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谁能讲出真相？

                                            阿陀

                                            目录

    前言

   广州人，谁能讲出真相？——“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二

  文革悬案最新重大发现——“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三

  娃娃行凶，匪夷所思——“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四 

                                                    前言

这里收入的三篇文章是《孤魂无处话凄凉》的续篇，连同前篇，记录了笔者数年来追踪调查广州文革“吊劳改犯事件”的基本过程。从道听途说的见闻搜集，苦无实证的推测分析，到发现真名实姓的死者，面对洋洋得意的疑凶…… 读者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公开披露过的一幅幅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历史拼图。

本文没有完全采取历史研究者通常做法，以第三者身份就事论事的冷静客观态度追述历史，而是把调查对象的态度（例如不得其解或心有余悸或犹豫反复等等）作为文革历史的延续也记录下来，同时更袒露了作者调查过程中自我省思的主观心路历程。

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们本身就是历史的活化石。

读历史，读这一代人，也读今天的中国

——这就是我探索历史的目的。

  *                         *                        *

还须说明的是，这三篇文章以前从来不曾公开发表过。本来计划是要发在下一期的“培英老三届校友网”上，但我们网刊一时半刻出不来（就是登出来了，也不如办在国内的网站影响那么大），看到“广州六中老三届网”的“文革纪实”人气挺旺，于是冒昧“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为了这篇希望面对几百万老广州人的文章，有一个更贴近历史现场的登陆平台，唐突之处，请多包涵！

                                     作者 二零一零年八月 于芝加哥

                                    广州人，谁能讲出真相？

                            ——“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二            

拙文《孤魂无处话凄凉 “吊劳改犯事件”——广州文革一大悬案 》（以下简称《孤魂》）”刊出以后，引起一些读者的关注。除了对无辜的受难者深表同情，大家最关心的是：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解答这一文革“悬案”的钥匙在哪？

《孤魂》旨在把一些初步的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捅出这一被长期刻意埋没的历史冤案，引起社会关注。

本文将试图作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希望能有助于大家思考，望有心人能帮忙提供更多的线索。

关于39年前这事件的起因，目前主要有“阴谋论”和“突发论”两种解释。

（一）一只黑手在操纵 ——阴谋论者说

  “吊劳改犯事件”为何如此突然，短促？事前事后发生的一切为何如此扑朔迷离？当事人黄意坚（注一）强烈质疑背后有一个大阴谋。

笔者最近访问过不少文革期间生活在广州的人，几乎无人不知这所谓“吊劳改犯”事件，虽然一些人对当年的惨状还历历在目，永世难忘，但同时也没有人能讲得清楚，三十九年前这一事件的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死的是什么人？行刑者是何人？一般的说法是：67年8月中旬，因为传说各地劳改犯逃跑出来了，要冲广州，于是居民组织“街道联防”，筑起街垒，半夜里（也有在白天）打死了一些据说是“劳改犯”的人，可能其中也包括一些农民，外省人，流浪汉，精神病人和“五类分子”等，还有因为派性互相报复的情事也可能掺杂其中。有人说事件持续三五天，有人坚持是一两个星期。

黄的看法与众不同。

其一，他界定的所谓“吊劳改犯”事件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就是67年8月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出现在广州市区街头的大量不明来源尸体（吊尸）的事件。全过程严格说来只有几个小时。后来由此引发的零星暴力，可能还打死个别人，即使持续了一两天，也只能算是事件的余波。

  其二，他怀疑这些尸体根本就不是天亮以前被居民打死的，死者既非什么劳改犯，也不是流落街头的各种无家可归者。如果是居民所为，总应该有一定比例天亮以后还不会立即断气，为何12日早上广州居民打开门走上街头时，惊奇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个没有气息的死人；如果是居民打死劳改犯，在当时来说就是消灭来犯的 “敌人”，不算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从来没有任何当事人承认过，甚至也没有任何目击者指证（当事人）；如果是居民错打死了无辜者，文革后一波波申诉平反的浪潮中，为什么就从来没听说过任何来自死者家属的声音？

  其三，一夜之间全市同步发生的如此大规模的屠杀行动，很难用“群众自发”来解释，更像一次有组织的协调行为。（尸体散布也有一定路线，必须由机动车才能实施。）既然文革以后历次的反复清查都证明两派组织和此事无涉，那当时谁又有如此大的能量策划制造这么一个惊天大案？后面应该有一只强有力的黑手。

  其四，“劳改犯将冲广州”的流言不经而走，是整个事件的起点。要查出黑手，就必须追根朔源。

  黄告诉笔者： ……八月九日，红联指挥部最初接到省航运厅军代表的电话：有几千劳改犯正乘坐“花尾岛”（船）从北江往广州来（消息可能最早就是从这里扩散出去的）。我们觉得问题严重，当晚我亲自从陈列馆走到海员俱乐部核查。海员总司（旗派）的人说这消息应是假的。当时在场的还有负责“抓生产”的原航运厅副厅长白铁华，他分析说，这事不可能，第一北江从来不走 “花尾岛”；第二，北江的全部运力加起来都运不了几千人。于是我们又去问军代表，对方说消息来自海军驻广州基地参谋部。但这之前他们告诉海员总司的却是消息来自省军管会。黄怀疑谣言就是这样传出来的。

其五，广州文革最大的集体死亡事件一直不让追查，企图不了了之，这本身就启人疑窦。六七年底，大联合后，省革筹集中两派一起办学习班。当时两派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坐在一起讨论过此事，更清楚和两派没有关联。于是黄和对立派“主义兵”代表联合写报告要求上级彻查，结果被广州警备区司令员阎仲川斥之为“搞事”。

  综上所述，黄判断整个“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可能是当时上层的某一股势力嫌广州局势不够乱，无法实现自己的文革意图而一手炮制的血腥事件。

   阴谋论能否成立？首先要有证据。虽然笔者接触若干当年两派组织的头头，如莫超海（注二）和李正天（注三），也或多或少有类似的怀疑，但基本上都只是一种揣测。

让我们先沿着 “阴谋论” 的思路，设想出这样的画面：……深夜，一队满载尸体，密封严实的汽车悄悄进入熟睡的广州城，分散驶往不同方向的预定地点……车停，迅速跳下几个壮汉，揭开盖毡，拖出一具具尸体，手脚麻利地把预先准备好的绞索套在死者的脖子上，连抬带拖，把死人弄到树下（或电线杆下），飞快地吊起来……车行，下一个路口，壮汉又沉默地紧张重复先前的动作，有的尸体来不及吊起，就干脆扔在马路上……

   ——匪夷所思！莫非好莱坞的恐怖片？

就算可能这么做，去那里一下子能找来近两百具死尸——还得是“新鲜的”。就算尸体奇迹般找来了，布放尸体也顺利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怪异行动，市民能不看见？能不惊疑？能不议论？

