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悔”与“不悔”

在知青网站上看到朋友们就知青生涯“悔”与“不悔”的讨论，也想谈谈我的看法。由于对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根据本人7年多的知青生涯谈谈感受，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自然是一孔之见，难免错误，难免偏颇。我还是把这种感受写出来，挂上网，是想就教于智者、贤者、长者、尊者，期盼得到指教，也想与知青朋友交换意见，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既然是试图对知青生涯的“悔”与“不悔”谈谈自己的看法，就离不开对上山下乡运动，知青群体和知青个人在运动中或在知青生涯中的作为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作出“悔”与“不悔”的判断。
一、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初始，当然是希望通过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改变、改造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促进农业发展，改变农民文化知识水平低的状况，也是国家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一种途径。在上世纪50年代，党发出了号召，就会有人积极响应，就有了新一代农民，其典型人物就是邢燕子、侯隽等。当然，为了屯垦戍边，国家也组织了一批青年到边疆，如50年代的湖南、山东青年，尤其是女青年到新疆。从64年到66年，也陆续有广州知青到英德，到湛江，到海南。我记得上初一时，班里有个女同学，记忆中她叫郭艳玲（音），突然就不上学了，说是到农场去了。也还记得在六中时，团委书记王老师（姓氏记得不真切了，但老师的形象却记得很清楚，是一位清瘦的女老师，戴着眼镜）曾经给我们作过报告，说得就是她们到英德某农场慰问、看望六中校友的事，至今仍很清楚地记得王老师说在农场和校友包饺子、吃饺子的趣事。还有上海知青集体到新疆兵团落户工作，周总理到新疆时，还在石河子和上海知青交谈，鼓励他们建设新疆，当时报纸上有过报道，照片还登在画报上。我个人以为，那时，到农村去，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不是非去不可的，没有强迫。这些知青，对自己当时选择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这种选择是否合适，这条路是对是错，可以有自己的评判，完全可以说我很后悔到农村去，或者说，我对选择到农村去绝不后悔。
68年的上山下乡，已成为运动。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把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送到农场去，完全是共和国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之一。试想，从66年到68年，从初中到高中，整整6届的中学毕业生，数千万的青年，升学问题怎么解决，就业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些大学生呢？文革进行到68年，已经迫切地需要从“乱”到“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清楚，任由这数千万青年在社会上游荡，绝不可能安定，绝不可能实现由大乱到大治的目标。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停滞，百业凋敝，怎么安置这些人呢？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因此，把这些人送到农村去，送到边疆去，就是唯一的办法了。于是，就有了68年的上山下乡大潮，以及以后延续1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身处其中的我们，怎能摆脱历史的潮流裹挟，哪有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能选择的，只能是到农村去，或是到农场去。既然无法选择，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悔”或“不悔”？
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至70年代末正式结束，前后延续约12年。从最初雄壮激昂的高潮，至雪崩式的回城潮，真是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至于这个运动产生和终结的条件、原因，运动的成败、功过，它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以及与之有关的家庭、亲友的影响，对共和国四化进程的延缓，这些，不是我这支拙笔所能表达透彻的，当由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党史专家们去作深入研究后，给出结论。身陷这场运动的我们，能理性的认识多少这场运动的真面目？怎能用“悔”与“不悔”来评述。
二、知青群体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当然是知青群体。对这个群体的评判不能等同于对这个运动的评判。
老三届知青群体，是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长的一代，是在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和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里成长的一代，是在“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中成长的一代。可以说，听从党的召唤，一心报效祖国，实现革命理想已经深深地浸入我们骨子里。我们是带着激情，怀着理想，充满憧憬来到农村、来到农场的，我们期盼在农村建功立业。农村虽然艰苦，但我们还是期盼着能通过我们的双手改变农村面貌，为此，我们努力，我们艰苦奋斗。
在艰苦的劳动中，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形成了一种精神——知青精神。我以为，知青精神的内涵主要是：“听党的话、报效祖国，勇于牺牲、甘于奉献，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脚踏实地、执着进取。”知青精神是在特定的年代，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党培养培育的成果，是优良革命传统教育的成果，是学习雷锋的成果。知青精神的核心就是报效祖国，其精髓就是艰苦奋斗，这是全体知青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知青精神的引领下，我们走过了知青岁月，我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把青春奉献给了祖国。
