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竹连载2

“六连岭的藤竹”连载2（7-11页） 二．初到农场

1968年11月  这批约200多广州中学生来到海南农垦东岭农场。

过去中国是不产橡胶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时，帝国主义的封锁，使我国得不到战略物资橡胶。据说爱国华侨冒险从南美洲偷运橡胶种子到中国。第一批橡胶种子是当作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派兵武装押运到海南的，并且第一批苗圃的试种一直都是在严密的武装保卫下进行。后来农场成立后接收到的第一批橡胶种子也是派兵武装押运到的。

1956年橡胶树在海南试种成功后。国家决定从黑龙江建设兵团抽调干部在海南组建海南农垦局，建立中国的橡胶树种植生产基地。海南农垦局下辖约100个农场。1958年中国单方面从朝鲜撤兵。调包括志愿军在内的10万退伍兵到海南农垦局集体转业为农垦工人，参加海南的建设和开发。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曾引起退伍兵大批逃亡。1968年整个海南农垦局系统的退伍兵只剩下2万多人。农场缺乏大量的劳动力。而此时已停课两年多的全国从初一到高三共6个年级的中学生无法安置工作，于是就有了毛主席的上山下乡运动。数万广州知青响应党的号召来到海南岛。

海南农垦局属下的国营东岭农场位于海南东线的万宁县境内，在著名的六连岭山区。六连岭山区是热带雨林地区。六连岭主峰海拔500多米高，东面20公里是大海。六连岭山区约500平方公里。是当年红色娘子军坚持作战的根据地。1968年还可见到战壕，红军医院遗址。由于过去残酷的战争，六连岭地区人烟稀少。站在高山顶上向远望去，凡是有椰子树的地方过去都是村庄，但人都被杀光了，跑光了，房子被烧光了，只剩下残墙断壁和椰子树还在。

东岭农场则是六连岭主峰下北面和西北面一片海拔200米以下的群山。农场的地形是半月形的，围绕在六连岭的北面和西北面，占地约80平方公里，山地多人口少，农场职工约2000多人，每平方公里不到50人。龙滚河围绕在六连岭主山下走了个半圆，穿过整个农场。

1968年的东岭农场，已开割的橡胶树不多，大多数山岭覆盖着原始茂密的热带原始森林。全农场几乎没有一片大一点的平地。农场内只有一条勉强可通一辆卡车的土路与各生产连队连接。它的东面原来是华南热带植物园，后来改为东岭农场后以种植橡胶树为主。

农场有红旗、红岭、南边岭、红专、红丰、红园、红山、红湖、坚强、东乐、前进、勇敢、加道田、前进、南池、江前、山牛田17个生产队和农场部直属的机运队、基建队、畜牧队、橡胶厂、仓库、医院。全农场不通电。只有机运队的发电机晚上给场部发几小时的电。全农场没有自来水。

1．红峰队的日子 

广州知青们1968年底到东岭农场，周毅分在红峰队。

红峰队原是海南植物园的场部，位于六连岭的正北面，周围种着漂亮的椰子书树，山坡上有一片柑橘园。土公路从队中间穿过，路两边长着枝叶茂密的相思树。路的北面是依山坡而建的三排老式的砖瓦房，象三级阶梯一样。路的南面是伙房和操场。操场南面是卫生所，下坡是龙滚河。河对面是红园队和六连岭主山峰。

红峰队有职工约100多人，知青们统称他们为“老工人”。老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知情们的到来。他们又黑又瘦，衣衫褴褛，有的甚至光膀子。穿得最好的是队长和书记，他们不过身上穿了件旧得发黄，有黑霉点的针织汗背心。

全队约有尖顶瓦房不到10栋。每栋约有6间房，每间约不到16平方米。那是老式的瓦房，由于用不起水泥，墙是红砖和三合土砌的，内墙的批砀也是三合土。三合土中石灰少，所以墙一碰就掉沙土，靠床的墙上必须粘上旧报纸才能防止泥沙掉在床上