显然，“布尸”不合情理。阴谋论要成立，至少得有人亲眼看见，并证实夜间发生了大规模布放死尸的行为。（而且还需查到谣言的出处以及整个行动的内幕。）

不过，笔者虽然目前不相信整个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操纵的政治阴谋，但也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当年上层能够左右广东局势的主要是三股力量：

黄永胜的广州军区，背后是林彪四野的势力。

江青的中央文革，背后有毛的支持。

周恩来的国务院，背后有老军人，老干部撑腰。

表面上三者是一体的，都执行毛的文革路线，实际上暗中互相较劲，特别是周恩来涉入广东文革甚深。当中央文革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暴时，周肯定了广东夺权中起用老干部的经验，很可能就包含互别苗头，另立样板的企图。周对广东旗派的肯定，使黄永胜的广州军区抵触很大，一直暗中抗拒。67年3月至10月的半年之间，正是全国武斗最烈，局面最混乱之时，日理万机的周前后十次接见广东两派代表，全力推动两派大联合，率先影响全国局势由分而合，从乱到治的意图十分明显……

上层斗争的错综复杂非外人可以想象，曾经处在文革漩涡中心的两派头头政治嗅觉可能比一般人要敏感，他们不约而同的怀疑，虽然没有证据支持，还是有启迪价值的。就说借尸煽乱吧，未必要大规模去做，难度太大。但先放出谣言，再抛出几具死尸煽起头一把火，引爆群众情绪……在真相还未大白之前，什么都有可能。文革中还真发生过这样的奇事——67年12月，重庆第一次大型武斗冲突后，声称伤亡惨重的其中一派，就从殡仪馆强行借走四具市民尸体，（还加上己方一名心脏病发的死亡者）举办 “烈士遗体展览”，大造舆论，一举把对立派逼下政治舞台。据说主导这一骗局的，竟然还是大名鼎鼎的《红岩》作者罗广斌。 （注四）

无论如何，“阴谋论”作为一种假设无妨，但目前缺少证据支持。那么，一般认为，“吊劳改犯”事件是文革非常时期，因为社会治安瘫痪，市民情绪失控，恐慌反应过度而突然发生的特殊事件。这种“突发论”是否就可以成立呢？

（二）反应过度齐失控——突发论者说

公安系统瘫痪。“劳改犯出逃”，并非空穴来风。

查看当时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纪录（注五）：

　7月15日（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8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月7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19人，郊区有12人，越秀区有30人，荔湾20人。目前还有人看，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月8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根据广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近年编的地方志（注六）：

 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本人亲身经历也可以旁证以上档案记载：

就在事发以后，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笔者在陈列馆大院的货柜厢里，旁听过一次（旗派）公安人员的临时审讯，一个被附近居民扭送来的疑人，果然承认自己是从广州附近劳改场跑出来的，原因是该场己无人看管。

事实很明显，当时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成分复杂的在押人员跑了出来，造成这后果的直接原因是一向铁桶一般牢固的公安系统突然陷入大混乱。

笔者查阅当时的资料，注意到武汉“七二0事件”后，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谢富治在七月二十二号和八月七号两次传达毛泽东关于改革司法系统，彻底“砸烂公（安）检（察）法（院）”的指示精神；（注七）七月二十二日 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发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全国各地群众组织普遍开始抢夺军队，公安和民兵的********。许多城市正是在这一时期陷入文革中最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广州只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例子。市公安局当时被内部组织夺权，但夺权的一派群众组织根本无法完全行使权力，控制局面。同时各公安分局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枪枪群众的冲击。据军管会日记记录，仅八月六日一天，全市发生44次抢枪事件，其中41次就是抢公安局（注八）

在上述大背景下，广州治安瘫痪，各地犯人部分出逃，两者同时发生，既是巧合，也完全不出奇。

社会秩序混乱，谣言四起，民心极度紧张，恐慌，事态已到一触即发的临界状态。

当年的（群众组织）小报是这样描绘六七年八月初广州市面情况的：“近来，妖雾弥漫，广州城笼罩着一片内战的恐怖气氛……专政机关失灵了，公安系统瘫痪了！小偷惯窃，地痞流氓等乘机出来活动，抢劫行凶，层出不穷，人民汽车收车时间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两三点就关紧门，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见行人;现在水路交通中断，运输供应受到严重影响，市面十分紧张。”（注九）

 政府编的地方志记录： 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南林武斗”以后，一，三，五号公共汽车全线停驶，其余各线业缩短行程，或行日不行夜，“全市交通逐渐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广州文革研究者叶曙明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发事前夜之广州的：“……到处枪声，危机逼近，行人寥落 ”。（注十）

 依笔者所历，以上情况基本属实。但即使当时公安已经瘫痪，行凶抢劫个人财物的刑事案还是极少发生的，不过群众组织掌握武器后，确实有部分集体抢劫商店物资行为，当时传言中的抢劫事件，恐怕大部分是这一类。恐怖气氛的形成，固然和两派武斗分不开，极度恐慌心理下以讹传讹，人为制造更大混乱也是重要因素。笔者注意到有案可查的当时省军管会的一段纪录：

八月十一日，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注十一）

电话记录只是客观录下了群众的报告，上报的内容显然也非自己所见所证，仅仅是所听所闻而已（有没有再加油添醋就不知了）。联系前述航运厅军代表关于几千劳改犯将朔北江而上冲击广州的通知，至少可以判断，八月十日和十一日这两天，广州城已经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居民个个草木皆兵，有大祸临头之恐。局部地区自发建立 “街道联防”，就是准备对传闻即将到来的 “劳改犯冲击广州”非常事件作出反应。“街道联防”提供了“群众专政”的实施条件。

正当大陆文革如火如荼之时，有一个广州人逃到香港，利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数据，结合自己的经历，编写了一部广州文革史——《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注十二）书中有专章 “街道联防与劳改犯”，兹节录如下：

街道联防起初完全是居民自发的一种防御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为了对付一些红卫兵的抄家行动以及小偷的抢劫。最初，一些街道中热心公共安全的人物，基于互相帮助的精神，约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发生，以敲铜锣或敲面盆为号，通知街坊，各街坊听到讯号，也采取同样措施，呐喊鼓噪。这样造成一种声势，使窃贼或红卫兵受惊，逃走。有一些自愿担任巡更的人，还对窃贼等作追击或捕捉，随意将被捕者吊死或痛打。随着街道联防的迫切需耍，街道联防的形式愈见严密。后来，各街道之间，都设有闸栅，这些闸栅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一般都很坚固。材料的来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当时广州的一般街道，普遍设有这类闸栅，就象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 这些闸栅就会加锁, 禁止出入。

