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疯狂的六月

     （聂元梓等人大字报播出后）一时学校大乱。各班都贴出了揭发本班班主任或各科老师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什么在课堂上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啦、穿衣发型特别啦、家庭出身不好啦、乱搞男女关系啦等等，甚至名字也成了揭发的材料。如“刘美德”被说成崇拜美国的品德。学生说话语气也变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学生几天内就学会“他妈的”骂人了，好像这样才革命。

     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为“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组织，（以下简称“红旗小组”或“红旗”）贴出了揭发校党支部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的最高领导，一看就有来头。这个组织吸收的人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当时就这么叫）、革命烈士或血统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只要所谓出身好就可以加入，表现好不好无所谓，以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打、砸、抢的暴徒。 “红旗小组”逐渐成了校园主宰。通过高音喇叭命令老师们打扫厕所、楼道、校园。老师们哪敢惹“革命小将”，立即出来干活，正值吃饭时候，学生们端着饭盆，吃着饭看热闹，有的还把饭盆敲的叮当乱响，漫骂取笑着老师。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历史跟人们开了个大玩笑，叫今天的学生们听起来不可思议。

                                         二、分裂的七月

      学校大权落到了“红旗”手里。“红旗”一掌权，就以家庭出身画线，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红五类”出身的都是好人，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的学生统统是坏人，拼命鼓吹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心谬论，并以这个标准贯彻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在全校形成学生斗学生、学生打学生的混乱局面，学生之间的分裂从此开始了。至今，虽已过三十多年了，但当时形成的裂痕也没完全弥合，造成了一代人的创伤。在此笔者以一个初中班为例，揭示当时的一些情景。

      初二（五）班，一直是个优秀班集体，四十多名学生中近一半是“红五类”出身，当然也有出身不好的。以前大家对此不太在意，团结融洽，选班队干部也不以出身做唯一标准，甚至出身反革命家庭的学生也当上了班干部，出身高官的人因道德、学习不好，能力不强也不被大家拥戴。这本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可在贯彻“阶级路线”时，上述情况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表现，是校领导、班主任的罪状，是压制“红五类”子女的根据。

      一天，“红旗”总部召集大会，班里“红旗”成员全去了，回来后，个个脸色变了，话声硬了，见到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绷紧脸，实在过不去的尴尬笑一声，像是演戏。原来，他们开会是部署在各班打击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一位“红旗”头面人物在会上进行“动员”，大意是：过去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重用的都是学习好，但出身不好的人，班干部都是他们当，我们不少工农革干子弟因学习差被小瞧，现在我们要翻身！出身好的要团结起来，与出身不好的作斗争，揭发他们的罪行云云。

      于是，学生斗学生掀起了高潮。初二（五）班“红旗小组”的成员组织召开全班学生会，名为“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揭发批判非‘红五类’出身学生的罪行”。首先矛头对准班长许国庆，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著名剧作家许幸之，曾与聂耳创作歌曲《铁蹄下的歌女》，“文革”开始被当做黑线人物揪出。班里“红旗”的头头凶狠地呵斥许国庆：“许国庆，你这个‘黑帮’子弟，当班长时和班主任一起打击出身好的班干部，散布他们的坏话，罪恶滔天！今天你要老实交代是如何迫害工农革干子弟的！”一位秀丽的女同学叫彭小清，在一次吃饭时见一革干子弟将菜与粥和在一起吃，无意说了句：“这样把菜和粥拌起来像农村喂猪的食一样。”这成了她的罪状。一位“红旗的人拍着课桌吼道：“彭小清，你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胆敢骂革干子弟吃的是猪食，对无产阶级这么仇恨！不对你们这些人专政，我们工农革干子弟就翻不了身！”彭在8月的恐怖中几乎被打死。

     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些人的父母也被揪出成了“黑帮”“叛徒”，自己瞬间由“好汉”变成了“混蛋”了。

                                        三、恐怖的八月

      如果说7月是精神的较量，那么8月就是肉体上的迫害。1966年8月，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之一。

