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与文学

    知青文学有两重意义，一是表现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一是知青写的文学作品。写别的领域的文学作品的出身知青的大有人在。如写《废都》、《秦腔》的贾平凹，自称平生没写过关于知青的一个字，更说过一句名言：“知青受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小说，农民受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他是回乡知青，以农民自居。这一类，不在讨论之列。表现知青生活的文学，往往由具有知青身份的人写出来，也只有他们对知青生活的感觉、细节，描述得具体而微，生动有趣。这一特点，在《鱼猫》里有突出表现，好于韩东的《知青变形记》。虽然韩东的名头比更的的大得多，但韩东写知青，总像是缺了点什么。这一点，留在后面再说。这里主要说知青写的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

    先说知青的两重性。据公开资料，中国历来知青总计3000万，其中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占了1700万。建国后至文革前有知青，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都是国家正面的形象，当时青年学习的榜样；有知青文学，如《军队的女儿》，写上海学生到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锻炼的，水平不高，影响很大，跟后来“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冲动直接相关。这也略去不谈。

    文革后期上山下乡的知青，倒是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巨流，我称之为知青文学创作的正宗。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最有影响也最有水平的当推食指（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王立山的《扬眉剑出鞘》。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派”，根子、芒克、多多为代表的“白洋淀诗派”，这个“崛起的诗群”（徐敬亚语）足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足以让知青自傲。小说创作《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在小河那边》（孔捷生）、《血色黄昏》（老鬼），也影响巨大，知青小说作者群体更大，著名的有王安忆、韩少功、邓刚等。但小说文学水平比起同时出现的右派作者群体，稍微次一等。

    知青文学主流是批判性的，不满、怀疑、控诉、反思、怨恨为主调，符合文学作品的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有歌颂性的，赞扬、怀念、感恩、肯定为主调，不多。如《今夜有暴风雪》，主要写知青的勇敢、牺牲精神。三十多年前的作品，那时看后和一个没下过乡的小同学讨论，她已经产生疑问：“你们那时真有那么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吗？”再有就是《岁月甘泉》，据说演到国外去了，深圳香港这几天也在演。我对这部作品是有很大疑问的，曾经写过《岁月甘泉批判》在网上流传。知青的两重性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明显地表露出来。

    1700万知青里，对上山下乡“青春无悔”和“荒诞岁月”的两种极端评价，在知青总体退休前5年里争得不可开交，这是有原因的。实际还是一句俗话：“屁股决定脑袋。”以上山下乡时得益与受损划分，一目了然。以时间长短来判断，有明显的界限。时间长于2年，利益受损，持批判态度居多。我计算过，1970年前回城的知青是绝对少数，不到5%，以落实政策的文革受冲击高官子女为主，也有情商特别高的个别人等，能与直接领导搞好关系，占了先机。当时回城的位置很少，属于稀缺资源，以致“走后门”一说，成为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重大议题。

    知青的两重性不但造成了知青文学作品的分水岭，也决定了知青对待中国后来走向的不同态度和行为。这点尤其应该重视，比起文学重要得多。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把大批知青送到社会底层，让他们看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知道人生的辛酸，明白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大量存在，因而拯救了他们在文革中被消除几尽的人性，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甚至行动。十年上山下乡，可比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西伯利亚流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储备了思想和人才，蓄积了动力和薪火。改革开放肇始于知青回城大潮，肇始于知青逃港大潮，可惜，知青文学还没将此联系起来，还没写到这一步。

    缓一缓，讲文学的分野。文学历来有雅与俗、主流与支流、宫廷与草野的分别，这分别又随着时代而变换、易位。知青文学在其中，以草根作者为主体，以知青读者为支撑，以田野形式而存在流转。网络出现以后，则散漫于网络之上，游走于终端之末。仅可称为文字，知青文。这是正宗。

    其中就有努力向社会主流转型者，努力之下，有了文采，具备了文学形式，磨削了粗粝，磨圆了锋芒，适应了主流规则，可以称为文学了。然而形式局限了内容，编辑责任制再限制一次，成为纸质正式出版物时，雅致、规范、宫廷体，已不复知青本色。只有《血色黄昏》一书，不知怎地逃出限制，仍保持粗糙荒野本色，成为出版物的另类。