在 “劳改犯杀人行凶”之类的流言传得最凶的期间，“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于是，不管好人坏人，不问究竟，被街道居民捉住则予打死。……不时可见尸体高挂电线杆，其状极为恐怖，使人触目惊心……。

街道联防期间，各街道打死的人，一些是流入广州的郊区及外县农民;一些是在广州无户籍，居无定所的流散青年，这部分人占大多数。其中也有一些有收容所出来的流散人口和一些组织劳动的人员，这些人大都被当作劳改犯。此外，当然也有一部分旗派和总派的成员。

该文是笔者至今所见对该事件描述最为贴近的文字，见书时距事发才三，四年。《孤魂》提到姚XX亲见文德路三个“劳改犯”死于街道联防闸栅之下，可为旁证。

“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突发事件，它的前因后果，脉络看来还是大体有迹可循的，至少它比不着边际的“阴谋论”要可信得多吧。由是，“突发论”成为民间和官方的共识。

笔者认为“突发论”虽看来好像有一定道理，却同样未能成立！

（三）言之成理 立则无据——谁能解开文革悬案？

武斗大乱，犯人出逃，流言四起，民心恐慌，闸街自保，滥杀无辜……

如此推论，表面上看起来合符逻辑，实际上证据不足，很多疑点无法解答。

任何人要对67年8月这一非常事件做出客观判断，都必须掌握当时的基本情况——起因，时间，范围，过程，当事人身份，死亡者身份以及死亡人数等。

现在文字数据完全阙如，笔者虽然作了一些采访调查，也远远未能说明问题。

1、事件起因 扑朔迷离

事件因“劳改犯”而起，地方志更明言八月十日收容站放走84名收容人员，拒收83名偷渡人员，是导致 “释放劳改犯”谣言不胫而走，第二天晚上爆发风潮的直接启因。但广州人一般都知道，被收容的流浪者和偷渡者并非劳改犯，即使当时确有为数不多的轻罪犯人跑了出来，事前事后也找不到任何一例这些人行凶犯案的事实（如有一定会大事宣扬）。可以说“劳改犯”和市民无冤无仇，何以市民会倍感威胁，产生失去理智的疯狂反应？如果只是突发的偶然事件，仅仅是以讹传讹的传言，导致的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吊劳改犯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广州，难道不值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认真研究？如果是有黑手操纵，预谋制造的谣言，幕后者实在太高明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将可能揭示广东文革史的另一层面。

2、前后时间 模糊不清

第一例死亡发生于何时？

   街道联防建立并设闸于何时？

   整个事件持续到何时？

    地方志说事件是在8月11日晚发生的，“自此，市民自发起来组织联防，在街道和一些马路口设置闸门。”

为什么军管会8月11日值班日记提到那“商业局工作的市民”来电报称，前一天 “群众联防”就已经打死了一些劳改犯? 华师学生汤生龙的回忆也提到 “10，11日广州街头打死很多人。”（注十三）

到底第一例死亡发生在何时何地？是不是在街道联防建立以后？11日晚事件高潮时，街道联防都已经普遍存在了吗？有多少街道已经被闸起来了？

就笔者所知，全市范围的联防建闸，肯定是在12日才开始的，但在此之前应该已有部分地区作了，前述姚xx的回忆谈到文德路案例，就可能发生在11日夜间，街闸已经建立并发挥作用以后。整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群体行为，和街道联防的状况有很大关系。

事件持续了多长时间目前也很难定论。

主要高潮发生在8月11日夜，应无疑义。

其后两三天还发生一定数量的死亡，笔者采访的沿江路和吉祥路案例，就可能发生在这段时间。

再后，估计还有零星案例发生，因为街闸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陆续拆除——只要居民自行执法，闸街宵禁，就可能滥杀。而且风潮也可能会向周边郊区蔓延。            

3、区域范围 有待确定

尸体分布基本上遍布当时广州最繁华的地段。河南少，河北多；东区少，中轴线两边及往西广大区域最多。但整个范围到底有多大？既然远离市区的白鹤洞都有，其它郊区也都同样可能发生。如果无法看到当年的档案，唯有靠当年的目击者提供情况，否则无法勾勒出整个事件的全貌。

 4、 死亡人数 各有说法

  政府新编的地方志：“一夜之间数十人死亡”，只是一个大约数字，（没有交代数字来源，）而且不包括其后死亡的人数。

  当年一个群众组织“批陶联东山分部”在其小报上报导的死亡六十七人，也同样仅仅是8-11“一夜之间”，且统计范围不详。（注十四）

  前述黄意坚一百九十人左右的说法值得重视，这毕竟是目前唯一所见的当事人具体统计记录——据黄说是两拨人的分别统计，其中一拨还是公安专业人员。但这只是保存在黄的记忆中的数字，会不会有误？起码应该有当年直接参与统计的其它人出来作旁证。且黄称点算时间是十二号，当然也就不包括以后发生的了。

  准确的数字肯定有！——也许在殡仪馆的记录和军管会（未公开）的档案里。如果始终无法看到这部分资料，唯有靠广泛调查，反复验证不同地区目击者的回忆，综合统计出一个大体可信的数字——看来最可靠的数字还是在市民脑中。

5、死者何人身份不明

下面是叶曙明先生的一段采访——（注十五）

黄意坚：死的人是什么人？肯定不是广州市人。文化革命后很多年我还反复问，谁能够讲得出死的人是你们的街坊，你们的亲戚？我当时问过这么多中学生——当时全广州的中学生有一半是听我的话的，我叫他们去探听那些是什么人，结果没有人能讲得出死的是什么人。死那么多人，后来竟然没有下文的。

 莫超海：也没有去追。上面没有组织去追。我们问过这件事，但没反应。群众中也没有人追。有些人被批被斗，送回农村，后来要求返回广州，他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但这件事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是有所怀疑的。

这确实是非常离奇的事，要知道，当年任何人出门都必须要带“证明”——由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管辖机构开出的一纸身份证明，否则买不到车船票，也不能住宿旅馆，连留宿亲朋家都会被清查。乞丐离乡讨饭，尚且还要揣一张 “大队证明”在怀里，该事件死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身上就没有一点东西可以证明身份呢？（黄意坚当时那 “两拨人”是怎么调查的？）

如果当年负责收尸的是军管会当局，今天还留存有记录吗？

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广州市民，特别是精神病患。他们的家属和邻居应该站出为死者讨还公道！

  6、 施暴者谁 无法查究

  当年的施暴者都是什么人？——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本文件资料，也没有任何有名有姓的具体指证。

不管被打死者何人，哪怕是罪大当殊的犯人，普通人都无权利自行执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 “私刑”都是极其愚昧，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犯罪行为。这是常识。何况这些人被追杀时既非现行犯，甚至连申诉，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谁应该对当年的暴行负责？

