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15（71-75页）

 22．张柄财的牺牲

连队住进加道田队的临时驻点，每天进新点建草房、开公路、开水田。为连队迁进新点作准备。新点里面有一片望天的水稻田，旱季时没有水源。为了解决水源，连长老蔡经过简单的勘察，决定挖一条人工水渠，将一条小山水引到水田去。水要引过去必须穿过一个小山丫口。

连长决定先沿山的的等高线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水渠，再在水源上游堵一个水坝，把水位提高。水渠通到小山丫口时往下挖两米多深，埋上直径40cm的瓦管造成涵管，水就能通过。在没有经过仔细测量的情况下就开工了。

全连战士沿水渠走向一线派开，很快挖到小山丫口了。那山丫口的土质是未成型的水成岩，坚硬，挖不动，就打炮眼放炮炸。炸一层挖一层。挖到2米深时，水渠的前后已经连接上了。一看丫口，水渠的深度仍然不够。连长说：“差不多了，再往下挖一点就行了。”周毅用植树定标的简易水平仪测量了一下，发现至少要挖4米深水才能通过。他告诉连长。连长认为不用挖那么深。结果挖到近4米深，水还通不过。这时丫口的水渠形成一个口宽1米，底宽 0.4米，深近4米，两壁几乎垂直的可怕狭窄的深沟。多次爆破，炸松的岩土没有粘性，沟壁开始有小片的崩落。这批知青谁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没有这种常识。就用木棍撑住可能崩塌的地方。其实大塌方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那天文基勇在深沟里干累了，停下来休息，被排长叫上来换人。张柄才自告奋勇下去接手。张柄才刚下去，突然一声闷响，大塌方发生了。韩润丰被压住了一只脚，赶快挖出来了。突然有人说：“好象埋住人了！”于是大家马上开始用手挖，由于怕伤到人，不敢用工具。很快见到头发了，大家才用工具挖。

是张柄才被埋住了。当挖出头胸部时，周毅马上对他口对口人工呼吸，一直没有断过，直到把人挖出来。但是没有抢救回来。强大的数吨的土压跨了他年轻强壮的身躯。全身的肋骨都断了，肾脏破裂，耳、鼻、口、眼出血，强大的挤压使血压已冲破脑血管。土中的石块挤破了他的睾丸。参谋长当天就赶来了。当晚全连都在悲痛之中。许多人自愿为他守灵。第2天，团部送来1副棺材，大家扎了花圈，把他埋在离河边不远的地方。

张柄才21岁，身强力壮，他姐夫是1958年来开发海南的退伍兵。他是阳春县农村人，由于家穷，来到海南投靠姐夫，当了农场工人。周毅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见到他老家一个女孩给他写的热情洋溢的情书，还有一张他身挂冲锋枪十分英武的未寄出的照片。张柄才不是知青，他是为公牺牲的，但在哪个年代，他不是烈士，什么称号也没有，什么补偿也没有。就这样默默地去了。2005年12月，30多年后，周毅重回农场。张柄才的坟早已荒芜了，甚至找不到了。值班连的广州知青没有忘记他，他是在哪个最艰苦的年代与周毅一起战斗的战友。在由蔡为、蔡国辉、徐锡坚发起的“值班连联谊会”上，大家出钱，农场的值班连人员出力，于2006年9月重修了张柄才的墓。

战友张柄才安息把！

 五．海南逸事

1.出行难。

1950年解放军解放海南时，海南岛是一个人口不到400万，热带原始森林多的未开发的中国第二大岛，面积比台湾小一点，而台湾有3000万人口。

50年代初全岛只有由东、西两条破破烂烂的土公路。解放后修建了中线公路。到1975年知青们离开海南时，全海南岛的主要公路就是这东线、中线、西线三条“国防公路”。按现在的标准，那“国防公路”是连3级路面都达不到的土公路。但有养路班的工人赶着牛拖的钢片保养公路。海口是个几万人的小城市，一出海口就是土公路。

在海南岛，到处见到毛主席解放初期的的题词：“加强防卫，巩固海南”。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的一个特别的军事要塞性质的行政区。这种性质的行政区在全国是唯一的一个。