分配给知青的房子一间不到16平方要住5个人，比较挤。所谓床就是两条长木凳架上床板而已。周毅看到下面一排房子有一间空房子挺好的，却没有安排人入住。一问，因前不久死过人，没人敢去住。那是一个管理民兵武器的退伍兵。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可能受到政治冲击，他躺在床上用苏式步枪顶住胸口，用脚大拇指顶住扳机……。子弹打穿人后击穿床板，在夯实的泥土地上打了个直径约10多公分的坑，因此没有人再敢住这间房子。周毅是军人家庭出身，因此不忌讳这些，就说：“怕什么，我住。”就带头主动入住。其他两个大胆的知青也愿意陪他。这样他们就3个人一间房，松动多了。周毅就住在那个自杀者的床位上，当然床板换掉了，床下就是那个子弹打的坑。

房间的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所以扫地时要轻扫，以免扫起灰土。那泥沙是扫不完的，只能扫掉一般的生活垃圾，泥土要留下来。

窗户是没有玻璃的，玻璃早已经在经历多次台风时打碎了。只好用木板钉上，因此窗门一关，室内一片黑。只有木板间手指宽的缝隙有一丝光透进来。这对后来的值班连的战士来说能有不怕风雨的瓦房住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室内3个人共用一张书桌。自己动手靠墙钉一个20公分宽的木板，就是放饭盒、牙具的架子。每人从广州带来一个镀锌铁皮水桶（当时还没有塑料桶）放在床底下。每个知青最重要的财产是从广州带来的一个衣箱，那衣箱多数是皮的、帆布的或者藤箱（现在市面上已经见不到藤箱了，不生产了）。有人的连衣箱都没有，一个布袋就把衣物、铺盖都装进去了。

由于没有电，知青住的每间房子发一个装满油的小煤油灯。油用完后就要自己买了。1斤煤油2角3分钱，一个月用不完。离住房一百多米远的坡下有条小河，这就是龙滚河。河水清澈。水浅的地方只有1尺多深，最深的地方可淹没人。他们洗脸、洗澡洗衣服都在这条河里。晚饭后，他们点着马灯到河边洗衣服洗澡，光着屁股跳进河里游泳，一直玩到九点多钟。然后周毅就提上一桶干净水，作为明天早上大家的洗嗽用水。

知青们来到农场，看到这里山青水秀，风景漂亮，一切都新鲜，使他们暂时忘记了自己知青接受再教育的身份。

他们每人发了一套他们甚至没有见过的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一个没有装柄的上海金鸡牌锄头；一把大一些的带勾的短把砍刀、一把小的长把的钩刀、一顶竹斗笠。

第二天知青们被分配到各个生产班。班长和老工人帮他们安装上锄头把，。又帮他们把砍刀和勾刀磨得锋利，利得能刮腿毛，手臂粗的树一刀就干净利落地砍断了。对他们这些在大城市里没有摸过，甚至没有见过钩刀的孩子来说，觉得挺新奇的。

后来还发了一套蓝色的劳动布的工作服。在文革的年代，最漂亮的服装第一是草绿色的军装，第二是蓝色的工人穿的工作服。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

在买条底裤都要布票的年代，上级发给你一套全新的不要布票不要钱的工人阶级穿的工作服，着实让人高兴。在当时人们一般是买不起工作服的。他们穿上工作服，还真以为自己已经是“工人阶级”了。

这工作服两年才发一套，是全棉的（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尼龙布和其他人造纤维）。几乎天天要穿它。早晨出工露水打湿，白天衣服吸满了汗，中午太阳晒干，傍晚雾水又使衣服吸潮，第二天就臭了。每人只有一套，没有得换洗，2-3天甚至一星期才洗一次。天长日久，不到一年，工作服就霉烂了，千疮百孔。扣子也掉了，裤腿烂得只剩半截，人们个个穿得象叫花子一样，知青们再也没有“自我工人阶级”的自豪感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生产队的吃