——上层黑手？没有证据。

——群众组织？一再清查，证明无关。

——广州市民？从前述的访查结果看，恐怕难脱干系！

当年的目击者，广州人，除了“揾银”，难道你们的良知都已经泯灭了？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都是当事人。我们每个广州人都应该为当年自己“置身事外”的沉默和麻木感到羞愧。

当年的施暴者，也许会庆幸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但道义和良心的谴责将伴随你终身！（姑隐其名）把当年的经过如实讲出来，卸下你心头罪孽的包袱，不失为可行的解脱途径。填补历史空白，协助查清历史真相，为后人留下教训，也是一件将功赎罪的善事。

当年的掌权人，垂垂老矣。此案为何该查不查？谁对犯案者网开一面？你们最有发言权。请不要将历史真相带进坟墓。

7、主政当局态度暧昧

  我们知道，当年“破四旧”中打死人的红卫兵，批斗时整死斗争对象的骨干分子，以及武斗中杀了人的派别成员……等等，凡是文革中涉及暴力致人死亡者，事后无一例外都受到权力当局的反复清查。尽管惩罚处理的轻重可能因亲疏有别（对********等可能网开一面，重罪轻罚，不予深究），但相信每一非正常死亡个案都有调查记录存档。

  “吊劳改犯”事件是广州文革死亡之最，没理由不查；涉案者众，如果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市民，也不难查。若黄意坚所言属实，当年主政当局“捂”的态度就太令人费解了。

  朝代更迭，今日政府可以说和前朝冤案并无直接牵连，现在既然讲“以人为本”，就更没有理由回避历史。

8、“疯狂之夜”谜中之谜

如果说整个“吊劳改犯”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神秘的八月十一日夜晚，更是谜中之谜。

八月十二日黎明降临时，遍布全城各地的尸体，说明夜里一定有一场非常疯狂，极其恐怖的大屠杀。

笔者最初采访黄意坚时，对他说从八月十二日就开始组织公安力量调查十一日晚的情形，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他才怀疑尸体是被人从外地搬来的），觉得不可思议。但是笔者至今已经访问过四五十名目击者，竟然看到的都是十二日白天以后的种种，同样无任何人能提供十一日晚上的见闻。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跷蹊。（前述欧xx半夜值班时和孙乐宜同去验看死尸，有可能就是这天晚上，但欧的印象中却是一周以后的事。）

让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当晚打死将近两百人，每一群参与围堵追剿的人少则十个八个，多则几十，总数就会有好几千人。

是不是满城到处都有被追杀的人在拼命逃跑，躲藏，挣扎抵挡，哭喊哀号……？

是不是满城到处都是举棒持矛，呐喊叫嚣的追兵？

是不是满城彻夜都锣鼓喧天，杀声动地？……

如果说，把一大批外地弄来的死尸，在夜深人静时静悄悄地散布在全城各处，是几不可能之事。那么，一个晚上突然有几千普通老百姓大张声势扑杀一两百个（？）大活人，事后竟找不出一个当事人，也没有一个目击者，这难道不是同样不可思议吗？

没有证据，不管“阴谋论”还是“突发论”，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揭开悬谜的钥匙，就藏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那森森的长夜中……

广州人，谁能告诉我真相？！

       *                       *                        *

附注——

注一：黄意坚，原中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文革中曾是 “中大八三一”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68年两派大联合后，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此段取自2006年5月笔者对其本人的访谈纪录。

注二：莫超海，工人。文革中曾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广州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68年两派大联合后，曾任省革筹常委，后作为“三种人”处理。现已退休。2006年5月，笔者为调查广州文革史曾访莫。

注三：李正天，原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文革中曾是著名旗派喉舌“红司呐喊”实际主持人，武斗期间一度任 “红联”宣传部长。七四年和王希哲，陈一阳合写引起全国反响的大字报《民主与法制》，前后遭受长达十年的关押批斗。现在美院教书写作。笔者近年对其作多次访谈。

注四：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 “溪流出版社”2006年版。

注五： 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广东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以下军管会日记同）

注六：《广州市志-大事记》广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注七：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回忆。录自《华夏文摘》2006年6月26日508期，余汝信《施义之之冤与李震之死》。又见谢67年8月7日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讲话。

注八： 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1967年8月7日

注九：《红旗联委》第三，四起合刊，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二日。转引自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十：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http://ysm2001.bokee.com/

注十一 广东省军管会总值班室日记。1967年8月11日

注十二：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一九七一年版。

注十三：汤生龙《大学岁月-21-武斗内战》http://www.zigui.org/author.php?id=21682

注十四：同注九

注十五：同注十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于芝加哥

（附图）

                                    文革悬案最新重大发现

                          ——“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三                                        

 《孤魂无处话凄凉》和《广州人，请告我真相》去年写成后，总觉得有一份欠缺，一份遗憾。你把广州文革史上的一大神秘悬案翻了出来，却最多只能提供一些旁观者的目击证言及一些相关的资料，勾勒出该事件的一个大概面貌而已。没有任何当事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具体材料，对真相的揣测必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一个身居海外的业余文革研究者，无奈之余，心常戚戚。

 今年夏天，我因陪八十高龄的双亲返国办事，又回到广州。得便利用一切机会访朋问友，抽空走街过巷继续追查事件真相。虽然时间不长，访人有限，竟然迭有意想不到的惊人发现。

下文根据本人的追踪访查日记整理：

一、发现第一个真实死亡案例——精神病患者

“东山，省委和军区所在地。公共汽车总站吊有两具尸体……”

               _____2006年4，5月访谈多人的目击证言。见《孤魂》一文。

40年前“吊劳改犯事件”中，遍布广州的无名尸到底是些什么人？

从05年开始，本人访问过的当年目击者（遍布美，加，澳和中国）已经有不下百人，其中还包括当时对立两大派的头头。但是没有任何一人能够提供任何一个死者的任何身份资料。以至于有人怀疑这些尸体恐怕是被人从外地运来的。

“踏破铁鞋无处觅”，这次发现第一个真实的死亡案例纯属偶然——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今天在“红司呐喊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见到当年的“战友”，原十三中同学超。会后，谈兴未尽，便又随超回到他市委机关的宿舍继续深谈，话题多半围绕文革。我把《孤魂》一文给他过目，告诉他我无法找到当事人的困境。不料他当即回应：“有！我有一个一同下乡的最好的朋友汤永杰，他的哥哥就是那次事件被吊死的。”超当即为我拨通了汤的电话。

以下是汤永杰的叙述：

我哥哥汤永耀，文革前是广州七中的毕业生（62年）。本来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绩一直很好，还特别喜欢唐诗宋词。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当时不可能被录取上大学。那年代，你知道，工作也不好找，年纪又越来越大，本来是很单纯，心气很高的人，想得多，精神就渐渐不正常了。

