对我说：“小林啊，我拿了你的500元后心里一直很不好过，也没睡好。你家里也很困难，凑这么大的一笔钱，一定很不容易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复员军人，也搞过四清运动，我不应该拿你的这笔钱的，还是还给你吧。”我一听，立刻担心他是不是反悔了，不想对调了。于是马上对他说：“不要紧的，我家里人都同意的，你还是拿去还给人家吧。”我反复说服他，但他仍然坚持要把钱还给我，并且告诉我，他一定会去办手续调回博罗的的，要我放心。我看到他这么诚心诚意，很感动，于是就收回了那张500元的定期存单，十分感激他，内心涌起对他的深深的敬意，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第二天，他去县人事部门报到后跟我说，他被分配去的单位不是在家乡那个大队，离家较远，没有自行车很不方便。我又担心他会因此变卦，就马上对他说，由我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送一辆自行车给他。他依然是推脱了一番就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我买好了船票请他一起回到园洲。我又向园洲的同事、朋友筹借了200元，让他自己去买一辆高价自行车（由于当时买自行车还得凭票，只能买高价车）。我省下300元，自然还是很高兴的！

        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老实人，是个好人，所以，在他离开广州回家乡的那一天，我特意从园洲赶回广州，买了两丈的确良花布和几斤水果送他上船，看着他乘坐的船离开码头，我的心情无比的好，因为我也要回到广州了！

        1976年九月上旬，我接到了调令，调到广州造船厂基建科。

        这个故事本来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然而......

        1977年5月1日上午，那张500元存单到期的那一天，我兴冲冲地来到凤安桥储蓄所，要取回这笔“巨款”。营业员接过我的存单后就准备找出银行的底单后给我办理取款手续。他们翻来翻去，就是没找到那张底单，他们又翻阅了一本记事本后就问我：这张存单是你的吗？我一听这话，感觉有些不妥，就请他们能让我进他们的办公室详细谈谈。我就对他们实话实说 ，这笔钱是我的，存单上的名字不是我。我将前因后果告诉他们。营业员听了我的陈述后连呼“这个人太狡猾了！这笔钱早已经被他取走了！”我真有点莫名其妙：存单还在我的手里，他怎么可能取钱呢？营业员给我描述了石XX取钱的全过程。

       在一年前的5月1日，我们是上午去存钱的，到了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石XX来到储蓄所报失，称那张存单丢失了。营业员责备他，你这么个大人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回去再找找。第二天，石XX又来到储蓄所，坚称的确是遗失了存单。营业员只好查验了他的工作证后给他补开了一张新的存单。1976年8月的某一天（也就是石XX去博罗报到前夕），他持那张新的存单和工作证到储蓄所提前支取了那笔500元的存款，手续完整、合法。

       石XX的这一手段令我目瞪口呆！我上了他的大当！他还给我的那张存单居然是已经报失而作废的！营业员也为我感到愤慨，告诉我可以去法院告他，并且破例地将那张已作废的存单还给我，让我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家里人和同事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后也都主张我去告他，追回他拿了我的700元。我在冷静下来后，觉得如果不是石XX，我或许还没机会返回广州，他的家乡也的确是很穷很穷的，尽管我很气愤，但我的恻隐之心还是让我有点同情他。而开始的那500元也是我心甘情愿给他的。我不想将事情闹的太大 ，毁了他的前程，只要他将骗取我的那200元还给我也就算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表达了我的愤慨，另一方面谈了我的要求。他给我回信作了一些忏悔，也很担心我会告他，表示同意按照我的意见将200元还给我——不过，要分四个月还清，每月50。这回，他没有骗我，没有食言。

        说句实话，石XX毫无必要用这么肮脏的肯定会被拆穿的手段来骗取我的这200元钱，只要他开口向我要，在那时候，我也一定会给他的，因为我实在太想调回广州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