    网络进一步发展，近来出现了网络自助出版平台。借助平台，每个有表达欲望的知青，可以不受限制出版自己的文字。获得自由度的知青，将会产生数量极大的知青文字。这些文字，不必成为文学，但可以成为史料，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致因知青一代的远去而湮没。

    知青文学与一般意义的文学有所不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拜这段历史所赐，晨星一现，不再重复。许多文学主题可以反复吟诵，不断产生作者和读者。但知青文学来不及，既来不及完成从雅到俗的转化，也来不及等待后来的读者。再过几年，何为知青？大约只能从专家学者书斋里找答案了。我对知青的定义是：这一瞬间，这一小撮。

    知青文学的作者大约有二代，一是知青本身，一是知青在上山下乡期间影响的中小学生。前者可以老鬼为例，后者代表是《知青变形记》作者韩东。韩东文革后期还是小学生，目睹知青生活，在后来的写作中借知青的瓶装批判文革非人化的酒，观念很震撼，却缺了真实的细节和语言，概念化了。细节决定成败，文学亦然。

    在知青文学滥觞时期，还有一股“右派文学”的巨流，充满文学张力的文化右派分子和文革前大学文科生，平反后能够写出许多影响巨大的作品，但没人写知青题材的作品，不是不为，是不能。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只有老三届，是知青文学的主力。

    知青文学的读者也有两代人。知青本身，感同身受，会产生巨大共鸣，经历的生活细节也大致一样，读起写自己同伴的作品自然有滋有味，哪里写得不对，哪里写得精彩，点评自然深刻。知青的后代，父母即使不好写字，也能说事，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特色。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出入唠叨，使知青二代产生兴趣和疑问，便有了阅读动力和兴致。同时代人，没有知青经历，没有知青父母，对知青文学就了无兴趣。1700万知青连上后代，占中国总人口不到5%，注定知青文学影响面不会太大。

    但是知青文学还是和文学的永恒主题紧密相连。爱恨情仇，生死存亡，追求正义，向往光明，人性向善，鄙视丑恶。因而有了文学的光辉和生命。文学即人学的命题，知青文学也不可免，有了这些主题，知青文学同样可以走得很远，在世界文学画廊占据一席之地。

    检视新中国以来的文学，立得起来的作品不多，知青文学更少。但是知青的写作群体很大，作品也很多。这和知青的知识结构缺陷有关，和知青对社会的怨怼有关。愤怒出文学，优雅出音乐。但光有愤怒、优雅不行，历史、科学、经济的教育缺失了，难有传世之作。知青作品能够表现时代，反映时代的局部，却出不了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用陈忠实的《白鹿原》去比较所有的知青文学，历史感、厚重感、震撼感便差了许多。

    我心目中知青文学需要表现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好，但要是缺了这几方面的内容，知青文学长不大，走不远。

    简述如下：

    知青的源头，红卫兵。干部子弟的红卫兵、庶民的红卫兵。看过郑义的《枫》，会明白写知青非写红卫兵不可；

    城市贵族到农村贱民的巨大落差，下乡使贵族与贱民抹平的功能，其中意义不可低估；

    山林间血与泪的抗争，知青与原住民的冲突，与当地基层组织的冲突，对知青日后政治的成熟和变革有重大作用；

    输出革命，到缅甸参加战争的云南知青；

    逃离祖国，用脚投票的广东知青。正是他们参与的逃港大潮，引发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李庆霖得到“聊补无米之炊”的圣旨和回城大潮的兴起；

    云南知青用血和命争取回城的权利；

    回城后知青的失落。孔捷生的《锁王》有所表述，可惜是短篇。

    郭小东的《知青三部曲》想表现以上的一切，但笔力未逮，浪费许多素材。

    能够运用以上素材有始有终，有血有肉地写知青的长篇小说，才算知青的大作品。当然，还得有这十年的大背景：9.13、9.9、4.5这几个时间点。

    作为知青，当然希望能够出一部知青的史诗。但比起埋骨缅甸的中国抗日远征军，比起在朝鲜被俘虏的中国志愿军，中国知青又算得了什么？他们付出的是生命和毕生尊严，我们付出的是血泪和十年青春。相比之下，太轻，太轻。

                                         2011/8/16 初稿

                                         2011/8/19 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