那天（笔者注：有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饭后，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又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到处都搞“街道联防”，街街巷巷安了闸，见生人过就打锣，追杀。正常人口齿伶俐都难分辨，何况我哥又有病……

我们无法出去找他，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出去找，不久就回来了。他说，见到我哥在东山口一路车总站，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我母亲大哭。

街坊怀疑我父亲会不会看错。

（问：你们去收尸了吗？有没有保存骨灰？政府有没有赔偿？）

不是由我们收尸的，是政府处理。没有骨灰。很久以后，那时我已经下乡插队了，好像派出所有来人给过一百几十块钱。我不在家。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问：知道是谁干的？有没有追究？）

那年代，追究谁？不是我们心胸特别宽大，大环境不可能。后来曾经有朋友说知道是谁，可以代我们去教训。我说算了……

正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汤先生才和盘托出了四十年前发生在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当晚通过话后，我即请超帮我联系安排访问汤家，但此后汤先生不再回应。显然是在回避。历史调查当然是越细越好。但超和我都不忍心穷追下去，往事不堪回首。希望将来还有机会见汤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

二、 发现第二、三具无名尸的真实身份——郊区“四类分子”

“郊区白鹤洞人民公社礼堂前的墟镇街口,也吊了两具死尸。因为头被衣服包着,看不出多大年纪。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 ‘死不悔改的地主仔’……”

              _____2006年4，5月访谈多人的目击证言。见《孤魂》一文。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为收集母校培英文革史料，今早辗转乘车到北郊龙洞拜访余柏茂老师。余师当年教高中毕业班语文，才高八斗，风流倜傥，深受学生欢迎。然“娆娆者易折，佼佼者易污”，文革中他饱受冲击。退休后便归隐田园，吟诗作画，长须飘逸，一派道骨仙风。

午膳后，余师看过我《孤魂》一文，提供了两个最新情况，吊劳事件的范围可能更大，始发时间可能更早。记录如下：

“六七年八月十二日早上，我从惠福路家里出来，走海珠中路到西门口，乘１９路公共汽车返白鹤洞学校。我记得这一天，因为是发工资日子。同行的还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学。上车之前这段路，我看到一个吊尸，上车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中山八，过珠江大桥，芳村．．．．．．一直到白鹤洞，光是从车上一侧（人多挡住，看不见另一侧），就数出十件尸体。我当时真是一件件数的，因为我想推算一下全广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我原来只知道该事件的主要现场都在市中心，现在听余师这么一说，像中山七，八路这些原属市区边缘的冷僻地段，以及珠江大桥以西的远郊，竟然都可能有不少尸体，着实有点吃惊。《广州年鉴》“数十人死亡”之结论看来太草率了。

对于我努力寻找的最早始发案例，余师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况。

余师当时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路甜水巷。他记得约八月一，二号就已经开始值班，建闸，搞居民联防，起码一周以后才打死“劳改犯”。第一例发生在（前述）上一天傍晚，天还没全黑，就听说居民捉住一个“劳改犯”，绑在树上。小孩跑去看，回家被大人责骂。最后这人被打死了。（余师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为什么人人都相信被绑的人就是“劳改犯”？）

始发时间是67年8月11日傍晚，地点是惠福路甜水巷？——这是目前所查到的最早案例，可能还有更早的。但无论如何，这“甜水巷”应该去刮刮。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开始着手调查“朱振邦事件”。一个天赋高于同龄人，读中学就写信纠正《航空杂志》计算错误的高材生，文革初期贴出了八中（培英）第一张大字报，被逼疯，杀父，英年早逝……

——又是一个典型的文革案例。

被访查的校友都是我的学长辈，以前也不相熟，但大家都非常热情。谈了整整一天。正题谈完之后，我散发《孤魂》，就余师所述，求证在座各位关于当年郊区打劳改犯的情况，没想到立刻就有得到回应：有人脱口报出《孤魂》一文提到的白鹤洞礼堂门口被吊死的两个“地主仔”真名实姓！

（两年来，在访察“吊劳改犯事件”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对广州人的记忆力感到吃惊。这可是发生在将近四十年前的事呀。每个人都能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就像讲昨天的事。什么叫刻骨铭心？这就是！当年遍及全城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广州以外的整个外部世界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情形有点类似前苏联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消息可以封锁长达成十年，正史可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人民不会忘记，真相终有一天会大白天下！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被吊在白鹤洞（永红）公社的两位死者：

郭灿亨，男，白鹤洞（永红）公社东滘村二队人。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监督劳动，为生产队割草。那天晚上天刚黑，郭在家磨刀（准备第二天割草使用），民兵经过窗外，听见磨刀声，说他要搞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把他拉进小学校审讯，毒打，半夜两三点已经奄奄一息，哀求饶命……

李瑞安，男，同一公社增滘村人。被定“坏分子”，也是被民兵毒打，未断气，再用刀砍……

白鹤洞农村的暴行不同于广州（已知）的情况有两点：

施暴者不是一般群众，而是当地有组织的民兵。

打击对象已不是传说中的“劳改犯”，而是身份明确的“四类分子”。

白鹤洞暴行是不是受广州影响发生的？是不是广州暴行的蔓延？关键要查清楚案发的具体时间。若证实是8月11日晚，和广州同步开始，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也有可能是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组织的行为……

晚上，我打电话向白天透露情况的人进一步求证，结果类似的情况再一次出现：叙述者“冷静”下来，后悔了，不愿再多讲一句。估计当事人还活着，她害怕！

三、 发现第四具无名尸——被神秘追杀的街道青年

“北京路，旧称永汉路。位于城中心。 ……(永汉电影院)背后，禺山路和北京路交界处，也有

上身赤裸者，双手被捆，吊死在树上。背后曾被捅过一刀。据说是小偷……”

       ___2006年4，5月访谈多人及5月15日访查禺山路现场综合纪录。见《孤魂》一文。（见图）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十日

今早，超带我回他的母校十三中看当年吊劳改犯的现场。没想到一个上午随街走访，竟意外得到不少惊心动魄的材料，同时也引发我一些思考……

1、“你的位置在哪里？”

文德路，中山路以南，文明路以北这一段，一向是广州市中心最文雅最静谧的一条街。一边是工人文化宫，音协，美协，中山图书馆和十三中学。另一边是文物商店，书画店和花店。

超叙述：

那天（笔者注：可能是8月12日）上午，校门斜对面大字报栏下面，人行道石凳上，躺着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30多岁，也许是外地人，没地方投宿。有人，可能是居民吧，说他是劳改犯，用棍棒打得他头破血流，推拉过马路这边，三两个人继续打，其他人围观。血染红了白衬衫，好像还没断气，他们便把他吊上榕树，但由于绳子直接在树干上磨擦，人又重，绳子就磨断了，只好重来……

