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原名《串联：也算潇洒走了一回》，后因“潇洒”一词不是出自我们的那个年代，不敢擅用，于是易名为《串联，串联》。
        
                                         串联，串联

                                          高二丙班 朱卓裕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交，文化革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学校停课，没有课上了。阿炳和我，加上阿雄，阿光，阿焰共五位同学在学校里无事可做，五个人成立一个组织，阿炳为它起了个名字：“竞红”。每天，到中大，华工，中山医，美院，暨大，华师等大学去看大字报。在大学里，看到外地来串联的大中学生很多。于是，我们也萌生了外出的念头，反正没有课上了，何不也到北京，上海各地串联，走一走呢？ 但是，我们五个人中间，只有两人是工人出身，其他人恐怕因成分不是红五类而拿不到学校的证明，没有学校的证明，就拿不到火车票。我们劝阿炳和阿雄去开证明领火车票。阿炳不同意，要去就一起去，不去就一起不去。后来，阿焰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领到了五张北上的火车票。阿焰的办法在早些时候的文章评论里有披露，不在这里重复。领票的时候，发火车票的红卫兵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间学校 -- 大朗中学。

火车北上，穿越千山万水，一路无话，浏览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北京，到处人头涌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北京已是初冬，秋风萧飒，落叶满地。我们五人被安排在盔甲厂小学留宿。盔甲厂小学在盔甲厂胡同，在长安街东，北京火车站附近，离建国门不远。盔甲厂胡同因明朝在此设盔甲厂而获名。是营造盔甲、铳炮、弓、矢、火药的地方。盔甲厂胡同是个好地方。这里曾是燕京大学的校址。美国友人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就曾住在盔甲厂胡同13号。

盔甲厂小学已经停课，我们在课室里打通铺，麦秸铺在地下，有被有褥，且烧蜂窝煤取暖。安置下来之后，我们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啊，宏伟庄严的天安门，汉白玉建筑的金水桥，东西走向宽阔的长安街，巍峨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我们来了！

后来几天，我们从火车站坐公共汽车到海淀，在那里换车到中关村，然后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北大的校门是四合院式的。大门有门槛，是要跨过去的。大字报区被东南西北的教学大楼围成。我们五人浏览大字报，学习北大学生敢于革命造反的大无畏精神。清华大学的门比较有气魄，一进门，一路是大字报棚，向远处延伸而去。我倒是对清华大学的九号楼很感兴趣。据说，九号楼是由九机部出资建成，为二炮部队和核工业培养大学生的地方。九机部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外公布的只有一机部到八机部。

几天后，就迎来了大日子。清早，领了干粮，水果，跟着大队伍，从东单北上到东四北街西转东四西大街，再进入五四大街，然后南下北池子大街，往南到南池子大街。一出南池子大街，在长安街就可以看到天安门了。可是，到了南池子大街，大队行进缓慢，虽然离长安街不远了，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行进中，我们和广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两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不期而遇。他们排在我们的队伍前面。当大队每移动到一个地方等待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表演唱《欧阳海之歌》，有唱，有舞蹈动作，乐此不疲。《欧阳海之歌》的歌词，“湘江岸上枫叶红，列车飞驰在群山中， 透过那黎明茫茫的薄（白）雾，迎面来了一队炮兵，来了一队炮兵。......”，我全都还记得。至今，我开车上下班的时候，睏了就要大吼大唱，选的大多是《欧阳海之歌》。不过后来，我吼的唱的却是黄霑填词的《分飞燕》，个中原因，也许大家都知。

太阳下山了，队伍已经接近长安街了，到天安门只有一箭之遥了。却传来消息说，毛主席已经离开天安门，检阅结束了。大队伍一哄而散，我们非常失望，相约等待着下一次的检阅。

就在第八次和第九次检阅之间，大约有一两周的时间，我们五人上了长城，去过颐和园，北海，天坛、地坛公园，中山公园， 也去过王府井，东单市场，大栅栏。上长城的经历是难忘的，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昌平，在昌平买了火车票上车，沿途经过点将台，停在有詹天佑工程师铜像的火车站，步行到八达岭城门景区。然后，选择了陡峭的那边攀登长城上到山顶。和第一次见到大海一样，站在长城之上，居高临下，放眼遥望，万里山河尽收眼底，心胸顿觉宽阔，开朗。感叹“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妙处。到颐和园游玩也是一大乐事。偌大一个园林庭院，到处景色迷人，雕梁画栋的长廊，高大奇妙的排云阁，似船非船的石舫，以及园门惟妙惟肖的卧狮，立鹤等青铜制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期间，阿炳遵其母嘱咐，要买六神丸。我们到了大栅栏，找到了同仁堂。阿炳问了同仁堂的伙计，同仁堂的伙计说没有。就叫我去再问。我去问了，同仁堂的伙计问我要多少，帮阿炳买了两小瓶。原来阿炳把六神丸说成是六神“元”，同仁堂的伙计没有听懂。那个年代，同仁堂的六神丸是紧俏货，大家都为阿炳买到六神丸而高兴。

