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尚谦写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文写得极好。因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绝大多数头上都被扣上了歧视性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

那个年代国家实行的不是法制社会，而是“无发无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六中的大标语牌上大大的红字写着：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阶级成分好的人是“人民”，用人民内部矛盾去解决矛盾。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等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了，只能对他们“专政”。他们的子女和一般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如小商贩，城市平民，教师，教授，肩挑小贩，无业游民等包罗万象的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5年我们六中到东莞农忙劳动，老师带我们去看望早我两届在当地下乡的学长。他们有许多是当年六中的优秀高材生，高考的成绩名列前茅，但都没有被录取。听老师说，正式的理由是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无产阶级的大学不能培养敌对阶级的接班人。参加高考只是耍了他们。

本人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当年被众人拥为红卫兵头头，但也就两个多月时间。许多人也许不知道，1966年8月，由于父亲受审查，3个军官来到了学校。红卫兵的其他领导把我这个第一把手排斥在外开了个会。会后正式向我宣布：由于你父亲的问题，你已经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了，你没有资格再当我们的领导。于是我被撤消了一切内外职务，只留下了一个红袖章。原来人的家庭出身是会改变的。

过去我从小生活在“最红最红“的环境中：军队的幼儿园，军队的小学、中学，教师是军队的现役教官。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是“满天红”。我自认自己从根底都是红的。父亲“黑”后，我不承认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命运仍然把我当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脚踢到了海南岛。我这才亲身体会到阶级的划分和家庭出身成分的划分对人们是多么的不公平。

在上山下乡艰苦的共同劳动生活中，我亲身感到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原来跟我一样是“好人”，不是“坏人”，更不是“阶级敌人”。以前，社会和我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

以出身成分划分敌友，也是文革敌对两派划分和斗争的重要原因。两派的斗争直接造成了文革的灾难。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灾难。今天与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能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让“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历史名词成为永远的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