     北京海淀区二里沟的一条铁路，由于靠近城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钻火车自杀的人，血肉横飞，尸分数段，惨不忍睹。什刹海、紫竹院、玉渊潭等水域，投水自杀者接二连三，尸首暴尸岸边。以上还是自寻短见的，被无辜活活打死的更不计其数。

     北大附中校园的8月，恐怖也令人心悸。特别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表示了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彭××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在校园里，“红旗”组织了“打狗队”，就是用武力打击“狗崽子”，当时他们把出身不好的学生称为“狗崽子”。“打狗队”成员由“红旗”中一些激进分子组成，只见他们穿着旧军装，握着带铜头的宽皮带，气势汹汹，嗷啊乱吼地在校园里横冲直撞，后来便挨班毒打出身不好的学生，现还以初二（五）班为例。

      一天，班里“红旗”组织通知全班人一个不落到教室开会。当人到齐，邹××带着几个打手，手提宽皮带，气势汹汹进了教室。课桌已摆放靠墙，中间留出一片空地，放了一把椅子。邹凶恶地叫嚷：“许国庆，过来！”许过去，邹一把把他按在椅子上，抡圆了皮带照许的脸上狠抽，顿时许的脸肿得老高，眼差点被皮带铜头打瞎，这样足足抽了十几下，边打边嚷：“你他妈的‘黑帮’子弟，就该狠狠揍！”他打累了，另一打手又抡起胳膊扇了许十几个耳光，又一脚把许从椅子踹到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可怜许国庆满嘴满脸流血，动弹不得。接着又打彭小清，这位秀丽的女学生，几鞭子下去，白皙的脸就是几道血印，血从鼻子、嘴里流出来，他们不罢休，又是扇耳光又是用脚踢，彭连声惨叫。  邹恶狠狠地叫：“资产阶级臭小姐叫什么，看你还敢不敢让革干子弟吃猪食！”

      彭被毒打几乎昏死过去，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直到现在提起当年情景，气就不打一处来，后来“文革”结束，“红旗”中明智的人向她道歉时，她说：“你别跟我提那时的事儿，我永远忘不了！”然后，符芳等十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一被毒打，都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罪过就是出身不好，没有别的原因，这些学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心灵的创伤与肉体的伤痕将伴随一生。如今打人凶手邹××一直不敢见同学，学校、班里多次聚会他不敢露面。我想，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也在深深地忏悔吧。大家一直没见过他，但总在议论他，此人为何在“文革”前与“文革”中反差如此大？主要是他的心理变态，过去人们笑话他（上初二时邹刚调来，满嘴天津口音，逗得大家直乐，从此他像个大姑娘，说话腼腆，性格内向），他很孤独，“文革”的形势给了他机会，他把出身不好的同学当做靶子来发泄，几乎打出人命。像这样的变态者，当时不在少数。“文革”残害了一代人，难道不该好好总结吗？

    “红旗”打狗队的杨某与李某不知从什么地方捉来一个他们称为“地主婆”的老太太，把她打得半死，扔在校园的柏油路上，然后杨骑着摩托车从她身上飞快压过去，老太太惨叫一声气绝身亡！就这样惨死。草菅人命，随便杀人，这与当年日本鬼子、国民党匪徒有什么区别！这就是“文革”中的一幕。

       打人、抄家日益严重，报纸上连篇累牍发文章表示赞扬，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证，激起了老百姓的愤恨，当红卫兵抄家时，他们组织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红卫兵被打。这下激怒了红卫兵，他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名曰斗争小流氓，把一些与他们斗争的、被他们称作流氓的人带到会场当场打死。这种会已开了两次，打死了若干人。又准备开第三次，“红旗”点名要朱同、沉默（上文提到的，说谁反对工作组就小心臭狗头的那位学生）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大会。如果这个会真开了，这十几个学生甭想活着回来，早被当场活活打死，是周恩来总理听说后及时制止开会，挽救了这些同学，至今，他们还念念不忘周总理的恩情。

     把当时的史实记载叙说，使人们记住野蛮、落后、愚昧教训，对历史是一种负责。

（作者为北京市市政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责任编辑杨继绳）

     三乙某摘编。 感悟：中国需要点宗教，冲淡阶级斗争的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