知青们刚到农场时，正是文革最“左”的时期。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把人们对起码的生活物质要求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建立公有制的生产队的大食堂，全队人都在队里的大食堂开伙。生产队基本消灭了工人一家一户的 “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伙房。工人家庭不准开灶煮饭。私人是不准种菜的，连老工人在房前屋后种棵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也不许私人养鸡，更不准买卖农副产品。这些青年学生由于长期受左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也认为生产队的大食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种自留地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割掉。结果全农场没有菜吃。当然也没有农贸市场。公家的菜地种不出菜来，结果是全队没菜吃。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兵团成立后，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纠正。

农场唯一的好处是每人每月有40斤定量大米，半斤花生油。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广州市产业工人的定量是每月30斤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定量是每月22-25斤粮；一般市民商店员工的定量是每月22斤粮。在街上买饼干、面包、油条、粥都要收粮票。

知青们每个人早餐是2-3两一大饭盆盐水粥。中午和晚餐除了米饭，只有淹萝卜干和少量的瓜菜。菜里是见不到油和肉的，因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分到每一餐也就见不到了

每月半斤花生油是用自己连队种的按规定上缴的花生榨的。但是超额上缴的数量并不会增加花生油的定量。如果花生失收，全连就没有油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副食品。

早餐是一年365天不变的“盐水黄泥粥”。第一天到食堂打早餐时还以为粥里有鸡蛋呢。因为人们除了米，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早餐只能煮粥。盐是海边盐场没有加工过的生晒粗盐。盐粒比大花生米还大，有大量的细海泥。盐溶在水里水就变黄泥水了。这种盐比现在的工业用盐还要差。现在市场上早已经禁止卖这种盐了。但年当地长期吃这种盐。根本没有听说过“碘盐”这种东西。粥里放点盐，白粥就变成黄色的泥水粥了。每天知青们面对唯一的早餐“盐水黄泥粥”，只能选择“吃”或“不吃”。为了活命，只有“吃”。

中午、晚饭除了米饭外，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青菜和一点咸萝卜干。

 红峰队一个月的菜金是3元钱，是用来买油盐酱的。一斤大米0.146元。一个月40斤米是5.84元。菜是自己种的，柴是自己上山扛来的。

队里大食堂吃饭是盖“饭卡”的。发工资前每人先发一张“饭卡”，自己填写下个月自己每餐的定量。一个月40斤米，分到每一天三餐的标准定量是2、5、6。即早上2两粥，中午5两、晚餐6两米饭。填写好后一个月不变。发工资时先交3元菜金和一个月定量米的钱，合计8.84元。有时伙房也会买些副食品加菜，所以伙食费约10元左右。开饭时，炊事员在饭卡上当天当餐的小方格上用小竹筒蘸墨水盖一个小圆圈，月末结算，多退少补。

知青们刚到农场的那几天，根本吃不完定量。但经过1个月的强体力劳动和天天吃的没有油水的一点咸萝卜干，人们逐步感到严重缺乏脂肪和蛋白质。男青年开始感到饥饿，感到40斤粮不够吃了。有的男青年就找女知青要。她们一般都会给，因为她们一般吃不完。后来周毅的定餐一直是早上2两粥，中午7两、晚餐9两米饭，一个月54斤粮7.88元米钱。

生产队一年365天才吃3-4次猪肉，其中1次是是春节，由场部猪场领肉，一人一斤多。不够的部分由生产队自养猪补足。1人一下子分1-2斤，可以狠狠地吃几天。可是他们长期缺乏油水和蛋白质的肚子受不了，许多人会拉肚子。平时是没有肉吃的。农场没有市场，也没有肉、菜卖。除非自己生产队月月有猪杀（这是不可能的）。

有人发现野苋菜很好吃，于是知青们常常摘来煮汤。还有野辣椒叶、番薯叶、瓜子菜、南瓜叶梗等都能吃。还有一种野生的指天椒，比米粒大一点，但是非常辣，他们就摘下来用盐阉着吃。

