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书，爱读书，是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更是出于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态度。
    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连环画书，俗称“小人书”。那时理发摊子上常常有几本小人书，只要去理发，就可以边等边看小人书，于是理发时，就尽情地看，即使排到了也一让再让，只为能白看小人书。小学三年级时，我捧起妈妈看的《三国演义》啃了起来，那本《三国演义》是繁体字，又是竖排本，对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是艰深了一些，但靠着字典慢慢读来，竟也在暑期看完了。那时看的书，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十万个为什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战斗英雄杜日阔布》、《鸡毛信》等书籍。
    上初中了，那时我们住校，学校里有很大的图书馆，一次可以借2本书。于是，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都用来看书，主要是阅读文学书籍。那是一个崇尚革命英雄的年代，我们看的大多是《红旗谱》、《红岩》、《迎春花》、《苦菜花》、《三家巷》等小说，还有一种革命回忆录丛书，叫《红旗飘飘》，等等。那是一个催人奋进的年代，一个学习雷锋的年代，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学习《雷锋日记》。那时毛选不好找，班主任老师每天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照着抄录。那一段，对我人生影响很大，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做一个雷锋那样的人，做一个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成了我一生的信念。进入初三后，班上流行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二万里》、《神秘岛》、《地心游记》等等，记得前后看了有10多部，引发了我对科幻世界的向往，既想周游世界，也想上天入地。也还记得，那时我看了《艳阳天》，好像是登在《收获》杂志上的，还看了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那时不会想到，第二卷竟在20年后才能见到。
    文革来了，造文化的反，革知识的命，大量的图书作为封资修的产物，被没收、被焚烧。但还记得那时有一部《欧阳海之歌》是作为革命书籍，不禁止的，于是前后看了不下5遍。
    68年以后，我们下放到了农场，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但更匮乏的是精神生活。那时毛选倒是人手一套，床头还有宝书台，语录、甲种本、乙种本全有。我们一遍遍地读毛著，连注释也反复地看。但光读毛选，是满足不了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的。正是长知识的年龄，却无书可读，“知识青年”只有青年在奉献青春，却无知识充实大脑。 “9·13”事件不蒂一颗政治氢弹，让多少人瞠目结舌，让多少人惊诧不已，人们久已习惯被“革命理论”支配的大脑开始了自我思考。“批林批孔”运动，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印象，一是公开了《“5·71”工程纪要》，一是发行《<论语>批注》。今天看来，《“5·71”工程纪要》的公开是不明智的决策，失误在对于“大好形势”的严重误判，对全国人民辩识能力的严重低估。《<论语>批注》的发行，却使我有了读《论语》的机会，《<论语>批注》不但有《论语》的全部内容，还有详细的注释，我不但读了《论语》，还增加了我的文言文知识，可谓兼得。那时，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好像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可以在书店里公开发行，几乎在农场的每个连队，都有《中国通史简编》，往往是出一本，买一本，印象中看了4、5本，一直也没看完。当然，毛主席那时还提倡“读点鲁迅”，提倡看《红楼梦》。鲁迅的书当时比较容易买到，一时间读了不少，对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犀利的文笔还是很佩服的。但那时《红楼梦》是很难买的，多是级别较高的干部才可以购买，好在知青中不乏这样家庭中的子女，于是一本《红楼梦》就在知青手中悄悄传看。那时，也有人将家中偷偷收藏的书籍带来互通有无，这使我们的阅读范围大大扩展，看了不少书，如唐诗、宋词等，还有苏联的长篇小说。记得有一次《叶尔绍夫兄弟》传到我手中，规定只有1天时间，那可是600多页的大部头，我从下午读到晚上，在煤油灯下读到3点多，实在困了，只眯了1个多小时，又爬起来继续看，现在内容都记不清了，但秉烛夜读的情形却如在眼前。知青中还流传《斯大林时代》、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第三帝国的兴亡》等等书籍，我们读来津津有味。那时，许多书是不能公开看的，只能偷偷地看，“雪夜闭门拥炉读禁书”为人生一大快事，我们是真体会到了，虽然海南无雪也无需拥炉，但雨夜、闭门、油灯下，手捧一本禁书，读来也十分快意。想想那时，为了读书，借书，还书，我们不知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知识在年青人之间传播。当然，那时马列的书，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等，是提倡学习的，至今仍很清晰地记得《哥达纲领批判》的开篇之语：“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此引着我读完了在当时对我还是十分艰涩的这部著作。下放在农场的7年多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那不是一般地读，而是十分认真地写了不下5万字的读书摘要和心得，就此引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以后读了许多哲学书籍。有一次在海口书店里买到一本苏联哲学家尤金（好象还任过驻华大使）编写的《哲学小词典》，这本书，毛主席给予了恰当的评定，所以文革期间书店里作为学习资料出售，当时真是如获珍宝。
