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的噩梦是这样开始的，一次在新开林段挖橡胶洞收工后，人们聚在茅草房门前闲聊，他仅仅说了句“刘少奇也是好人，何必要打倒呢？”和另一场合在饭堂毫无意识摸了一下毛主席画像中毛的那颗痣，于是就有人向连指导员揭发，后来，连他向女同学写的信也成为罪状之一，他领略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然，更糟糕的是他家庭成份。

      他父亲原是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高级技术人员，在重庆曾经协助陈立德的“飞虎队”工作，参加抗日战争，父亲是国民党党员，1949年8月随公司迁到香港，1949年11月9日通电起义，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两航起义”。毛泽东主席曾电贺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49年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后父亲南下支援白云机场建设（一同调到广州的还有高三丙班胡家峻同学的父亲等人）。

      然而好景不长，五七年父亲就被定为“右派”，文革时更背上“派遣特务”“残渣余孽”等黑镬，他的家庭成分属黑七类无疑，在注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日子里，他的说话很快引来了批判，那时阶级斗争时时讲日日讲月月讲，批斗逐渐升级，在队里他被列入唯一要监督改造的人，做最繁重的工作，洗厕所、抬大石，他必须接受来自精神和肉体折磨。更为可悲的是父亲在广州被折磨致死，当母亲电报寄到连队要他回家处理后事，电报到了营部竟压着不通知，他连知道父亲死讯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别说探家奔丧。在被监督改造的日子里，他忘不了时任连长刘火昆，是他顶着上级领导的种种压力，暗中处处庇护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广州青年，使他不至于崩溃，也使他看到老工人真情；（这次回农场他特地上门拜访恩人老连长，送上红包聊表敬意。）他忘不了一位知青同学，在他无立锥之地的时候，能容留他一起住在茅草房，使他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地方，在被批斗时这位知青朋友从不上台，默默无声给予同情与支持，他感谢广大知青同学没有因他的“黑底”而受到孤立，后来连长把他调到营部“基建小分队”工作，在那里同样得到知青同学的关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