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要放在《书生当年》栏目内，索性就以《书生当年要劳动》为题。但“要”字好像有点强迫的意思。于是就选用了“爱”。广州方言和客家方言的“爱”有“要”和“喜欢”双重意思。

                    书生当年爱劳动 （一）

                                          高二丙班 朱卓裕

在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为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中学生每一年都要去农村参加两次农忙劳动。一次是春种，一次是秋收，每次约两个星期。每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参加秋收农忙劳动。学生到农村帮农民割禾打禾。大约是十月底十一月初，霜降前后，正是日照渐少，天气渐冷的时候。每学年的第二个学期参加春种农忙劳动。学生到农村帮农民插秧蒔田。大约是二月底三月初，惊蛰前后，正是乍暖还寒，冬衣未换的时候。

我自小就有副鼻窦炎。四肢怕冷，特别是双脚。一旦手脚没有保暖好，鼻腔就发炎充血，里面的脓，鼻涕排不出来，不能用鼻子呼吸，只能用口呼吸。于是老皱着眉头，一副气愤的样子。要命的是春天插秧和秋天割禾都要弯腰低头。插秧时，脚还要踩入冷冰冰的泥和水中。割禾也只能赤脚，不敢穿鞋。不得不说，每年的两次农忙劳动就是我一年最难过的两个时间。那个时候是不敢不去的。甚至不敢向学校提出可不可以不去。有时候，下乡农忙劳动还要同农民“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这并不能减轻我的痛苦，还要处处小心，不要出错。

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八年，七年在校，五年读书（“书生当五年”），总共去农村参加农忙劳动五、六次，到最后一次得病而归，住进医院，其中有几次农忙劳动是一生中很难忘的。

第一次是去化县花东公社参加秋收。那时候，我们已是初二学生，住进那间在食堂边的凹字形的宿舍里。学校通知我们星期一早上八时在广州火车站集合上火车，火车将直开到新街口。我和七八个不在市区住的同级同学星期天晚上从家里回到学校过夜，第二天早上才从学校到火车站。由于是第一次下乡参加农忙劳动，有的同学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我还算好，很快就睡着了。正在睡梦中，有人叫大家起床，准备出发。我正在怀疑时间不对，就听到有人说，他们是骑膊马爬上饭堂厨房的窗口，看到的钟：五点十分。言之凿凿，不得不信。于是，大家起床，刷牙洗脸，收拾行李，背包提桶，向广州火车站步行而去。

到了火车站，看到火车站的大钟，正是五点十分，才知道我们被整蛊（“忽悠”）了。那位同学告诉我们是五点十分，其实是下半夜两点二十五分。无奈，离集合还有两个多钟头，就到了火车站对面的大排档吃早餐。

正是拂晓时分，火车站对面的大排档开始热闹起来。十几家餐摊，开始了工作。火炉喷发着熊熊的蓝色火焰，大师傅们炒粉时抛起来的粉条，如飞如舞，到处散发着浓浓油香的炸油条，烧饼，令人“食指大动”。在这里，两分钱就可以有一碗白粥，不用一角钱就有一碟炒（沙）河粉，花两角钱就可以吃到一碗及第粥。我选择了一处较安静的转角位，吃了一碗白粥，一碟炒粉。那碟炒粉和我们学校早餐的炒粉有得比，更镬气十足，更有嚼劲。

吃完早餐，来到火车站，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着集合上车的时间。广州火车站不很大，人来人往，但也并非熙熙攘攘。特别是清早，乘客并不多，相对安静。火车站的女播音员一次又一次地报着火车离站和到站的时间。那种声调很特别，嗲嗲地，就像电影《红岩》里敌军的电台播“重庆城防，固若金汤”的那种声调。而且重复着“到达席方平的时间是......; 离开席方平的时间是......”。那时，我就认定广州火车站就是席方平火车站。席方平火车站就是广州火车站。

有关席方平火车站，我年前在《文革纪实》专栏的《六八年夏天，在北京的日子》一文中曾提到过，隔离班的阿光在评论中提问哪里是席方平火车站。我当时也没有底，告诉阿光稍安勿躁，容我查证后才告诉大家。谁知我到网上查来查去，并没有席方平火车站一说，拖了下来，迟迟没有答复。一直到写作本文，才想起，尚欠阿光和大家一个道歉：席方平火车站应是广州火车站之误。

很快到了集合上火车的时间。各班集队点名，然后上火车。火车是“专列”，只有四五个车厢，把我们运到新街口就完成任务了。一路上，同学们唱歌嬉笑，浏览窗外的风景，我因早起和步行，疲劳不堪，闭目养神，再入梦乡。到了新街口火车站，下了火车往北走十来二十分钟，到了花东公社花东大队。

那一次，我们农忙劳动是在大队集中住的，每天三两人被编成一组分配到生产队的每家农户，和他们一起劳动，在田头吃中午饭。我记得那时候天晴，阳光普照，田里的水已经干了，稻禾大多倒伏，根部开始霉烂。