客观的说，大量知青到了农村，一时间，确实提升了农村的文化层次，对加速农村发展变化，促进农村变迁改革，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记得我在97年和08年回到南林农场时，农场老职工还充满感情地对我说，68年知青来南林农场后的一段时间，是南林最充满朝气、最有活力的年代，不要说宣传队、医院、学校是知青作为主力，就是在连队的各个岗位，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都是你们为主呀。你们走了，是农场的损失。你们牵挂农场，想念农场，其实，农场也记着你们，我们也想着你们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激情开始消退，我们疑虑开始增长，中国的农村太落后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太缓慢了。 知青只是日复一日地从事着简单的生产劳动，我们知道了，单凭我们的努力是无法改变农村面貌的。我们曾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连三餐温饱都成问题，赶的牛车还是木头轮子，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空谈什么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连自己都不能解放，空说什么解放全人类。上山下乡使我们对祖国的现实有了真切的感受，有了清醒的认识，与社会的广泛接触，目睹了农村的现状，体验着农民的生活，使我们从狂热到清醒，使我们从幼稚到成熟，我们一方面从事着艰苦的劳动，一方面苦苦思索着祖国的前途命运，也为自己的出路忧虑。上山下乡促使了一代青年的觉醒，促进了一代青年去认真地思索着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究竟要走什么道路？我们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正因为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要求改变祖国现状的意识特别强烈，一代知青，有着强烈的变革需求，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使我们成为拥护改革开放，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骨干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改革的最初形成和要求是包产到户，这绝不是偶然的。
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的伤害非常大，知青付出的代价也非常大，称他们为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并没有错。还有与之相联系的家庭，也付出了许多，也为之受到影响。这一代知青，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生产劳动非常繁重，从城市来到农村，这种巨大的变化，使知青承受了巨大的考验。生活在农场的知青还好，他们的生活尚能自保，生活在农村，尤其是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生产队的，在以后插队的日子里，是需要家庭接济的，以至弄得家庭也困苦不堪。为此，李庆霖向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种情况，不知他通过什么办法上达天听的，毛主席为此回复了李庆霖。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问题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的这封信，对促使国家注意知青的现状，着手逐步解决问题，还是产生了很大作用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劳作，广大知青回头审视自己的成绩。他们终于发现，改天换地只是一种口号，农村一穷二白的状况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改变，继续留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其实是难以“大有作为”。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回城就成了共同愿望，而随着国家的形势改变，国家也在调整知青政策。两者结合，知青终于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点，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只是曾经稚气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鬓边闪现了白发。
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只是留下历史的一个名词：知识青年，留下了知青的一段人生历程。广大的知识青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用自己的肩膀，承担了一段历史的责任，以自己的艰辛和付出，帮助共和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虽然这种承担是被动的，但谁能说知青群体不值得共和国尊重。回城以后，在国企改革中，又有一部分知青被下岗，被待业，他们再次承受了国家改革的阵痛，再次承担了改革前进的成本。这些知青朋友，尤其值得我们尊敬，值得共和国尊重。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过：“评判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知青的事业虽然不显赫，但值得高尚的人们，值得后来人为之一掬热泪。
面对这样一个知青群体，分析产生这个群体的历史背景，看看他们艰辛历程，我们怎能用“悔”或“不悔”，“值得”或“不值得”去作一个简单的评判呢？
三、知青个人
知青虽然是一个群体，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在知青生活中，每个人都弹奏着不同的音符，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走过自己的路程。欲探知他们的“悔”与“不悔”，有必要对知青个人作一简单分析。