超认出校门前那棵榕树，当年挂绳的那个分杈犹在，现在已有水桶般粗了。（见图）

“当时你的位置在哪里？”我问。

“就在校门口这里”。超用手指了指。我俩一时无语，心里其实在想同一问题。

“是啊，那时我为什么不制止？”超自言自语。

围观的市民害怕惹祸上身，可以理解。超是学校群众组织的头，事情又发生在自家门前，若他要干预，应该毫无困难。何况超为人非常正直，一向爱抱打不平：后来下乡回城当汽车售票员，因为制止流氓曾被打成重伤；在市纪委工作，偶然路遇扫黄，因为制止乱打妓女而和公安起冲突；在市民政局工作，曾多次自掏腰包接济因失窃求助的民工。更在孙志刚事件前，就已经为文上书，呼吁彻底改革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容制度……

超说，也许，当时，觉得这事和两派（斗争）无关，就不管了吧？他对自己的解释看来也不满意。

我在超家里看到他的书架上有许多中外名著，还翻看了他自文革（下乡）以后写的十几本读书笔记，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太相似了：中学时代崇拜保尔，以为一个崇高的革命斗争目标可以代表人生的一切；下乡以后迷上牛虻，不仅仅是对牛虻坚毅精神的折服，也对牛虻被所谓信仰欺骗后的痛苦觉醒身同感受；文革后读到再版的大批雨果（和其它西方文史哲）作品，才开始认同，“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

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被打的是自己的“战友”，超一定会奋不顾身站出来。然而那是被指为“劳改犯”敌人（虽然谁都知道十有八九是打错了），四九年以后一个最普遍的现实是：谁一旦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周围的人必须立刻与其划清界限，不管是邻居，同事，朋友还是亲人。

当年响应毛号召，没日没夜，无私无畏，全副身心投身文革的千千万万中学生，他们的“革命热情”只是一种盲目的宗教狂热。为了消灭任何“革命的敌人”他们甚至可以牺牲生命，但他们没有勇气敢为维护“敌人”的基本人权，为起码的人道站出来说话。这场革命本来就是先以“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开路的（一向鼓吹暴力的“中国革命”，其本质就是毁灭人道）。在革命和人道之间，任何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革命使人麻木，叫人冷血。“革命者”对“革命”（宗教）盲目崇拜的另一面，就是对“革命”的内在恐惧，这也许是“吊劳改犯事件”中既没有任何个人，更没有任何组织直接出面制止的原因。

纪实文学《文革十日》反映了我当年的困惑：

“上身赤裸的死尸，尚有余温的死尸，肿胀发黑的死尸……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里躺一具，那里吊一双……有的满面血污，龇牙咧嘴，死不瞑目；有的张口无言，舌头垂吊，拖下长长的稠粘液……光天化日之下，美丽的“花城”广州，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恐怖的“尸城”。
医院才三日，恍如隔世！我掩鼻而行，一路上不时要蹲在路边干呕。
震惊，恐惧，恶心，然而不能有怜悯-——据说这些人都是劳改犯，对敌人是不应该有丝毫同情的，革命让我们冷血。可我还没有完全麻木。我从小在课堂里书本里接受的全部教育，只有国民党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血腥屠杀革命者和无辜人民群众的血泪记录。在我心目中，革命，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克理姆林宫上空璀璨绚丽的漫天焰火，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纪元。然而，现在革命冷不丁竟以如此峥嵘恐怖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据说这些被打死的人实际上都是些流浪汉，乞丐，精神病患，四类分子和小偷等等，就算其中有个别从劳改场跑出来的人，当时也没发现有任何现行的抢劫暴力行为，何况怎么解释死者中还包括妇女和儿童？革命，伟大而又神圣的的革命啊，你不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吗？你今天为什么表现得如此野蛮，如此残暴，实际上又那般怯懦呢？！公共汽车全部停驶了。我在血雨腥风中穿越大街小巷，耳闻目睹，深受刺激，内心充满了惶惑和不安……”

正是文革使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觉醒。超后来身体力行为社会上的弱势者所作的一切，以及我今天执着地要为当年的无辜受害者调查伸冤，就包含着对昨天的反省和忏悔。更不要说写出一篇篇对文革的反思文章，其深度力度远远超越我们同时代所有人的筱敏，以及写出《民主与法制》那样牵动亿万人心的讨伐专制的榜文的李了。

呐喊四十年，这一小群人始终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

我们“都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 只有彻底告别保尔，真正勇敢地审讯和批判自己，这一代人才能真正成熟！

疯狂的暴行仅仅建立在传言的脆弱基础上，它的谬误和荒诞，虽然几乎人人都心知肚明，可是在暴行到处肆虐蔓延的一夜（8/11）一天（8/12），竟然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出面干预制止。

当年对“吊劳改犯事件”为什么会出现“全民沉默”？

看来对社会原因和社会心理的探讨，不仅仅在主要当事人，市民的层面，还应该注意另一层面，“局外者”——文革中活跃的个人和各种主流势力。（将另文分析）

2、为什么德政路成案发热点？

为了验证超的叙述，我们沿文德路寻访老街坊，由于横街横巷多拆迁，难有所获。倒是一老人告说，离这不远，沿文明路东行，在一条叫 XX 栏的巷子，当年打死过“劳改犯”。我们没有找到 XX栏，却意外在和文德路并排的下一条街德政路大有发现。

从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饭店门口板凳上自斟自饮功夫茶的老板娘。我重复采用了以往街头调查的方法，表示想找老街坊了解四十年前的一些事，因为当年我的一个亲戚在文革“吊劳改犯事件”中失踪了。

老板娘立刻指着4，50步远的十字路口说：“有，有，就在那里，吊死三四个。她当时因为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么人”。

老板娘还说，往下走一点的万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楼上的，地主家庭出身，正是那时期，乡下来人找，可能是亲戚?居委带乡下人上门，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认，结果那农民就被当劳改犯打死了。

我想起去年调查时一位朋友的叙述：“一天深夜,文德路和万福路交口处,忽然打锣打鼓声,敲盆敲桶声,吹哨喊叫声……乱成一片。第二天一早我跑去看,有三个人倒在棚架下,旁边都是碎砖乱石。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己经死了,但年轻的一个似乎还有点气息，不断有居民继续用石头砸他。下午再去看,也死了。当时听别人讲,这三人是 ‘农场’出来的……”（见《孤魂》）

就我目前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

这地区真乱，死的人这么多，为什么？我提出疑问。

老板娘回答：德政路一带住的多是没文化的下层市民，疍家（船民），咕哩佬（搬运工），三轮车夫，扫街掏粪的清洁工，小商小贩……（长期搞民政工作的超也当场证实，这条街解放前就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解放后公安从来没放松过管制。）她还说，当时居民联防的人，有学生和无业青年。居委在其中是起了作用的。

