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寄贺卡来，依着旧例，说了些美好的话，我理解他们的一片真心，但是对他们花费精力来表达心意感到没有必要。我一向认为，中国人逢场作戏地说点恭维话，即使是种客套，也是为图个吉利，于人于己，都说得过去。不在意别人是否领情，只怕礼数不到，这是一种谨慎的为人，无可厚非。但也因此就有了令人不堪的繁文缛节，让人感到活得真累。比如这送贺卡，纯粹已经是个形式，况且贺卡上面印的那些祝辞，也免不了一片虚情假意，教师节那天，刚入学十天的学生送来贺卡，上面写的竟也是“师恩难忘”。
这样说会不会伤及孩子？是不是言重了？我想，总得说一说了。我们中国，许多不错的事最终被弄成陋俗滥俗，往往也在于人们一团和气的熏染。其他不论，就说那个教师节，算个什么节日呢？有人说得好：节日是社会关注弱者的日子。未必没有道理。
我们中国的语言是做文章的语言。从懂事开始，便知纸上写的，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未必要画等号。比如，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一句让我这种教师吃不消的套话。旧时说“为父”，意指在感情上要像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恭敬，并非含有经济上供养的意思。然而，如今做父亲的该有多累？接连好几年，每到秋季都听到有父亲为子女筹学费而活活累死的事。可见“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未必是什么幸运事，责任大矣哉。我尝过类似的苦头。现在有些青年判断能力差，他在我门下读书三年，没学到什么东西，却要事事问，加上“终生以师为父”，什么事都来请教一番，真的比请钟点工还要方便。有同事说，他每次抱病上课，都希望下课后能让他早点回家休息。然而下课铃响，总有些学生围住他提问，他认为这些学生很好学，也懂礼貌，每次问完后还会说一声谢谢。我的同事累得喘气了，学生并不放他回家，而只是说：“老师，你休息一下再讲。”——这些，已经算是很知道“谢恩”的了。
也有同行对我说过学生在校如何依赖教师，而上了大学便视教师为路人。鲁迅当年侍候学生，替学生拎了鞋上街去补，补好了送回来，学生还嫌他动作慢，我想那学生一定是不见外，把他当亲爹爹嗔怪了。我们好多同行之所以会有失落感，可能恰恰在于那种弄错了关系，始乱终弃。说“乱”，是本当该是师生，因为在一起读书读出了感情（如古已有之的“弟子”之称），结果弄得像父子哥们。而仍旧是汉语的丰富性，“孝子”一词，既可以理解为偏正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动宾结构的（我们的语文教学曾被人骂作“误尽苍生”，或许也有这个道理）。
学生毕业上了大学，来看我，我常推说没有时间接待。虽然我还没有忙到连说二十分钟话的时间也没有的程度，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多说，我实在太累。我累，经常是因为教学工作不顺利，教学工作不顺利往往是因为学生不肯学、不配合。比如，上课时他明明知道教师在等待参与，他就是不发言；明知星期一要交作业，他偏要拖个三四天，弄得老师来不及批改……因为他们不愿意出该出的力气，就逼使我得用尽全部精力。这样，我的情绪坏了，身体也垮了。老师的身体垮了，学生这时会认为老师还是不错的，尽职的，能想起老师的一些好处；与此同时，他又想到，无论如何，今后不要当教师，择偶时如对方是教师，他（或她）就要犹豫了。
有时我会很悲观地想：这个世界上的确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或曰“知我者，二三子”，这意思就是你喜欢的人不会多，也不可能多。你何必要太在意学生的看法呢？ 就我而言，我认为教书是一件适合我的工作，是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既是喜欢的事，那么如何做，自然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更不会把别人的赞扬或贬低太当回事。
每次听到学生赞扬教师“无私奉献”，心里就很难过。难过的不仅仅是教师成了人们心目祭坛上的牺牲，也在于发现青年没有明白职业和责任感的关系，不知道关心教师，关心他人，而是一天天地变得虚伪，善于利用别人。的确，在中国，成绩优秀的学生一般不会考虑去读师范院校，而这些学生在学习阶段，却非常重视各种政治荣誉。
故而，我们得重新认识师生关系。其实，教师学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说“有恩”，无非是一方过多地付出而所入菲薄，做了一件世上的人不愿意做，乃至于学生的父母都无力做到的事，如救死扶伤之类。国民教育由国家投入，以启蒙昧，利在民族，教师受雇于国家，服务社会，用当今通俗之说，得由纳税人供养，按劳取酬，理顺了这层关系，就可以不去谈什么“恩”。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太在意那些赞辞的有或无，真或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