毛主席的题词使海南成为一个军事防卫特区。建设兵团的建立更加重了海南军事要塞的色彩。也使知青们失去了出行的自由。不论是农场的农垦工人，还是兵团战士都没有身份证，没有工作证，甚至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在海南岛这个巨大的军事防卫特区内，要走出农场就必须要有持有农场的或兵团发的“通行证”，否则长途汽车都不卖票给你，要想住宿或想乘船回广州更是不可能的事。没有“通行证”就是“逃兵”，寸步难行。

 在1960年的“退伍兵闹事”事件中，大批退伍兵从各农场拖儿带女，徒步行走100多200公里，走路到海口。但没有“通行证”过不了海。

当年的知青同样没有出行的自由和条件。海南岛除了东、西、中三条国防公路外，通向各农场的都是只能一辆卡车通过的土路。各连队之间的土路都是农场自己的推土机推的，连等级都算不了，只能勉强通车。只有每隔一天中午，万宁县城开来的一辆班车到农场，停10分钟就开回去。但没有知青坐过。1来没有“通行证”。2来要花钱，可是他们没有钱。3是万宁在去海口相反的方向上。

农场只有几台卡车。主要用于拉胶片到海口，并拉回生产资料。从农场走到外面的“国防公路”至少有40里路，要步行走4个多小时。一路上几乎没有村镇。知青要探家，走出农场的的唯一方式是搭乘拉胶片去海口的农场卡车。人多时就坐在车卡的货堆上面。按现在的说法是被禁止的“人货混载”。

周毅刚到农场时听说海边不远。几个人一合计，星期天去海边玩。结果走了4个多小时才到海边。明媚的阳光、金色的沙滩、碧蓝的大海、成片高矗的椰子林，真是太美了。但是，玩了一会儿就要往回走了。因为沿路几十里路都没有人家，又没有带电筒，必须在天黑前赶回连队。

东岭农场离万宁县海边20多公里。但是许多知青在农场几年期间没有去过一次海边。即使去过，也只去过一次。不是不想去，是因为路太远，出行难。

由于交通不便出行难，农场许多本地的老工人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农场，更没有到过“万宁街”。

万宁县城被当地人称为“万宁街”，因为它只有一条街。当年的“万宁街”长不过200米，楼高不过3层楼。红峰队有个女的老工人，50岁了，因医院怀疑她有肺结核病，乘农场拉货的大卡车到万宁县医院作胸透。她回来后兴奋得不得了，见人就说：“我到了‘万宁街了’，那里好大好大，房子好多好多，那里的房子很高很高，我抬头看那高房子，连头上的帽子（斗笠）都掉了。”

农场职工也穷，老工人的工资每月33-36元。全团几乎没有私人自行车。而农场的山地土路也不适合自行车行走。除了路面差以外，就是坡多。下多少坡就要往上推多少坡。真不知道是人骑车还是人推车。

农场两个连队之间一般相隔几公里远。一般要走半小时左右。从值班连走到团部要走2个多小时。没有汽车、没有摩托、没有自行车、只有一双脚板和牛车。相互连队之间串门，只有走路一种交通方式。

由于路远坡多，手推板车是无法用的。因为上坡推不动，下坡又刹不住车。

连队与团部之间的运输主要是水牛拖车。车轮不是现代的胶轮胎，是完全用厚木板拼成一个圆饼，装上木头做的木车轴作成的。车架也是木头做的。车架卡在木车轴上，没有润滑油，牛车一走嘎吱嘎吱地响。牛车比人走路慢多了，从团部拉大米回到连队来要走半天。

连队搬迁时，每人的全部行装一个背包就包完了，再扛上枪，挂上子弹袋就排队出发了。完全跟野战部队一样。扛不走的多余的枪炮和弹药及伙房炊事用具用牛车拉上运几天才运完。

1.小康的故事。

1965年，在学校组织的去东莞农忙劳动的火车上，周毅听到斜对面的车卡座里有一个13岁的孩子在跟一帮小同学在头头是道地高谈阔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觉得很惊奇。就说：“小孩，你过来。你家是干什么的？”这就是小康。他是广州初中一年

级学生。是个很聪明的孩子。那么小的孩子，能啃那么多的马列原著，实属少见。从此小康成了整天跟着周毅屁股后面转的小朋友。周毅了解到，他是海南人。他的父母亲都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母亲是国防科委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父母都靠边站了，但还没有完全被打倒。因此他的姐姐来到农场。而小康则幸运地留校读书。