    76年，我到了合肥，那时文革已接近结束，打倒“四人帮”后，许多书也解禁了。我读书的兴趣逐渐转移，虽然对文学书籍仍很喜爱，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管理的书籍开始重视。为了学政治经济学，我从读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入手，反复读了三个月，弄懂了基本原理。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扩展了我的思路和眼界，读书的兴趣和志向更为广泛。77年，我对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代文选》（上下）产生了兴趣，逐句逐章逐篇的学习，补上了文言文不足的一课，增加了阅读理解能力，对阅读古文的兴趣增添了许多。
    84年，组织上推荐我去党校培训班脱产学习两年，当时规定学员要具有高中学历，而我仅有初中学历。为以同等学力上学，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埋头苦读，得益于我平时的读书和知识积累，最终在当年数千名参加省、市委党校、干校入党考试的干部学员中，以全省第3名，合肥市260多人名列第1名的成绩，被录取在合肥市委党校大专班学习。两年的学习时间，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理论、文史哲、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受益匪浅。当然，作为企业选送的学员，我在经济管理的自学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大专班毕业后，89年，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函授学习，92年毕业。
    这些年，根据工作需要，我在相关专业的学习上下了一些功夫，看了不少相关书籍。在统计岗位上，学习数理统计业务知识；在教师岗位上，学习教育心理和政治理论（我教政治课）；在企业管理岗位上，学习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知识；在啤酒厂工作期间，我把一本《啤酒工业手册》几乎翻烂了，与啤酒行业相关的书籍也看了不少，所以，尽管入门时间短，凭着钻劲，我经考试，被录为第四届国家啤酒评酒委员；到广电局以后，在人事工作岗位上，努力学习人事工作法规，在社管工作岗位上，学习社管工作知识和相关法规，适应工作需要，入行入门。这些年，编印过社管工作法律法规选编、广告播放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选编、行政审批项目服务指南，也为省扫黄办讲过《广播影视部门在“扫黄打非”工作中的职责和职能》，收入《安徽省“扫黄打非”工作培训教材》。作为《广播影视社会管理》的主编，这些年，共编发了几百万字的文稿，也执笔在其中发表了不少文章。
    这些年，作为党员干部，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等，现在，都已涵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了。今年，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回过头来审视这三十年的变化，尤其是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不能不赞叹。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到今天，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的思想认识，确确实实地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了，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更为可贵的是，这个理论体系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已经深入人心，受到人民的拥护和认同。三十年来，我在理论学习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种感受绝非单纯从纸上得来，而是实实在在地从实践中得到。有了这种感受，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始终要抓住解放思想不放，要继续解放思想了。
    这些年读书，自然就少不了买书。文革时和刚结束时，买书是困难的，买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是非常高兴的事。我曾经为买一套《数理化自觉丛书》，在书店门前排了一夜的队。为了买书，结识了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买到了《基度山伯爵》、《静静的顿河》等一些在当时是较难买到的书籍。那时图书发行有计划，在城市很难买到的书，往往在县城、在公社的书店里却能偶然遇到，因此出差逛书店，就是经常的事。记得77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独自骑车去肥东县城，在新华书店买到《马克思传》、《列宁传》，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刚到广电厅，在军分区招待所办公，91年的一天，我下班后转到军分旁边的一家小书店，偶然发现了一套台湾三军大学编写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精装，共18本，我的心跳立即加快，一问，要价190元，那时我月工资97元，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决定买下。当时钱不够，我再三再四央求老板，千万给我留下，老板答应后，我走出书店没几步，想想不放心，又扭头走进店里，掏出身上的几十元钱，告诉老板算是定金，老板一看我这样心诚，立即找了一大张牛皮纸，将书包扎捆好，放在一外角落，说你放心吧，谁也不卖，就等你了。第2天一早，我终于买回了这套书，当时那种快乐、兴奋只有自己知道。