那时候能闻到肉香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

在他们极度缺乏脂肪和蛋白质的情况下，面对海南热带雨林中众多的野生动物，打猎抓鱼是取得脂肪和蛋白质唯一快捷的办法。那个年代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这种说法。他们当年是不得已的作法。

第一次吃蛇

有一天下午收工回来，周毅还没有走到宿舍，就远远地闻到鸡汤的香味。走近看到在宿舍里的地上架了口大铁锅，盖着木盖。文基永在看火。周毅问：“谁买的鸡？”“是蛇，眼睛王蛇。” 文基永回答。周毅掀开锅盖，见到切成一段一段的蛇肉在汤里翻滚，汤上漂着一层透明无色的蛇油，一块块肥肉似的蛇脂肪浮在汤面上。那气味跟鸡汤一摸一样，只是更浓烈也更香。原来一个苗家打倒一条手臂粗，3米长的眼镜王蛇。苗家拿去供销社买，供销社的人对他说不收购这种蛇皮，只收购蟒蛇皮。苗家是不吃蛇肉的，就拿着蛇站在供销社门口叫卖，只卖1元钱。正好文基永他们收工时经过供销社见到，另一个工人也想卖。于是一人出5角钱，一刀两段，一人一半。锅里的是半条蛇，只放了姜、盐，其他什么也没有放。

周毅并不怕蛇，但是讨厌它的丑陋、冷血和恶心。这是周毅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蛇肉。也许是很久没有吃肉了，他没有想到这么丑陋、冷血和恶心的东西煮起来吃竟比鸡肉还香甜。

有一次石强、马记子见到一帮外包工在山上抓了一条8斤重活的小蟒蛇卖到供销社。他们就用5元钱从供销社买了回来。杀了蛇之后，把蛇皮展平，用小钉子钉在木板上晒干后再卖到供销社去。由于蛇皮完好无伤，处理得好，按一级蛇皮收购，卖了12元。真是白吃了一顿蛇肉还赚了钱。

有毒的牛肉。

农场地多人少，海南的热带雨林的小树长得飞快，砍带（就是用刀砍去两行梯田之间的野草、小树木）砍不过来，于是就是用灭草剂喷洒。灭草剂是剧毒的砷化物，近似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毒剂，用水对稀1000倍后用喷雾器喷在要除草的林带上，喷过之处所有草、树、昆虫、动物都死光了。

常常有队里放养在山上的牛没人看管，走进喷过毒的林段吃草，就会中毒死亡。场部指示挖坑埋了。尽管队里一再宣传：那中毒的牛肉有剧毒。但是对于1年只能吃到2-3次肉的老工人来说，几百斤牛肉白白埋掉，那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为了缺乏营养的老婆孩子能吃到肉，埋牛的老工人们就会在晚上成群结队地偷偷地把死牛挖出来，丢掉内脏，在河里把牛肉里的血冲洗掉，把肉分了拿回家。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自杀行为，但人的饥饿感到了不怕死的时候，这也就是当然的事了。煮牛肉的香味飘出小伙房是挡不住的，队长、指导员知道后一般也不会追究。

有一个生产队的退伍兵，带着老婆孩子刚从大陆来不久，由于忍不住缺肉的饥饿，偷杀了队里在山上放养的黄牛，被判了5年刑。

由于长年没有肉吃，人们对肉食的渴望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像的，人们为了吃肉，连死都不怕，只有那个年代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

“住在海岛吃鱼难”

万宁县是东线靠海边的县。东岭农场离海边约20多公里，离万宁县最大的港北鱼港50多里。但是大多数知青在农场7年期间没有吃过一次海鱼。

红峰队的广州知青为了吃一顿海鱼，派2个人星期天一大早天不亮赶去万宁县的港北港买鱼，天黑了才走回来。来回100里路，背回来10多斤鱼，真是“住在海岛吃鱼难”。

只有红园队例外。红园队有一个胡椒班种有大片的胡椒。胡椒是农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价值很高。每一年农场都会派卡车到港北鱼港拉一车人家丢掉不要的臭鱼烂虾给红园队的胡椒树当肥料。臭鱼烂虾拉回农场后，机运队的人先上车把能吃的好一点的鱼挑走。肥料鱼拉到红园队卸车后，红园队就派人把臭鱼烂虾中不太烂的烂鱼挑出来送到食堂。于是红园队每年都能吃到一次“海鲜”。但这种海鲜每年只有1次。