3、禺山路的“小偷”——街道青年为何被神秘追杀？

告别妇人，我们继续沿德政路南行，没走多远，看见横巷里有五六个老人在

乘凉聊天，我们上前就直奔主题。其中一壮健妇人心直口快，不但立刻证实文明路和德政路交口当时确实打死了人，还爆出与此相关的另一死亡事件：

“对面二楼（按妇人所指，后查证是正在拆迁的德政路186号建筑——笔者），有个高高大大的肥仔，听说文明路口绑了三四小偷，就走过去看，不知什么原因，在那里自己反而被人捅了一刀，拼命跑回家，上了楼梯入不了自己家门，慌张闯入邻家，那家人不敢收留，追上楼的人用竹升打得他满头血，跑落街，跌跌撞撞，看来很难受，撞墙，好似想死？后面一直被人追，一直追到永汉戏院（约一公里——笔者），禺山市场那边，最后被吊死。家人连尸都不敢去认。”

哦！两年前第一次从电话里听澳洲朋友姚提起，一年前回广州又多次听说，还亲自到现场采访察看过的禺山路（和北京路交口）吊死“小偷”案，追踪出处，原来在此！

“肥仔”何人？他是小偷吗？他为何被人穷追不放，非置之死地不可？

前面说过，德政路乃三教九流之地，往事非恩怨去推测，很有可能。但一位老校友讲的另一件“捅刀子”的事，则揭示了另一种可能。

校友瑜，是当年东风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67年7月23日“中山纪念堂事件”，她正在现场。瑜告诉我，两派开始还是互相口头对骂，没有身体接触。这时她亲眼看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被不知什么人捅了一刀，双方就打起来了。（我的理解是：文革中广州对立两大派正面，全面的武斗冲突，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笔者）

我立刻想起去年旗派头头黄意坚所言：

“67年‘721华侨糖厂事件’，旗派死了人，准备抬尸游行，事前向军管会申请开万人追悼会的场地，提出的地点是‘东较场’，结果却被安排在越秀山，和主义兵纪念堂的大会是7月23号同一天，纪念堂更是上越秀山的必经之道。要不打都难。”

两刀都同样扑朔迷离，此一刀毕竟不同彼一刀。但是如果万一真有人一心要让城市陷入动乱恐慌，关键时候来那么一刀，也非不可能。

禺山路吊死“小偷”案，现在追踪到的仅仅只是一条线索。花了一个上午，收获还真不少。可是原来顺道到广州图书馆查一九四九年《南方日报》创刊号的计划只好泡汤了。我本以为今天可以从旧报纸上看到父母当年登在报上的穿军装，戴八角帽的结婚照。

我是新中国的孩子，我和新广州一起成长。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是我个人的历史。今天我锲而不舍地追踪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一段不光彩的过去，我同时也是在重新审视我自己，重新审视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审视父辈开创的这个国家这个时代！

   *                         *                          *

读到一篇文章说：政权，资本和民权，构成社会最基本的三角关系，前两者任何时候都是强大的，无需保护，相反还要时时处处加以限制，否则他们随时随地都会膨胀，会挤压剥夺民权的空间。只有民权最需要保护。

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彰显民权，保护民权的历史。美国宪法的精髓，就是君为轻，民为贵！

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国，如果“以人为本”没有从根本上落实到政治制度的改革，像40年前社会动乱时期 “吊劳改犯事件”那样，为了转嫁危机而对社会弱势人群的野蛮扑杀，还完全可能会再次发生！

四、 发现疑凶就在眼前！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

  上午到解放南“万菱广场”办点事，老板让我两个小时后回头。看看表，11点，是不是在这有冷气的批发大厦逛逛，吃点什么？但心里惦记着余师讲过的“甜水巷”。惠福路就在附近，错过这次机会，过两天就要回美国，离“真相”将越来越远了……

1、公安也被当劳改犯打死？

走到海珠中路和大德路交叉口附近，见路旁一小摊，店主已上年纪，便停下来买瓶酸奶饮，顺便打听。小店主果然有所知：

“……前面横巷有一人，是公安，和老婆吵架，被街坊当劳改犯打死，就吊在这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上。那人大约40多岁，时间应是前一晚（指全城出现吊尸的十一日前——笔者）九点左右。”

公安也会被当劳改犯打死？有点匪夷所思。我很想在附近继续访问其他人，好求证店主所说，可惜没有时间了，我的主要目标是甜水巷。好像有什么预感。

2、甜水巷亲见疑凶

从海珠中路转入惠福路，很快就找到甜水巷。巷口有一报摊，见摊主是一位老妇人，便上前搭讪。老妇马上回答我的问题，直说就在她背后这个位置，大榕树上，就吊死过两个，这里街坊人人都知道。但死者具体身份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劳改犯”就不清楚啦。现在这棵树已不是原来的树。老妇是8/11晚上看见吊尸的，但她认为这里还不是最早发生的地点，据说她早上去大沙头上班就看见那里已经吊了“劳改犯”。

走进甜水巷，正是午膳时间。大热，一些居民把饭端在门口吃。我表示想找老街坊，有居民指一在对面人行道上吃饭的男人说：“他就是，有什么你问他最清楚。”

此人看上去是五十多不到六十岁（四十年前正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矮矮壮壮，像个干粗活的人。他就蹲在路旁，无椅无桌，面前地上摆着一盒烧鹅，一手拿筷，一手执酒，脸红脖子粗，正喝到兴头上。

“阿叔，请问是不是这里的老街坊？”

“有什么事？”

“你一定记得文革吊劳改犯吧？”

“有，我这条巷口树上就吊了两个。你问这干什么？”

“噢，我只是想找当时失踪的一个亲戚。”

“几大年纪?”

“十，十几岁吧。”

“肯定不是！（这里吊的）都有三十几岁啦。我当时值班，打的是劳改犯嗟.”