前几年，我在一家书店碰到了一套《中国典籍精华丛书》，共22本，当时缺了4本，打折出售，每本只要10元，虽然不全，我还是买下了，以后为了配齐这套书，我跑了许多书店，陆续又买到了3本，但第5册却怎么也配不到，为此，我还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去信求援，但也没能配上，只能留下小小的遗憾。03年，我到贵州开会，住在贵阳，一天晚上，在街头散步，发现有专门卖旧书的夜市，地摊上摆的都是书，约有100多米长，我流连在其中，从8点来钟直到10点半，选了满满一手提袋的书，其中一套《西方哲学画廊》共7本，1000多页，只要10元，简直是白捡，那真是过瘾。也是03年，大概是11月，我偶而踏入一家旧书店，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编辑出版的一套《鲁迅文集》，精装，共8本，只印了5000套，定价是218元，当时店主只要45元，真是喜不自胜，赶紧付钱买了回来。今年4月，和爱人逛书城，看到了一本《国学五千年》，厚厚的一大本，想买下，一看作者不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也非教授，是自觉成材的，心中又犹豫，当时放下了，回来后，心中始终放不下，隔了两个星期，实在忍不住，独自跑到书城，还是买了回来。除了买书，还有赠书，如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先生的签名赠书，巢湖市委宣传部长钱征先生的签名赠书，中国科大徐飞先生的签名赠书，等等，都让我非常高兴。
    书多了，就要给它们一个安身之所。95年，局时给我分了一套房子，我立即在东面最大的房间打了一排柜子，用来放书。此房子也就作为书房，打了一张一米四的书桌。为此将儿子的卧室挤到北面。
    这些年读书，自觉还是小有所得，不但使自己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能适应多个岗位的工作，也陶冶了自己的性情，修炼了自己的品格，诚如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道德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我是坚信开卷有益的，我更信奉“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我遵循的是8字方针：博览、精读、背诵、动笔。博览，就是要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博览可以增加知识面，开阔眼界，引发思考；精读，就是在自己专业方面和对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书籍要钻进去，下功夫苦读，读出自己的结论，读出自己的心得，这类书不一定很多，但一定要读进去，悟出来，不是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吗？关键的书籍，重要的书籍，对人生的作用是巨大的，此类书一定要精读；背诵，就是对名篇、名段、名句，不但要精读，更要背诵，使之成为自己终生不忘的良师益友，用时可以信手拈来，年青时，记忆力强时多背诵一些篇目，是非常必要的；动笔，就是读书要记笔记，写心得，整理归纳，读书，尤其是读专业书籍，读理论书籍，不动笔，就如水过鸭背，很难有大的收获，只有动笔，才能真正读懂读透。我以为，读书可以有消遣怡情、求知解惑、经世致用、励志修养之分，除了消遣、怡情的读书外，读书，尤其是真正读经世致用的书，那是非认真坐下来，非动脑动笔不可的。
    读书要静下心来，要挤出时间，三心二意，浅尝辄止，是难有收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但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且各种各类的信息使我们应接不暇，各种各样的文摘、报摘、书摘，琳琅满目的声频、荧屏、视屏，充塞在我们的感官中。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书。读书的时间总是会有的，古人说，读书要利用“马上、枕上、厕上”的时间，也就是利用一切时间，鲁迅先生也要我们去挤时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读书。当然，我还是认为，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属于博览和背诵的读书类型，真正精读和动笔，还是要挤出相当完整的时间，每天1小时，哪怕半小时也行，坐在书桌前，认认真真地读书，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如果坚持数十年呢？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在大英图书馆地面上留下踏痕，斯大林每天坚持读500页书，毛泽东更是毕生手不释卷。我们是凡人，不能象伟人那样，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少点交往，少点应酬，挤时间读点书呢？只为充实自己，只为调整自己的心态，只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呢？“最有味卷中岁月”，这是苏州留园里面一楹联中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行笔至此，已近结束，这时，“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又在我脑中涌现。读书要勤，作学问要苦，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韧劲和修为。我是有点惰性的，压力稍减，读书就只为消遣；当然，人也是有潜能的，真正压力来了，读书可以小成，作事业可以拼搏。光阴荏苒，我已年近花甲，总觉还有很多事未做，还有许多书未读。老实说，虽然我有不少的书，但其中真正读过的不足1/3，倒是借的、找来的书还真读了一些。退休之后，我是要有计划的读两年书，然后，如有心得，有冲动，也可能会试着拿起笔来写一些什么东西，完成我这一生读书、买书、写书的愿望。

                                                                                     容尚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