知青的学历不同，学识也大不相同。我是66届初三学生，但我就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与高中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在知识上的差距非常大。高三的学长们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他们离大学只有一步之遥，而初中，尤其是初一的同学，他们仅仅离开小学才一年，其中的差距是很大。我们初中生自嘲地称自己是“初中鸡”，而初一的同学更是“初一鸡”了。这种学识上的差距，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对事物认知的程度。
知青的年龄不同，一起到南林的400多六中同学，最小的刚满15周岁，年长的已经跨过22周岁的门槛。这种年龄段的差距，不能同35岁到42岁的差距类比。这是少年与青年的差别，这种差别使他们心智成熟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记得刚到青年队，初一的同学放下行李，欢呼着往海边跑，而一些年龄稍大的同学，则心事重重，心情黯淡，有人还潸然泪下。年龄的差距，使我们对知青生活的体验有很大的不同。年龄的差距还表现在对待爱情和处理男女同学的关系上，低年龄的同学总是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做法，因为他们情窦未开；而高年级的同学则不一样，他们在处理男女同学关系上比较正常，相互结对、相互照顾的情况也较好。想当年，我所在的青年队以初中生为主，只有一个高中生，舆论导向是男女授受不亲，尽管初三的同学情窦已开，但在舆论高压下，加上脸皮薄，始终未敢向女同学吐露心声。尽管青年队的女知青人人容貌俊俏，但事实上，青年队27个知青中只有一个大学生（农机专业）和初三班老大姐最终结成眷属，其他男知青只能留下日后懊恼，封建思想真是害死人。须知，处在青春萌动期的知青，有爱情的生活经历和没有爱情的生活经历是大下一样的。
还有知青家庭状况不同，接触社会面不同，个人的志向、爱好不同，以及每人的性格不同，也形成了个人的差异。知青对这段生涯的感受，也与他们在农村或农场的时间长短不等而有变化。其中最短的可能只有几个月，最长的有十多年，也有个别的就扎根了。当然，在知青生涯中工作生活态度，也使他们对这段生活的感受不同。大多数知青还是有理想、有抱负，希望能干出一番业绩的，他们艰苦努力，认真锤炼自己，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仍能保持一种斗志，仍能严格要求自己，仍能坚持自己原则，这是不容易的，是令人尊敬的。记得康德说过一段话（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是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的崇高道德准则。我想，在那段生活中，严肃认真的知青和少数随遇而安，个别自暴自弃的人对这段生活的评判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我以为有必要把到农场和到农村的知青作一个区分。农场的知青，因为有健全的组织，特别是改军垦以后，现役军人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用军管的办法来管理农场，使农场的知青受到了强力约束，同时，政治工作的激励作用，使农场知青有一种集体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总体上说，这批知青除了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外，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仍在继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生活能基本自保，如我们在南林，每月40斤大米，初始是22元工资，以后定级为26元，加上地区差5%，为27.3元，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差提高到10%，为28.6元，以后二级工为35.2元。这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农场知青的状况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稳定的。但到农村的知青则不一样了，一是生产队不大管理知青，更别说思想政治工作了，除了第一年有基本生活口粮保障外，以后要自食其力都困难。他们不象农民，有宅基地，有自留地，也不会养猪种菜，时间长了，偷鸡摸菜的行为就少不了。最重要的是，知青到农村去，在土地资源有限，人口较多的农村地区，你是占有了本来就不多的资源，从农民口中分出一份口粮，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因此，双方矛盾就逐渐产生，农民是不大欢迎知青的。不知我的这个认识是否正确，到农村去的知青战友不知会不会骂我乱弹。
正因为每一个知青都是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差别，对这段生活，大家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强求一致。我们不能用对这段生活说“不悔”或“悔”作为界限来划分知青群体，更不能以此为标准来评判知青，借用老人家的一句话就是：作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线。我们不能认为对这段生活说“不悔”的知青就是高尚的，就是有坚定的革命性的，也不能认为说“悔”的知青就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允许大家做出自己的判断。我想，即使是说出“不悔”的知青，恐怕他们对“不悔”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也各有不同。说“悔”的同学也会对这段知青生活有着难忘的记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忆起尘封的往事。但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知青，我们都渡过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四、我的认识
我对知青生涯，我对自己以这样的方式渡过青春岁月不悔，尽管有遗憾，如果不是文革，如果能继续读书深造，我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成就。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是一种可能，我们不能将可能看成必然，认为一定会如此。这种转换是有条件的，是需要努力的。
