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当时下乡的初一知青，走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一叠钱给我，我很诧异，忙问为什么？他说：“在海南时，家里有困难，急需钱，你借给了我二百元钱。现在我还你三千元，不知够不够。”我忙不迭地回答，有这回事吗？我已忘记。不用还了。我不断地推辞。我不能接受这笔钱。因为我得知他得了肾病，急需要钱进行透析，以获取生的希望。这钱也代表着我和他知青一场的情谊，也知道这钱有着生命的重量，虽然这只有杯水车薪。

当年去海南时，他才15－16岁，还是个大男孩。他身体很健硕，个头挺高，吃的很多，四十斤大米都不够吃，连队每次加餐，都是一人一块大肥猪肉，放在胶杯里，这就是改善生活了。往往大会战才有这待遇。我从小就不吃肥肉，分到后，很为难，我总说谁要？刚到时，男女知青还很少讲话。他总是大声地说，我要。这样我也总是给他吃。这段我早忘记了，只记得给了别的知青，不是他说起，我也不记得了。我和女知青支援了多少饭票给男知青，我每月吃不到二十斤，总有结余。

后来他当了通讯员，有时夜里自己一人走十几公里山路，送信或取信。我们知青都说他，胆长毛。形容他的胆子大。由于他的表现勤劳、勇敢、有责任心。很快调到场部通讯班。那时每月才二十六元工资，男知青因为油水少，常吃不饱，除了交了伙食费，就拿来买猪肉罐头吃，往往寅年吃到卯年，个个是标准的月光族。一旦家里有困难，是很难有积蓄的。家里出了紧急情况，毫无办法。只得向知青们借。我和姐姐知道了（现在都不记得他家发生了什么），就借给他二百元。那时我和姐姐除了工资，爸爸妹妹怕我们没钱，也会寄来些钱，有次寄来五十元，轰动农场。那时恐怕场长的工资也不多。其实出门在外，谁都有走窄的时侯，何况一个孩子，自己都不够用，还要照顾家里，难为了。

匆匆返城几十年，几乎无他的音讯。他干什么工作也不知道。

如今得知他得了肾病，每星期要透析两次，不然有生命危险。我面临过自己的家人生病，花钱，去世，我知道这钱的分量。也知道病人忍受着疾病痛苦的折磨和求生的希望及无奈。这钱对于病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它可能给病人带来生的一线希望。在他病重时，把钱还给我，无疑是提早要他的命。这时我体会到这叠钱有着生命的重量，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他还钱时，是否······，我真的不敢往下想。

聚会散去时，我鼓励他，要他坚持治疗，等待时机。回家后，我感到我的心像被手紧紧地揪住，疼！疼！疼！

联想到自己的姐姐，老公。爸爸都饱经痛苦折磨去世时，我的心路历程。我特别能了解他，心中怜惜他的彷徨和无奈，我痛惜他走在与疾病挣扎，一条五十多岁的生命，在他面前还有无底洞式的花钱治病，心里还要饱受疾病折磨和无奈的路，这条路还在继续。任何语言在生命面前都显得苍白，我替他难过，我无能为力，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