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的食堂

     “民以食为天”， 食堂对于我们寄宿生来说，不算“天”，也算“一大”了。

    从教学大楼后面向西北方向，经过校办公室和教研组办公室,下十来级阶梯就看见食堂了。食堂侧面是操场，前面靠宿舍。除了教学大楼，它就是六中第二大建筑了。它是一座金字顶建筑，大屋顶披泻下来又从两侧平展出去。虽然是平房，但屋顶很高，通风、采光都很好。和当时的工厂大车间结构、样式都相似。但它外墙黄色，内墙白色，门窗浅灰色，比车间雅致得多。外面两侧各设有一排水笼头和一条长长的洗碗槽。食堂的大厅很宽敞，柱子分列两边，柱子外还有三四米宽的长长的侧厅。大厅里摆上几十张方桌。我不记得有没有凳子，好像在食堂吃饭都是站着，或把饭端到外边，或端回宿舍吃。

    那时吃饭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班上设膳食委员，简称“膳委”，专管收粮票、伙食费，退餐等等琐事，非那些既细心又热心的女同学莫属。每十人编为一席，设席长一人。开饭时，膳委带领席长到伙房门口领饭菜。饭菜按定量早已分好，分班排列在长条大桌上。十人一盆菜，全班一桶饭。所以开饭时差一个人都麻烦。谁要是有事一定要委托别的同学把“兜”（我们对盛饭的大搪瓷碗的习惯叫法）带去。每席的桌子是固定的。十个“兜”都到齐了，席长开始分菜。各人到膳委处领饭。

    伙食费不贵，也贵不了。当时伙食标准，我每天不过三角钱，饭菜钱几乎各占一半，按24天算一个月七元左右（但每月要交伙食费时家里也不容易凑足这个数）。

    那时实在没有什么供应的。副食蔬菜十分紧缺，但国家对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特别照顾，到高三时我们男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6斤，已经是当时一般体力劳动者的标准了。

    早餐炒河粉（三年没变过），每席一盆，每人一两。为了放大这一撮炒粉，有的同学往里加点盐，再用开水冲成一大兜“水粉”（与“汤粉”以示区别），聊以充饥。大多数同学还是珍惜炒粉的“镬气”，吃完炒粉再用开水将兜里的油星冲刷出来，加点盐，又是一兜汤。

    中晚餐男生四两，女生三两米饭，（这个饭量可能现在的中学生听了都怕，但当时这几乎是我们能量全部来源）。我们高一时蒸饭用搪瓷盅，日久破损，搪瓷碎片落入饭中，有害健康。高二时就换成瓦砵。但有些班管理不善，个别同学将瓦砵带走，摔碎当游戏。所以到我们高三时，就换成蒸大锅饭。这样膳委分起饭来既麻烦又辛苦，热气腾腾的饭烫得双手通红，满脸是汗。最要命的是“公平”问题，有的同学总觉得自己的比别人少。吃砵饭时，一人一砵，三两、四两按规格拿。至于某一砵满些只是因为水放多了，（立即被手急眼快的同学“捷手先得”），也不存在公平问题。

    为此班委会决定，各班委轮流分饭，既分担了体力劳累，也分担了精神压力。体育委员何允田饭量出奇的大，尝够了吃不饱的滋味，所以他分饭时很慷慨，以至每次轮到他值班，桶里的饭往往提前告罄，再去伙房讨“差额”。我们对他颇有好感，总盼着他值班。

    砵饭时期每个同学者都得将蒸饭的盅或砵洗干净，每席点齐，由膳委送回伙房。这时争取进步的同学总是主动帮忙洗洗抬抬。1963年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个别同学把这些同学的热心用过份了,自己为了多做几道习题，多背几个单词，常常让别的同学带饭，当然包括洗饭盅了。我看不过去，也委婉相劝入团积极分子，不必拘于形式一定去帮这个“忙”，以免养成坏习惯 。

     至于菜，一直都很简单。每席一大盆。上面放一个分菜的勺（这个勺是一小片椰子壳用铁丝捆在竹柄上的，当时很普遍）。菜根本谈不上花式品种，白菜上市时一大盆白菜，冬瓜上市时一大盆冬瓜，有时是一大盆萝卜樱。不少同学每周从家里用小瓶子带点酱油、面豉、咸萝卜之类改善伙食。由于珍贵，大家都很自觉不去分食，除非受到邀请。随着国民经济好转，蔬菜面上开始出现摊鸡蛋皮（象纸一样薄，还切成丝）、肉末之类荤腥了，而且越来越好。每年年底也会加餐，油炸鱼总是其中之一味主菜，多数同学往往忍住馋，只吃青菜，（由于沾上了肉汁，此青菜已不是彼青菜了），留着荤菜回家孝敬父母。

    最令我们难忘的是，居然有段日子能“饱食终日”。在高三下学期，大约四五月份，副食供应明显好转。食堂管理者突发奇想，试试吃饭不定量的方法是否行得通，先拿我们这个公认比较优秀的高三甲班作试点。良机不能放过。现在“能量”足够了，可以多运动。尽管还有寒意，我们天天去游泳，饭也吃得更多。。食堂似乎也有对策，餐餐是豆腐之类清淡的菜。由于饭量超得太离谱，食堂确实吃不消。不出几天，试点取消了，一切恢复往常。但那餐餐有饱饭吃的日子很值得怀念。