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了，我们是在东长安街建国门路段接受检阅的。比起上次的“长途跋涉”，这次我们坐在路边，以逸待劳。大约中午过后，毛主席乘坐的北京牌吉普车，时速120公里，从我们的面前飞驰而过。坐在路边的红卫兵一哄而起，我们欢呼雀跃，高呼万岁，望着吉普车绝尘而去。总算是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了，了了一场心愿。于是，我们决定北上东北三省串联。

第一站到了天津，住在天津聋哑学校。天津是首都出海的门户，津门要地，港口多且繁忙，装卸机械高塔长臂林立，是我们在火车上看到的风景。天津有三件事是记得的：一是天津的冰室和广州的冰室是一样的，可以坐下来吃雪糕，在北京就没有这样的冰室。二是天津的那条海河桥和广州的海珠桥几乎是一样的，恐怕是出自同一家建造商。三是天津人讲话的语调和广州人讲话的语调很相似。我们听到天津人讲“边走边讲”，以为是广州人在讲“边走边讲”。可是，奇怪的是，诸如在天津去了什么地方，看到过什么，都没有印象了，只有这三件事还记得。

第二站我们到了沈阳，住在红工广场的沈阳开关厂。红工广场是沈阳重轻工业大厂的集中地，每日
这里，机器隆隆声从厂房响出来，烟从烟囱飘出来，载重汽车车轮滚滚，一片繁忙的工业景象。那时的十二月的沈阳，已是冰天雪地了。我们试图向接待站借棉衣棉裤，然后到哈尔滨，再上大庆油田。却因借不到，只好改变计划南下上海。如此说来，沈阳也没有在我们心目中留下太多值得纪念的地方。倒是有件事还记得的是，在沈阳工大听到了一段对话，一上海学生抱怨没有热水洗澡，东北籍的学生说我们这里一个月才洗一次澡，上海籍的同学就说我们一个礼拜至少要洗一次澡。我和阿炳大笑，我们每天洗澡，不过不是在这里。

六八年一月，国务院发出了通知停止学生串联。我们也如倦鸟思归巢。离开沈阳，阿焰和阿光和我们走失散了。他们下了大连，旅顺，我们直奔上海。经过济南，南京都没有下车，倒是记得在南京等火车摆渡，那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已是半夜时分，花了三四个小时。到了上海我们三人住在税务局。在一条和南京路平行的街道上。从住地步行出南京路，说不尽的都市繁华，望不尽的十里商场，算不尽的车水马龙。从住地移步不远，就可以到城隍庙，亦即是豫园。园里有九曲桥，有众多的亭台，商铺。节假日，周末这里热闹得很，一幅旧时墟集的景象。在上海，我们被安排参观了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水压机。也在南京路上徘徊，在黄浦滩头驻足，在大世界外仰视。我们还到了闵行，上海市的一个卫星城。在公共汽车上听到有人说广州话，我和阿炳相视而笑。

最后一站我们三人到了杭州。我们住在西子湖的旁边，每天起床看到清早的西子湖，烟雾轻锁 蒙蒙细细，水汽蒸腾，渺渺袅袅，淡妆浓抺，美妙无比。在杭州，我们到过西湖，苏堤，岳王墓，三潭印月，灵隐寺，雷锋塔，均没有能进去。还到过钱塘江大桥，钱塘江大桥以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出名，他是防守浙江钱塘江大桥的解放军战士，在站岗的时候看到大桥的铁轨上横卧着一根大木头，他立即排除险情，避免了一场桥毁车翻、人员伤亡的惨剧。离开杭州，我和阿炳，阿雄归心似箭，一路无话直奔广州，回到家正好过春节，我们称之为“皆大欢喜”。

春节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和阿焰和阿光汇合，看到阿城，阿苇，阿珏，阿都和阿贵几个人，占了两栋老师宿舍中的一间头房，成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小队，准备步行长征，到北京，游览长城，决心不小。稍后，我们五人也尝试了一次徒步串联，上长沙，然后徒步到韶山，参观伟人的故居。第一天，从长沙步行几十公里到了湘潭，住在一位老乡的家中。我们知道湖南人嗜食辣椒，特别告诉那位大嫂，我们不吃辣椒。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那菜肴还是辣到难以入口吞咽。大嫂说她没有放辣椒。我们想，大嫂家的锅碗瓢盘，常年粘染辣椒，就是不放辣椒，煮出来的菜肴也可以辣味十足，辣味无穷。晚上睡觉，在阁楼上打地铺，一躺下，发现旁边是一副棺材，吓了一跳。还好，知道外省人有预造棺材的风俗。也因长途跋涉，疲劳不堪，倒头就睡，睡到天亮。从湘潭到韶山的路程比从长沙到湘潭的路程短，第二天中午时分就到达韶山冲。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参观伟人的故居。于是步行返回，半路遇到有人相请，搭上车回到长沙，然后坐火车回穗，实在不算“徒步”串联。

串联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生难以忘怀的日子，无牵无挂，无忧无虑，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快乐得很。虽然我们去的地方不算太多，也算亲近了一回祖国的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