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心路历程

                              定宜庄   秋光杂志 2010年第一期        

　　“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体现者

                                     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

　　无论对17年的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世人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从一解放就已注意对青少年进行的革命教育，它包括经常的大量的政治学习，包括多种多样的诸如听报告、上团课、下乡劳动、参加军训等活动形式，像英雄那样生活，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这种忠诚已经到了盲目的程度。

　　这种教育还特别注重培养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国家是大集体，所在的班级、少先队中队、小队以至团支部、团小组，是小集体，在这种教育下，不仅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甚至个人的爱好、兴趣，也要服从集体的利益。

　　这种对党和领袖的忠诚和服从以及强烈的群体意识，是这一代青年满腔热情投入“文革”，成为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的基础，也是他们一旦在政治上失势而被成批抛到乡下时，仍能够义无反顾的原因。

　　对于上山下乡，大部分中学生并不是被迫的。除了少数先锋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有过犹豫，有过不甘心、不情愿，感到过无奈、“想不通”，但他们还是不顾家长的阻挠，自觉自愿地踏上了这条道路。 “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才有前途”，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道德品质教育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的教育还注重培养青年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须知即使是“文革”前的所谓“贵族学校”也就是重点中学，也并非像“文革”时所批判的，以及今天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培养“少爷小姐”，而是的确在按照当时的模式塑造“革命接班人”，它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些品质方面，往往比一般学校更严格。

　　他们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为可耻，他们自觉地磨炼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很多人甚至经常地“自讨苦吃”。

　　“老三届”这批知青要比后来的知青表现好，他们能吃苦，能与农民较好地相处，他们无疑是最富于献身和牺牲精神的一代人，这是17年教育的真正成功之处。

                                             狂热与偏执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并非事发突然，他们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果子，无法否认，这种教育使受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

他们虽然整天高喊大批判，但对是非却缺乏最基本的批判能力，对一切流行的理论和口号缺乏批判精神。他们用做批判的标准，只是毛泽东的语录，而不是实践和真理，他们用简单的、一元化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偏执使他们对待“坏人”、“坏事”，对待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只有去仇恨，去打倒，他们认为只要是敌人，无论怎样残忍地对待都不过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够残忍，以为不残忍就是对敌人“恨得不够”，就是“缺乏阶级感情的表现”。清华附中红卫兵创作的《造反歌》“忠于领袖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集中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精神风貌。

 “文革”爆发，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打、砸、抢，捣毁一切与“革命”不相容的文物、书籍，毫不留情地揪斗自己的长辈和老师，批判自己过去亲密的伙伴和同学，而毫不在意对别人造成的伤害。

至于同情、怜悯以及今天青年爱说的理解、宽容、温存，则一概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被归在应该唾弃之列。

                                             愚昧与无知

　　这代中学生，尤其是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在理科方面受过比较扎实的基础训练，但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所学到的知识，却是相当地支离破碎，尤其到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时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一位“老三届”出身的学者这样回顾当年的教育：“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这一点在“文革”中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因这一缺欠所造成的后劲不足，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知识欠缺的情况下，可以以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弥补，而在校园中长大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又有什么人生经验?所以，“文革”中表现最狂暴、最过激的，多为中学生，而在中学生中，又以初中生更过分。

  　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某些不足，因为越是偏远的山村，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小，人们的生活也就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状态，而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僻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在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了改变和纠正。 17年教育所最不赞赏最不提倡的，就是独立思索的精神，那时的“独立思考”只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才用得到。10年之后，当这一代终于喊出了“我——不——相——信”的时候，才是他们从盲从到觉醒的开始。

                                                心口不一

　　将一切归咎于盲目、狂热、听话，甚至无知，总还是容易的，在这种种表现的背后，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性中的另一面。

　　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与夸大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虚伪。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的为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道牺牲自己是美德，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追求就应该受到鼓励。

　　然而，人的欲念、人的追求是客观存在，无论怎样教育、怎样改造，也压抑不了，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理想主义之下，有为一己出人头地的私欲；革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些欲望是以扭曲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表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

　　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会写思想汇报，写给组织、给教师，而不是给自己看的日记，他们中许多人会巧妙地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也会以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诬陷别人。

　　（《秋光》又摘自《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