1970年他突然一个人被两个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遣送到农场，被安排在他姐姐所在的红园队。很快人们发现，他已经精神失常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的母亲突然被打成“叛徒”、“假党员”，遭到军管会专案组的扣押。无产阶级的学校是不能培养叛徒子女的。正在学校读书的他被立刻停止了学习的资格。他从一个革命老干部子弟一夜之间变成“叛徒”子弟。并被强行遣送到海南岛农场。由于突然而来的打击太大，就在遣送他的路程中，他精神失常了。

小康到红园队后，精神病已经很严重了，他经常说胡话，说自己是周恩来总理的儿子，说林彪不是好人，骂妈妈是“破鞋”。在那个年代，说这些话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是要坐牢的。好在团里的军队干部看他神经失常，没有把他的言论政治化。

有一天小康失踪了。原来他要走路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他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向海口的方向走去。没有人知道此后的3天他是怎么过的。3天后团部接到琼海县革命委员会的电话：小康在海边遇到武装民兵检查证件。他没有证件，也没有通行证。作为一个高傲的革命干部子弟，他从来没有被人用枪口指着的经历。面对着民兵的枪口，他反抗了。结果他被绑了起来送到嘉积的琼海县革命委员会。团部派人把他接了回来暂住在团部招待所。从此小康的精神病更加严重了

他天天闹得天翻地覆要见周总理。因为他是周毅的小朋友，只有周毅说话他才听。团里调周毅出来做小康的工作。后来他绝食了5天。周毅只好配合医院的医生绑住他。周毅亲自给他插胃管，灌牛奶和葡萄糖以维持他的生命。

小康的母亲被关押后，她拿出了一张救命的“王牌”。

她对专案组说：30年代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跟邓颖超一个党支部，邓颖超可以证明她那一段的历史。军管会专案组的人到了北京，没有能见到邓颖超。但很快，邓颖超办公室电话回复了。符小康的母亲马上就被解放了。她从被关押到解放出来，前后也就两个多月时间。

小康的母亲刚走出牢房，就和小康的爸爸一起来到农场。团长、政委、团政治处主任象迎接上级和贵宾一样迎接了他们。在团首长的帮助下，小康由周毅护送到了海口精神病院。后来又转送护送到广州市芳村精神病院治疗。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农场。

小康是最后一个来海南东岭农场的广州知青，也是最先回城的广州知青。但是他彻底完了。他的父母永远失去了一个聪明健康的儿子。周毅也永远失去了一个聪明的小朋友。

小康的故事。使周毅产生一个蒙胧的疑问：小康的下乡是因为父母被打倒。他的回城也是因为父母被解放。难道我们也象小康一样是被从城市里扫出来的“垃圾”？什么“下乡锻炼”，“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是骗人的吗？周毅不敢再往深处想了。

 3.知青中的英雄

建设兵团建立不久，团部决定在红峰、红园两队之间的龙滚河上筑一道拦河坝，建一座红峰水电站，结束农场没有电的历史。拦河坝上可以过汽车，同时解决河对面的红园队不通汽车的问题。所设计的拦河坝高约十多米，把水位提高后就能发电。由于山区一下雨，河水就暴涨，所以设计的坝顶是过水的，山洪来时，就让洪水从坝顶上过去。发电房（发电的控制室）由4条钢筋水泥柱高高地架在空中，高于坝顶十米 。

水电站的建筑工程全部由红园、红峰队和机运队承担，其主力是这两个队的广州知青。拦河坝的主体工程刚完工，水轮机安装部位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凝固，暴雨来了，河水暴涨，就快要漫过水坝了。现场指挥紧急调集红园的主要劳动力抬沙包垒在拦河坝上，企图阻止河水漫过水轮机安装部位。红园队的知青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与洪水搏斗的大多数是广州知青。他们不知道危险，也不不懂得害怕，有的女青年甚至是在“例假”期。他们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冒着大雨和洪水，迅速地建起一道沙包墙。

海南岛的山洪是可怕的。平时只有膝盖深的小河水，半个小时就能涨到20多米高，把岸边的大树都淹没在水中。河水越涨越高，沙包也越垒越高。最后沙包在坝顶上垒成一道肩膀高的沙包墙，河水漫过水坝，涨到肩膀高。