    食堂不仅是管“肚子”的地方，还是提供精神食粮的地方。

    把大小桌子一收，食堂就是室内球场；把食堂的大小桌子一拼就是讲台和舞台。在这个“球场”上，省羽毛球著名运动员在这里举行过表演赛。在这个讲台上，大数学家华罗庚、知名书法家麦华三、知青典型陈嘉庚都作过讲座或报告。在这个舞台上每年都进行全校的文艺汇演晚会。

    在食堂举办的报告、讲座里，有几个对我的影响最大。

    首先数华罗庚的报告。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大约在1963年春天来我校作报告。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那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挺紧张的，为了这个国宝级的人物安全，学校要求学生干部在会场周围站岗。我守着食堂的一个侧门，是离讲台最远的角落，还是看得见华先生头发花白。上讲台时腿脚不太灵便。报告中，他的这句话我听得最清楚：“书是越读越厚，又越读越薄的”。多么富有哲理的话！他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知识积累多了，再看大部头也只有其中为数不多的几页是新知识的了。大师语言谦恭、平和，与我们这些中学生如此亲近，我是想不到的。他腿脚如此不便还跟我们这些中学生作报告。联系到后来他坚持到生产第一线推广“优选法”，大师身上无论学识还是人品都是我们的楷模。

    其次，是一个书法讲座。1964年的春天，著名的书法家麦华三先生来校作书法讲座。讲座之前，麦华三先生和部分师生在语文教研室座谈并即席挥毫，书写毛主席诗词《咏梅》。麦华三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当代书法家，（用现在的话说是他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粉丝”了）。当时，我能见到他的作品太少，只有“华侨大厦” 招牌、“羊城音乐花会”海报、为军属家写的对联。我只要经过，总是站在他的墨足迹前凝神琢磨半天。冯卓然老师很了解我，因此特地示意我到她跟前，这正好在麦老的左前方，点横撇捺看得真切，他的用笔神韵震撼我的心灵啊！

    在食堂，全校师生已恭候多时了。麦老给大家讲了中国书法的来由、传统及练字的要诀。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篆书的“书”，说古时的“书”字形象地表现为“手执毛笔在说话”，边讲边比划。我觉得十分有趣。后来我对篆书也感兴趣了，也常常向别人讲讲此类有趣的例子，甚是得意。

    有一个影响很大的报告，改变了一些同学的人生道路，它就是毕业前陈嘉庚应邀来校作的报告。陈嘉庚是我们年级陈嘉陵同学之兄，父亲是中大的历史教授。父亲对他说，“你如果不考历史专业，我这满屋的书就只有卖给收买佬了”。但陈嘉庚坚决响应“全党大办农业”的号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成了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典型人物。他的事迹很感人，听得我们热血沸腾，但不考大学也是极端了点。实际上，当时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要有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一颗红心，要有考大学和下农村的两种准备，勇敢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这样，动员大家积极准备高考，如果考不上就毅然下农村，就是当时团支部的中心工作。作为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在高考后我还家访了十多位同学，作深入的思想工作。自己也在积极学珠算准备下乡之用。后来我们班的冯詠章、卓元英、林杭生、何允田、梁永衡等和年级其他同学主动报名下乡，到东莞常平（我们高三曾去参加农忙劳动的地方）组成了“青年之家”，作出了很大成绩，成了名赫一时的知青典型。

    每年的元旦，食堂就沸腾了，这时进行着精彩的文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老师的化装相声《空城计》。生性恢谐的音乐老师黎一鸣扮演的司马懿，出其不意冲上城头把宋铸华老师扮演的诸葛亮打翻在地，引得全场捧腹大笑，掌声经久不息。

    我们班每年的节目我都记得。高一（1962年）时，我们表演了“海岸炮兵舞”， 舞蹈表现了我海军誓死保卫海疆的英勇气概。（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是美蒋叫嚣反攻大陆，我军炮轰当时被蒋军盘踞的金门等岛屿。）艺术指导是文娱委员卓元英同学，编舞及教练是她的妹妹（在外校就读）。海军军装是卓元英和林杭生步行去到石榴岗海军基地去借的，伴奏是口琴、笛子和小鼓。十来个男生加三个女生苦练了几周的课余时间，这里除了文艺兴趣还有“政治热情”啊！

    高二时（1963年）的元旦晚会，我们表演了话剧“云四婆”，话剧说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个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逃到云四婆家里，这个海南的贫苦的老太婆把自己的独生子交给了敌人而掩护了这位党员的动人故事。当时的团支部书记刘立群同学演云四婆，我演儿子，凌锡崇演共产党员……。这也是顺应了当时抓阶级斗争教育、抓革命传统教育的政治方向的。

    高三时（1964年）的元旦晚会，我们班的节目是表演唱。男男女女十来个同学上场。节目表现一个赶车的老大爷从城里接回一群朝气勃勃的下乡知识青年。记得演老大爷的何允田同学本来就是“大只佬”。他上台前还就地做了几十个俯卧撑，令手臂更粗壮，更油光闪亮。这节目和当时的主旋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合拍的。

    1997年校友日我和同学们返校时还特地重游食堂，望着这当年六中的第二大建筑，思绪万千。里面仿佛飘出当年的饭菜香；传出当年的撞盆敲兜声；也传出了歌声、笑声；仿佛食堂大门两侧还有我当年用油漆写的两行大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64届高三甲班  朱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