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我和罗银河成了好朋友。她原不是我们戊班的，是初一丙班的住宿生，后因初一丙班留级的太多，加上太调皮，就将她们班解散，分给了我们戊班和丁班，于是戊班和丁班从原的走读班，变成了走读和住读混合班，从40多人变成了60多人的班，其实读书时，走读和住读很少玩在一起，何况中途插班，也不是很熟，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但文革时，在别的同学和我疏远时，划清界限时，我们却成了朋友。她成分很好，也没有参加派别，于是我们成了逍遥派好朋友。

文革前我很少去城里，我不认识广州的路。文革时她带我去了广州很多地方，带我去“串联。”那时她带我到华工，华南等大学和中学去逛，带我去重型机械厂，新中国造船厂等工厂去“联络”，还带我去白云山玩，同时还让我认识了原丙班的一些朋友，还有高我几届的学长，使得生活也不是那么单调。那时妈妈每月给我4元零花钱，在那个年代，我算是个小富婆。我们常没有目的地从中山一路走到中山七路，不知疲倦。饿了，就吃五分钱汤粉，觉得好吃极了。我的饭量从小都不大，有时一毛钱瓜子，也能打发一餐。罗也常带我喝牛骨汤，吃冰，非常美味。

文革时怕抄家，有些需要保留的东西，就放在罗银河的家。他们出身好，是红五类。他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对我也很好。有时我也会住在她家。她妈妈在沙河镇的菜市卖菜，常常吃饭时有一道菜，煎咸水鱼，又香又好吃。在她家可以使紧张的神经得以稍稍放松。她也常常来我家，我爸爸妈妈对她也很好。

最使我不能忘记是她对我的友情。那是个晴朗的一天。罗银河到我家来陪我，我和她正在聊天。突然我听到楼下，一个男人粗暴的大声呼喝声，我一边站起身向窗口走去，一边对罗银河说：“哪家大人这么凶，这样骂孩子。”接着向窗外一看，只见一个陌生人，推着我家的自行车，手里拿着手枪，押着我的小妹妹，向饭堂和礼堂的方向走去。吓得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下楼，追上去，别让人伤害我妹妹。我不能告诉爸爸，因为爸爸不可以卷进去。我匆忙往楼下跑，这时我发现罗银河跟着我，我告诉她，我妹妹给人抓走了，我要去找她，叫罗银河赶快回我家，但罗银河没有走，陪着我一起去。孤单时有人相助，我顿时特别感激她，给我的援助，胆子也大很多了。到了饭堂，我看见了抓我妹妹的人，这人给我的印象很凶，两眼充血，好像喝多了酒，醉醺醺的，他不是珠影职工。我和罗银河上去问他要我妹妹，他拿枪对着我说：“你妹妹帮着某派的人拿信。”我说：“她只有13岁，懂什么，帮着邮递员把信从鹭江邮局带回来，有什么错。”他说：“不行！你妹妹帮某派拿信就是不行，这说明她是某派的。你来我不仅要毙了你妹妹，也要毙了你。”我说：“我不怕，反正你得把我妹妹放出来。”罗银河也帮着我说。看着那把枪，原先有些胆却的我突然不害怕了。我有责任保护我的妹妹。我的朋友也不怕死，和我站在一起，也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我一直不停地执着要我妹妹。文革时我的不张扬，不参加任何派别，给我带来了保护和好处。炊事员叔叔一直帮我好话，说我很懂事，很乖，不像我妹妹那么不懂事，调皮。饭堂的炊事员叔叔，他们和那个醉鬼是一派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妹妹给偷放了出来，自行车也给回我们了。那个醉鬼也不了了之了。回来后，一想到那醉鬼颤抖的拿着枪的手，不知什么时侯会走火，真是后怕。也害怕朋友为我遇险。但文革时她给我的友谊和帮助，我会永记，我珍惜这友谊。

1968年之后，我去了海南农场，她去了插社。她与当地农民结婚后，夫妻去了巴拿马，多年音迅全无。一次意外收到她的电话，她回国约我去麓湖公园喝茶，这张相片是当时在麓湖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