熬鹿胶膏

几个退伍兵用苏式步枪打了一头海南坡鹿。当地的鹿胶膏是很值钱的东西。他们把400多斤重的坡鹿抬到河边，把肉分了。然后在河边架起一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把大部分已经褪毛的整张鹿皮切成小块，连鹿骨头一起放进大锅里加满水熬。

在熬胶的过程中，要用慢火熬，要经常地搅拌，要用瓢不断地把水面的油脂捞出来。把鹿皮完全熬化了之后，用有孔的捞子把熬不化的鹿毛捞起来。鹿骨头一直要熬到酥软到用手可以捏碎，才把底渣滤除掉。把一大锅上百斤水用慢火熬剩下约几斤，放凉之后就凝结成褐色半透明的鹿胶膏。这个过程要敖几天几夜时间。

他们在山上扛来一大堆木柴，轮流看火。为了防止意外和有人来抢，看火的人还持枪站岗。

有一天早上，换班的人来到河边，没有见到晚上看火站岗的人，只有步枪丢在地上，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正疑惑，只见那个看火站岗退伍兵泡在河水中。他满脸通红，浑身发烧，鼻子流着血说：“热，热！热得难受。”原来他经不住鹿骨汤香味的诱惑，晚上偷喝了一瓢还未熬好的鹿胶膏汤。鹿胶膏大补，大热，吃少量即可壮元阳，补气血，生精髓。那家伙偷喝了一瓢，当然受不了。后来卫生所用了大量的去火凉血的中草药，才把他救回来。

2．忆苦思甜会

刚到红峰队不久，队里为了教育这些广州大城市来的知青，下午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忆”的是过去旧社会生活的“苦”，“思”的是今天新社会生活的“甜”。上台讲话的有本队原琼崖纵队的老战士，有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老太太；有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那个海南农村的贫下中农老太太讲的是海南话，知青们基本上听不懂。她讲得非常悲惨。周毅他们大概知道她讲那时候村子里没有吃的，饿死了很多人。她一边讲一边哭。后来周毅感觉到指导员的脸色不太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指导员叫两个老工人上去把老太太从台上搀扶下来，好像不愿让她讲下去。第二天听老工人说，那老太太没有文化，她讲的是1960年大饥荒，村子里饿死了很多人。她们一家人都饿死了。

当天晚上，食堂不开正常饭，全队都吃“忆苦餐”。那是用海南山区到处都有的被叫做“革命菜”的野菜和树皮、草根一起煮的没盐没油的野菜汤。据说当年红色娘子军在六连岭打游击时，没有东西吃，就吃这种“革命菜”。那“革命菜”的花长得象蒲公英，开的花象个毛球，风一吹，种子随风飘。它的味道有点象唐蒿菜。但加进树皮、草根，那就象中药一样苦了，非常难吃，好像是故意做得那么难吃。否则怎么叫“忆苦餐”呢？吃“忆苦餐”是政治任务，每人被盛了一大饭盆，不准不吃，也不准带回宿舍吃（防止知青们倒掉）。周毅在党支部书记的目光注视下只好象吃苦中药一样硬吃下去了。

也许是他的肠胃受不了这些从来没有吃过的树皮草根，也许是这些树皮草根中有某种毒素，1个小时后他又拉又呕，胆汁都吐光了还止不住。一顿“忆苦餐”让他躺了3天才好转。第二天，队长在队里的果园里摘了4个橙子来宿舍看他。队长说：“真没想到那“忆苦餐”做得那么差，完全是野菜野草，连一点地瓜都没有放。”周毅听他的话里有些表示歉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