“你怎么知道？“他自己讲的。那时这么乱,打！你不打死他又怎么样?”壮汉顿了一下，马上表白:“不过我没打啊，边个（粤语：谁）打就不知道了…… 嗟，劳改犯嗟,棍卜（粤语：扑）卜落去，打就打死啦，丢，系劳改犯嗟，打死矩（粤语：他），扯起裤脚，脚仲（粤语：还）绑住一把匕首添（语气助词）。。。。。。”

此人如果所言属实，就算他没有直接动手，起码也是个帮凶了！

他会不会是喝多了，胡言乱语？我移步问旁边也在聆听的街坊。街坊说，他能喝呢，没醉。我再注意他手上的酒还有半瓶以上，面前饭盒的烧鹅也还有多半，应该是才刚开始喝不一会儿。

他继续当街粗声大气，旁若无人大讲当年打杀“劳改犯”如何“正当”，显然酒精也在起作用。我突然觉得脊背上透过一阵寒意……

   3、街头偶遇历史人物

   雷声隆隆，大雨将至。早已过了时间，我应该尽快赶回去，饥肠辘辘也来不及找地方吃饭了。

   走出甜水巷，上惠福西路，穿越横巷，见路边有两老头。曾听说这附近的米市路曾有劳改犯抢劫粮店，何不顺便查查？遂刹步。

   穿白衬衣的老头，面前摆了一部袖珍收音机，一边闭目养神，一边收听午后的说书节目。我不便打扰，就向旁边的修伞老头打听。

  小时候爱看电影，每有新片，特别是外国片上映，必不错过。但那时家住郊区，往往只能到电影差不多开场才临时赶到买票。买不到，便只好和父母分头守候戏院门口，路边等退票。我不可能和一大堆同样等票的大人蜂抢，便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观察每一个过路人，从中挑选我的猎物。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而今早过天命之年，观察人几乎已经到不用大脑思考，凭感觉，凭本能就行。调查“吊劳改犯事件”以来，所有街头访问可以说是弹无虚发，这次也不例外。

   修伞老头证实该粮店当时确实打死一个后生。居民排队买米，这人大概没有耐性，走出走进，有人怀疑他偷钱包，当场就把他当小偷打死了。

  我问，听说这年轻人是持枪抢劫粮店才被打死的？

  修伞老头一口否定，他认为不可能，那时没有人敢这么大胆，在非常时期还光天化日行抢。他向白衣老头摆摆首：“他知道得多，你问他最清楚。”

  白衣微微睁开眼睛眯着我：“你为什么打听这些？”

  来者不善，这人看来有点来头。我不能再用寻找失踪亲戚的老藉口敷衍。只好说，我是退休教师，现在做一些广州历史调查，写写文章。白衣问我要名片，我左掏右摸翻找，犹豫是否给他。一边反过来回探他。一问吓一跳，原来此人竟是“八一战斗兵团”头头，广州当年六大工人领袖之一的莫竟伟！

提起彼此熟悉的前人往事，距离一下就拉近了。我把去年采访旗派头头黄意坚和东风派头头莫超海的情况告诉他。他表示同意他们二人认为此事和派性、派别无关的看法。但不赞成黄的“黑手论”。他认为：被打死的人里面一个劳改犯也没有！当时社会治安其实很好，比现在好，坏人不多，更没有人敢抢劫。死者都是没有居处的“盲流”，或来到广州找不到地方落脚的农民。居民听信谣言，自卫反应过度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莫还说，据他当时所点，惠福西一共打死了八人……

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大颗大颗雨点由疏渐密砸落下来。

我急忙把名片递给莫，请他在我走以前这两天联系我，一起饮个茶……

                            后记

完稿后文章发不发？往哪发？

去年写成《孤魂》，国内不可能发，海外几个报刊杂志不感兴趣，亲朋中拨冷水的也不少，很有些沮丧。最后能在海外颇有影响的网上杂志《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把广州文革中最重大的悬案捅了出来，并存档备案，也算没白忙一场。

 今年又面临同样问题。

本来写文章就是为了发表，没有社会舆论的呼吁推动，全面查清该事件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次我很犹豫。

回到芝加哥已近两个月。走前没有接到莫竟伟先生的电话，果然不出所料。他一定也如同其他人一样，事后“冷静”下来，便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少惹麻烦为好。

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调查对象都会“后怕”。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人们的心理阴影还挥之不去。某些东西不根本改变，恐惧是必然的。

  现在调查才刚刚开始，如果在海外把事情闹大了，一方面可能被人炒作，以达到自己某种目的；另一方面可能引起警觉，加以压制，造成更多的禁忌。倒不如就暂时维持目前这样一种表面上被人遗忘的状态。

我希望所有有心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也能像我一样，用鸭子划水的方式，默默地做基层访查，同时逐个收集所有死难者的名单。不为别的，只为良心，也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份记录。

我的愿望是，将来终有一天，广州城(文明路)会矗立一座这样的雕塑：

一株结满瘰疬的老榕树，两边分叉的树干上有一些指向苍穹的枯枝，还垂吊着一缕缕长长的榕须，随风飘荡……

在榕树的主干上，将由死难者的家属镌刻上自己亲人的名字。其余找不到亲人的死者名单，或无名氏的编号，将请一些儿童用涂鸦字体写（刻）上去。

……

再过几天，就是“吊劳改犯事件”四十周年了。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二零零七年八月七日于芝加哥

                                    娃娃行凶，匪夷所思

                      ____“吊劳改犯事件”追踪访查之四                                                            

关于白鹤洞圩镇街口的两具吊尸，当年生活在附近一带的居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去年调查已初步证实其真实身份就是所谓“四类分子”郭灿亨和李瑞安，但他俩是被打死以后才吊上去的呢？还是直接吊死的？事发时间？何人所为？如何善后？……许多细节还不清楚。最近又发现新的材料，提供了当时在同一地点吊死活人的全过程。死者是否就是上述两个“四类分子”之一，暂时无法证实，不过其情节真是，真是旷世未闻！

最近，一位当年曾在白鹤洞会场门口亲眼见到吊死人过程的目击证人，旅居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原二十二中初三学生欧国梁，亲口向笔者讲述了40年前的一幕：

“那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和几个同学从广州西门口坐19路车回学校，经过中山八路，珠江大桥脚，沿路见到许多被吊上电线（灯）杆的死尸。（笔者：根据同一地点其他目击者的证词，推算这天应该是67年8月12日）你知道，电线（灯）杆顶部是一根伸出来吊灯的铁枝架，他们居然能把人挂到上哪上面，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我们到鹤洞（永红）公社礼堂下车，见十几个农村细路（小孩）前呼后拥，用绳子牵着一个年轻人的颈，正走到礼堂门口。那人衣着整齐，不像被打过，但双手被反绑，那样绑法，只有大人才能做到。你问那些细路有多大？小的大概五、六岁，学龄前儿童吧。大的最大也不会超过十岁。‘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好奇上去看。

那是白鹤洞墟镇街口，礼堂和广佛公路之间的路边，人来人往，所以一下子就围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过路人。忽然，细路中有人叫叫‘吊死倨（他）’！‘吊死倨（他）’！于是绳子被抛上一个树丫——那棵小树的树杈也就手臂粗细。细路成群拥上去，齐齐抓住绳一扯，那人双脚离地才一本书距离，当场就被吊死了……眨眼工夫，前后两三分钟，我们都愕然了，还未反应过来，想不到这些细路居然能一下子把个活生生的大人当场吊死。几个人事后议论，倒有点后悔最初为什么没想到制止一下……”

一群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儿童，大白天，当着几十个大人的面，轻而易举就处死了一个成年人，这真是文革史上的一大骇闻！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史家研究！

                                 二零零八年春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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