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国内掀起一股“俄语热”，那时我考上“中大附中”（现六中），当然学俄语了。当时绝不会想到，学俄语对自己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俄语启蒙老师叫柯锡得，人也像名字一样有几分洋气，但同时又有些书生气。我们那时很调皮，上课时如果女生先进教室，男生就死活不肯进去，气得柯老师常说“同学们，我要吐血了！”
      除了调皮，我们学俄语很会“活学活用”：先是学了“Я”（我），后来某节课又学了“СЫΗ”（儿子），一下课，我们就指着对方大叫“Я СЫΗ！”,好象占了很大便宜（当然认为是“我的儿子”）。这事后来不知怎样让柯老师知道了，他说“Я СЫΗ”的意思是“我是儿子”，你们是“自己骂自己！”。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自己骂自己”了。
      62年前后，经学校联系，我们与苏联中学生互相通信，每个同学都交了“苏联朋友”，我还保留了来信及明信片（见照片），很珍惜这份友谊（可惜现在除了看懂首句和末句，其余的“蒙查查”）。好象记得李少彬的“苏联朋友”叫“娜塔莎”，还寄了相片过来，是个发育良好的可爱女孩，我们都很羡慕他。
      当时政府很重视俄语，我最喜欢的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都是用俄文编号，开始时不懂俄语的伙伴还向我请教字母的读音，让我有一些自豪感，后来发现大家都用英语读音，英语没有的，就用近似的或自造读法，如“П”就读成圆周率的“∏”，“Д”就叫“凳仔”，至于苏联的俄文缩写“CCCP”，无一例外的全部读作“斯斯斯批”，让我仅存的自豪感也消失了。
      文革前，中苏论战，关系逐渐恶化，我们学俄语的目的也从“向苏联学习”变成“掌握反修防修的工具”，我当然没有那么高境界，学俄语无非是为了考大学。我的俄语成绩不好，是勉强及格的那种，为了考上大学，花了不少时间复习，记得最后也能流利的阅读大段课文了。
      随着文革的爆发，大学梦也就破灭了，两年后，我随大流去了海南当知青，这期间，除了说过“БУРУКА”这句“俄语”外，再没有说过用过俄语了。（БУРУКА是黄洗光的花名，至今不知是什么意思）
      回城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事技术工作，一般也不需要用到外语（特别是俄语），这俄语知识自然就越丢越光。后来做一项援外工程，发现英语是最实用的，出国考察、工程施工，全需用英语沟通，幸有翻译帮忙，总算完成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对外语越来越重视，九十年代的职称评审都要通过外语这一关，本人英语空白，又不想作弊（十七年教育的结果），明知俄语知识已丢光了，还是硬着头皮报了俄语，幻想出现奇迹，也冀望单位“手下留情”。考试那天，一看到试卷就傻眼了，曾经熟悉（其实也不真正熟悉）的文字，好象都变成了“火星文”，只好当了一回张铁生。考试通不过，单位也不“留情”，职称也就泡了汤，而且这一“泡”，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当然，也有同学俄语学得好并且对自己有用的，据说吴敏芳就通过了俄语的职称考试，韦薇更是能用俄语高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赢得满场掌声，但这毕竟是少数，对多数同学来说，俄语是没多大用处的。我班不少同学移居国外，但没有一人移居到俄罗斯，都是到了使用英语的国家，因此他们必须重新学英语才能融入当地社会，好在他们都是聪明仔（女），不仅扎下根来，还取得一些成就：王泽深（美国）是教授级人物，马务本（美国）从事尖端的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研究，钟立桓（澳洲）拥有自己的豪华别墅……。我想，如果当初学的是英语，取得的成就会大得多。
      从学俄语到今天，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俄语也早已沦为“弱势语言”，但学俄语与“上山下乡”一样，都是大势所趋，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因此也不存在“悔”与“无悔”的问题，命运往往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只有坦然面对。最后，我想知道自己的俄语知识还剩下多少，在脑子里“搜索”了半天，只有“СПАСИБО”（谢谢）这个词了，的确，也该谢谢六中的老师，谢谢老三届网。

“苏联朋友”的信

那个时代的苏联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