拦河坝靠红峰队这边的土坝开始决堤了，红峰队的知青被迫后撤。这时团长乘里吉普车来的水坝，隔河高声叫喊“危险！马上撤退！”但是他的喊声被洪水声和知青的口号声淹没了。

巨大的水压使洪水从沙包墙的缝隙中象水枪一样喷出来，沙包墙开始晃动。坝顶上红园队的约12个知青喊着口号互相手挽手，以身背顶住摇摇欲倒即将被冲垮的沙包墙。

也就在一瞬间，强大的洪峰推垮了沙包墙。洪水推着沙包墙，沙包墙又推着12个知青的身躯一起被冲进了深渊。河底都是边角锋利的乱石。人们在被冲进河里的同时，沉重的沙包墙把他们压到了水底。他他们大多数人有极好的水性。他们在水底挣扎着推开压在身上的沙包，从水底的乱石堆里挣脱出来。吴永生在水底使劲推开了压在身上的沙包，无意中摸到一只手，原来是陶淑杭被沙包压在他下面，就使劲把她拉出来。陶淑杭原来水性很好，但她的腰锥被严重地压伤了，后来很久站不起来。

吴琴在挣脱两个压在身上的大沙包时胳膊都脱臼了。人们浮出水面，抱住淹在水中的大树以免被洪水冲走。岸上的人抛出绳子把他们拉到岸边。清点人数后，发现少了3个姑娘。两岸的人们沿着河边找了十几里路，也没有找到。

值班连接到救灾的命令后，马上赶到了水坝。此时大水已经长到20多米高，淹到了河边的树顶上。整个水坝早已深深地淹没在水下。洪水淹到高高架起的发电房的屋顶，从前窗户冲进去，从后窗门冲出来。平时几米宽的水面现在有100多米宽。波涛滚滚。值班连的战士都年轻，他们执行命令是不怕死的，甚至也不知道危险、不知道害怕。周毅、蔡为、马龙等几个人沿河上游选择一个合适的下水地点，根据水流估计了一下可能上岸的地方，就只穿一条短裤毫不犹豫地跳进洪水中。他们终于在几百米外预计的地点上岸了。

他们见到红园队落水的弟兄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吴琴在挣脱沙包时胳膊都脱臼了，周毅用脚蹬着她的下腋，拉着她的胳膊帮她复位。

由于失踪的3个女孩没有找到，当晚很多人都没有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水退了一半。全队人都沿河寻找。很快，周毅在红园队退了水的菜地边上找到了身穿花衣服的程明蓉。她是唯一不会游泳的女孩。她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他们把她背到连队。全队的人都哭了。几个女的老工人流着泪帮她洗身换衣服。机运队的木工班马上赶做了棺材。另外2个女孩仍然没有找到。两天过去了，水完全退了另外两个女孩还未找到。

在水坝的下游约50米远有一座1米多高，十几米长的小木桥。在水坝建成之前，这是过河的唯一的小桥。大水时，这小桥被深深的淹没在大水中，但没有被冲垮。水退后小木桥露出水面，桥孔内堵满了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枝。第三天人们在清除桥孔内的树枝时找到了两个失踪的女孩，她们是谢红军，胡志红。沙包墙崩塌时，洪水流速超过每秒10米。她们被沙包砸入水底，5秒钟内不能浮出水面，就被冲进水下的小桥孔。她们被堵塞小桥孔树枝拦住，身上还压着沙包挣脱出不来，水面在她们头顶上十几米。

她们是因公牺牲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她们的坟碑就立在水电站边的高地上。她们就是有名的“红园英雄3姐妹”。

当时被冲下河的有12人，其中广州知青9人，汕头青年3人。他们活着的人没有被授予英雄模范称号，但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证明他们是活着的当之无愧的英雄。

红峰水电站修成了，红园、红峰等附近几个队晚上终于结束了没有电的历史，尽管每天只有几小时供电。

现在，南方电网的供电到达了农场的每一个生产队。当年知青们冒着生命危险建起的红峰水电站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再储水了，它只是一座连接两个生产队的桥梁。只有水电站边的高地上还耸立着红园英雄三姐妹的烈士纪念碑。

当年海南建设兵团在抢救和保卫国家的财产的与洪水台风的搏斗中，知青中曾多次发生多人牺牲的英勇事件。万泉河心岛上一个女子养猪队的几十个女青年，在与洪水的搏斗中大部分牺牲；某团值班连的十个战士，冒着台风抢险，被洪水卷走。他们都没有被授予烈士或英雄的称号。人们不应忘记，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