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机现代化, 大小水库建了8万多. 水利设施几十年如一日万。今天中国80%的水利设施都是文革时代的产物。改开后，公社取消了，水利不是GDP了，大家吃着毛主席留下的水利老本骂“挖井人”不懂经济了。现在老本快耗尽，水旱灾来了。改开已经走了多少弯路啊，该总结经验教训了。去毛化，已经在吃恶果，违反客观规律是要付出代价的。

三年自然灾害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

节选自陈东林的文章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 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 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 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中的地位，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1978年全国受灾面积72660万亩（原表有五十年数据，略去）。这三年受灾面积确实大大高于建国五十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

1978 年的情况则不同，粉碎“四人帮”不久，为了适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1977年起，国家采取了大量进口粮食的政策。1977年至 1983年年平均进口104.5亿公斤，是建国以来的一个高峰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 25亿公斤，净征购率只有15.6%。还规定国家对农村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的主要变化见下表：

1957-1962、1978两个时期农业生产条件比较表

年份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灌溉面积 （千公顷） 化肥施用量 （万吨） 农村用电量 （亿千瓦小时）
1957 121 27339 37.3 1.4
1962 757 30545 66.2 16.1
1978 11750 44965 884 253.1

由上表可见，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 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 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 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当代中国的农作物业》第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再加上前述农业条件的改善，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 11.48%，“六五”期间为6.68%，“七五”期间为3.2%， “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 第38页，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