我和阿飞被分到一家三口的农户，男的打禾，女的割禾兼煮饭。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同龄，学校也停课让学生回家帮助秋收。我是第一次割禾，而且割的是倒伏的禾，我用手把倒伏的禾捞起来，割下去，每次只割得一小撮。在路边的小孩笑我割得慢，阿飞教我用镰刀在禾里划了一个弧，然后才用手捞起割下的一大片的禾，割得又多又快。我试了一下他的方法，于是也就割得又快又多起来了。

我们劳动的地方离火车铁路很近，火车三五不时地从旁边奔驰而过。不久，我们也知道了第几次火车到站或出站就是该吃中午饭或者是该收工回家的时候了。

那时候的农忙劳动也没有那么紧张，我们还有机会花半天的时间参观了洪秀全的故居。洪秀全的故居是一间普通的花县常见的民房，经过修缮。故居门前的有棵荔枝树，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文字说明，说洪秀全小的时候，经常爬上这棵荔枝树玩耍；年轻的时候在树下读书、习武云云。

还有星期天休息的惯例，农民在墟期要去趁墟，我们也因而得到一天的休息。那个星期天，我们步行到新街口的墟市。墟市上，一处一处摆满了农产品，农具，畜牲，猪啊，羊啊，牛啊，马啊什么的。我们到那里闲逛，不买，也不卖，走马观花。趁墟回来了，大家谈起一天的收获，邦同学说他看到五条腿的马。

初中的时候，我们才十五六岁，除了第一次参加农忙劳动印象颇深之外，其它的大多记不起来了。在老三届网上，阿祥在一张旧相片里的评论提过他和阿成同学下乡农忙劳动，同农民“三同”的经历。我还记得有一位女同学农忙劳动回来写过一篇作文，说她梦里看到她插的禾苗在田里茁壮成长，吐穗灌浆，顷刻颗粒饱满，倒挂金钩，待镰待收。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大加赞扬。

虽然大多记不起来了，但是初三第一学期的农忙劳动还是记忆犹深的。不过，那不同于农忙劳动。每年两次的农忙劳动是由教务处的刘主任和唐老师到广州市附近的县、公社联系的。这一年，学校让学生把每个学期要参加农忙劳动的两星期折合成四个星期的下午，参加学校的一大工程建设。

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记得，我们的旧操场虽有四百米跑道，却欠110米高栏跑道，不能算是标准田径场。但是，就是这样的田径场地的操场在广州市的中学中也算是凤毛麟角的了。还有，四百米跑道的内侧北面有一个“洞”，投掷类运动因此“洞”而受场地限制。四百米跑道的内侧北面的那个“洞”，是约50米长，30米宽，4米多深的一个“洞”，犹如建筑物的地基，但肯定不是地基。墙壁很厚，分三格，左边的那格比较大，相当于两个乒乓球比赛场地。我们曾在那里举办过篝火晚会。篝火晚会是初二甲班班主任黄老师的主意。繁星点点，篝火烈烈，我们唱歌跳舞，大家很高兴，晚会很热闹，成功。记得大家唱的一首歌是《南海潮》电影插曲，按广东音乐《得胜令》填词。歌词是“南海耀彩虹，渔乡起东风。东风，东风。东风催发万众，树雄心立大志，山摇地动。东风，东风 ......”。那时候的文娱积极分子有阿耀，阿育和阿坚等。阿耀这天下午看完《冰山上的来客》，第二天早上就会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令我啧啧称奇。

再回来说那个洞，很奇怪，下雨不积水，说明有很好的排水设置。有人说这是个洗尸池。据说，抗战初，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重创日本侵略军，死伤万余名，四换指挥官。后来，十九路军撤到广州，在广州河北建有十九路军坟场（陵园），在广州河南有李福林（李灯筒）出地建造了的下渡十九路军残废军人教养院。这个洗尸池是否就是伤兵医院的一部分呢？向老一辈的人打听，讳莫如深，“也许过去是，但现在不是”。怎么说，都是把它填平了为好。

学校终于下了决心，数学课的老师开始测量，计算，找到要填“洞”的泥土。原来，教学楼前面有一块空地，种过地瓜。从这块空地到教学楼要下四五级阶梯，也就是说，可以从这块空地掘取50到80公分的泥土去填操场的那个“洞”。这就是上文说的“学校的一大工程建设”。

劳动开始了，按不同的班级分开不同的时间进行。高中班的男同学挖土，女同学和初中的同学挑土填到那个洞里去。还没有轮到我们班参加，就挖出了另一个洞。学校立即打电话到市文物考古单位，派来了三四个人，鉴定是汉代的坟墓。于是漏夜抢救文物，挖出了瓦盘，瓦罐，瓦筒等上百件瓦器陪葬品。粗糙，重复的很多，文物单位拿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全部搬进了生物，化学，物理实验室。文物的价值不太大，只有一点：这次出土，使“秦砖汉瓦”中的“汉瓦”历史，比原来记载的推前了若干年。听来的，专家们如是说。