我不悔，因为艰难困苦，玉汝以成。我以为艰苦的磨练，对年青人是有益的，经过那段生活，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有很大作用，它磨炼了我的意志品格，使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承受各种困难和艰苦的挑战，坚定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尽管我今天不是高官，也非名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这样的状况，也许有人根本不屑。不过我对“成”的理解是，只要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认真做人做事，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公民，在单位是一个好职工，在家中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当回首往事时，可以问心无愧，这就是“成”。我觉得，在农场7年多，艰苦的生活，艰辛的劳动，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我不悔，是因为上山下乡使我对祖国的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促使我认真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那段时间，许多知青都读了许多书，读书越多，越觉得当时的形势不对劲，有人戏称：“马列的书是越读越反动。”这种反动，是对文革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反动，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如果说，在学校我们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那么，在农场，我们学会了分析判断，对形势、对事物有了自己的认识，这对广大知青来说，应该是一种进步，一种收获。
我不悔，是因为南林有我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那里，有我们青年队知青战斗集体，有我们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的深情厚谊。曾记得，我们一起在宣传队演出；曾记得，我们一起伐木垦荒挖胶洞，一起搞芽接。记得我患疟疾时，在我床头嘘寒问暖的同学；记得在我情绪低落时给我鼓励的领导和朋友。我们为女同学捞起掉落井里的水桶，也在哄笑中接过女同学送来的食物。我更加难忘的是：何建华飞身上前，死死攥住了吊绳，生生把下坠的泥筐拉住，使在井底挖石的我拣回了一条命，他手掌的皮却扯开，鲜血淋淋。那时真的是“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尽管我现在远处安徽，但我最好的朋友仍是知青战友，距离和时间，都不能使这种友情淡去，只会越来越浓。昨天看了杨梅队的录像，听着“高高的杨梅山，遍地开红花，高高的杨梅山，革命战士来安家”的旋律，看看熟悉的面孔，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一切的一切，我怎么能忘记。我不悔！
我不悔，海南、南林、青年队，是我挥洒过青春，抛洒过汗水的地方，有我可敬的领导，可亲的老工人。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如此梦牵魂绕，南林始终是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记得40周年回农场时，我和杜广生执意要去青年队看一看，车过前线，向青年队驰去的路上，景色大多依旧，我和杜广生只不断喃喃说着两个字：“没变”，“没变”，却难有更多的言语。青年队撤销之后，原址已湮没在灌木丛中，只留下旧时的一幢国家粮库，附近又成了新的铁路施工点。我和杜广生，以及陪同我们一起去的青年队旧时伙伴，现任农场教育科长的叶光华，在那里拍下了很多照片，算是一种留念吧。
我不悔，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知青在那儿生活过，工作过。
那儿有我们熟悉的地方，有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尽管和一些人在农场的关系一般，甚至有过不快，但时间淡去了不愉快，却将友谊提炼的更为浓烈。这番相见，只有执手泪眼相对了。看到我参加建设的牛寮电站碧波荡漾，马达轰鸣，我欣喜；看到南林场部的新气象，我感慨；看到农场上下热烈欢迎我们回归的场面，我感动；看到回场的知青战友溢于言表的兴奋，仿佛又回到年青时的雀跃，我激动。我看过《六连岭下的籐竹》，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知青生活。那时，我们很艰苦，但我们的知青生活又是绚烂多彩的。我曾将这篇文章打印出来，给我的同事看，他们都赞叹我们的知青生活（当然，没有亲身体会，是不知道这里面的苦的），面对我们用青春和汗水描绘出来的多彩知青生活，我不悔！我记得长眠在新丰工厂旁的路润维，我想起东岭三烈士，想起他们，我们就心里难过，我有什么理由后悔呢？
我不悔，我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成长为具有一定农业生产知识的青年，身体壮健如牛。我抡斧伐木，挥锄开荒，砌墙架樑，插秧割稻；修过水利，挖过水井；我也曾执过教鞭，也曾扛枪保卫海防；做过文书，也当过火头军。我在农场入团入党，当了队长。7年多的农场生活，我过得充实、踏实，我不悔。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总有一些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命运，身处逆境时，是自强不息，还是怨天尤人，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让我们认真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青春无悔，人生无悔。
                   
                        写在11·15到来之前

后记：文章写成后，原想放几天，再思考思考，再改改。但我明天要出远门，1115前不能上网了，只好先放在网上，请大家指教。以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再改，改好后再上一次。到时我会写一个再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