工程不因多挖出一个洞而缓慢下来，两条挑泥填洞的路径已经被从簸箕漏下来的浮土所铺盖，弯弯曲曲，迤逦直到操场。轮到我们班参加的时候，工程进度已是一半。挑土全靠肩膀，不用弯腰低头，这样的劳动对我来说，实在是轻轻松松，得心应手。但是，一筐一筐地挑，不知挑到猴年马月，才能把那个“洞”填平。一天一天过去了，同学们发扬“挖山不止”的精神，干劲十足，每天挖土填洞，渐渐地，操场的洞被填满，教学楼前的地被削平。随后，操场洞边的几棵夹竹桃和树被移走。操场变成一大片平地，向标准运动场又靠近了一步。教学楼前面的地被削平以后，建起了排球场，篮球场。同学们可以在那里打球，做课间操。看着上下操场的变化，我们为能建设学校出力而感到自豪。

高中第一个学期第一次参加农忙劳动是到东莞的常平公社木伦大队，也是坐火车去的。火车到了刘家屯火车站下车。三排的二班和四班留在刘家屯生产队。一班和三班去了常平公社木伦大队的另外的一个生产队。上了高中的时候，正是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的时候，除了班级之外还有民兵建制，高一丙班叫做三连三排，四个组就是四个班。记得排长是阿城，一班班长是阿炳，二班班长是阿焰，三班班长是阿爱，四班班长是阿词。我在二班。

刘家屯火车站是一个小站，有两条车轨，常用来会车。刘家屯生产队只有几户人，却有一户知青大户，十来个人。而且，巧的是知青大户里的知青都是我们六中的旧同学。记得有阿陵和他们班的几位学长学姊。还有我们初中同级丁班的女同学阿群，还有一名男生。阿陵的父亲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的哥哥阿鲲也是六中的学生，早一两年就已经坚决响应“全党大办农业”的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成了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典型人物。阿陵到东莞常平组成了“青年之家”，也作出了很大成绩，成为当时的知青典型。

知青大户的知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参加劳动，赚取工分。他们轮流煮饭，还办了黑板报。记得黑板报上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劝大家要节约用电。在知青大户里，每人床头挂一盏100瓦的床头灯，读书看报，写信写日记，的确是用电太狠。我们下乡劳动住的地方没有电灯，点火水灯。可以到知青大户的小厨房烧水洗澡，太感谢他们了。

第一天就出了状况。那天我咽喉痛，见杰老师（体育老师）提着一瓶东西进来我们住的地方，我接过来，打开瓶盖就往口里倒，含在口里才发现含的是火水，马上喷出。在一旁的杰老师和同学们都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我当时真的一点儿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如此失控，也许是咽喉痛得忘乎所以了。

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一户，同吃，同劳动。每天割禾，也学会了打禾，那是一个力气活，只适合男子汉干，打了一天禾，双臂肌肉发酸，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刘家屯生产队的稻田在铁路的一边，从村里望去，一览无余，稻田水已干。农民们在田里干活也非常热闹，大声呼叫，大声开玩笑。珠江三角洲，东莞的民俗，为孩子起一个贱名，以为那样的孩子才好养。就有“奀仔”，“苏虾”，“狗牯”那样的贱名。刘家屯生产队有个叫“牛屎妹”的年轻农民，娶了个女子做老婆。女的异常奀小，好像是发育不全，不够称似的。生产队里的人都知道“牛屎妹”娶妻的花费不少，推算小女子的体重，然后两数一除，农民就开起玩笑，“牛屎妹，你娶的老婆那么贵，一百蚊一斤肉”。女的强烈不满，男的一声不吭，于是到处一片笑声。

劳动之余，我们高一丙班因被分成两处就有一两次集中活动。第一次，在木伦生产队的同学到我们刘家屯。阿城排长带着我们二班和四班出村欢迎，在两地的中间找到一处地形险要的地方，二十多人藏到一条沟里，等到一斑和三班的同学来到，大家一跃而起，大呼“冲啊”，把他们吓了一跳，让我们爽了一回。第二次，我们到木伦去，阿炳把我们领到他们的三同户，一户姓叶的农民。叶家有先人在旧政府的时候当过广州市的公安局的局长，看到一些老相片。阿炳和三同户的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阿炳，阿雄，阿焰，阿光和我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曾决定到农村参加劳动，阿炳写信与叶家联系，回信说不便，我们才打消了“去农村劳动”的念头，起了“去各地串联”的打算。如此说来，我们五人竟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先愿者。还有一次，所有下乡农忙劳动的学生都到常平墟参加欢送晚会，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城。欢送会还有表演，一位农民拉小提琴，把小提琴竖起来当作二胡来拉，觉得有几分搞笑，但可能算是“洋为中用”。就是这样的在农忙劳动里发生的鸡零狗碎的事记住了一把。

写到这里，为了弄清当时的一些地名，我特地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里的变化真大。常平公社所在的常平墟，升格成常平镇，后来又成为了东莞市的一大部分。木伦大队在常平墟外围，留下了一个木伦工业园区，和一间大大的幼儿园。刘家屯火车站就是现在的东莞市的火车东站。今日的刘家屯火车站已今非昔比，有八条车轨，每日近百辆火车出出进进，一片繁忙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