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欧东丁 “我们的精神粮食”，给人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求知若渴，因读书而废寝忘餐，恐怕是那个年代不少同龄人的共性。在学生时代我对小说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论古今中外，捧到手就读个天昏地暗。欧东丁文中及跟贴中列的书单，我几乎全都读过。记得初一时，有过王志军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边偷读“洪熙官大闹峨嵋山”的劣行。到了高中，远在陈启圣老师在讲坛上眉飞色舞地谈论“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长篇累续的心理描写之前，我早已经啃完罗曼罗兰这本以乐圣贝多芬为原形的大部头。其实那时念书多是不求甚解，但阅读令我愉快，令我忘乎所以，令我心灵有了寄托。到了上山下乡时期，阅读更成了我忘却眼前贫乏艰辛农村生活的灵丹妙药。

        记得有位校友在这网上的文章中，把当年是否选择去海南岛作为区分“市井气味”轻重的标准。如果按照这标准，我就是十足的“市井之徒”了。因为我不仅没有去海南岛，甚至连博罗也没有去，而是选择投亲靠友，落户在珠三角另一边缘的另一个县。

这里是我父辈的出生地，也是华侨之乡。乡中很多男人年纪不大就随父辈到海外谋生，成年后再回来娶妻生子，之后又只身赴海外，待儿子成人后再把他带走，直至年纪老迈才叶落归根。由于见过世面，知道受教育的重要，加上家财相对较殷实，因此许多人家都把子女送到省城或外地求学，早在三四十年代村里就出过好几个大学生。我住的是祖屋，抗战时期，族内一位刚在上海大学毕业的前辈，为躲避战乱，回到乡间住了好几年。他随身带回来一大堆书，其中不乏文学作品。我下乡时，这些书仍保存得很好，于是便成了我在乡间的精神大餐。

在这些文学书中，最珍贵的应算一套共十多册的“世界文库”了。书中节录或整篇转载了各国名家的代表作。这些名家包括从英法的狄根斯，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契珂夫，到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乃至印度的泰戈尔，及日本的夏目漱石。我下乡的第一年，村里还没有通电，那时半导体收音机还是奢侈品，因此在村里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这一套书，几乎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全部。工余饭后的时间，都要读上几页。而晚上夜深人静时，在煤油灯下的阅读，更是一天中最为开心的时光。这种时候念书，最令人投入，最容易融入书中那个梦幻世界。记得夜半时分看巴尔扎克的“幻灭”，读到书中那对男女主人公荡气回肠的爱情，直令我热泪盈眶，如痴如醉，全然忘记第二天一早还得挑着粪桶给稻田施肥。当了一年的农民以后，我的视力比学生时期更差了。

如果说这套“世界文库”给了我惊喜的话，另一套“金瓶梅”则令我惊愕了。我在这堆书里找到了一套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全书分四册，线装古版。那时我还不知道“金瓶梅”的盛名，读到“西门大官人”，“武大郎”的名字，还以为是“水浒后传”“水浒别传”一类的野史。细读下去，却全不见梁山泊好汉劫富济贫的义举，只是西门庆等人的风花雪月，乃至床第之欢。那时我还处于青春朦胧期，很多事情尚一知半解，对许多古文字更是不知所云，但读到书中那些露骨描写，仍然令我脸红耳热，心浮气躁。之后从其它知青处得知，“金瓶梅”位列中国十大淫书之首，即使在民国时期，也是禁书。当年下乡之青都喜欢串门，来到我家的肯定都要把书乱翻一通。一次一个从邻县来的知青朋友硬是借走了这套书其中的一册，当然也是“刘备借荆州”。不过剩下的那三册，之后也是难逃厄运。我母亲从广州来看望我时，发现了这套书。盖头盖脑一番严厉训斥之后，她把这三册书塞进灶膛付诸一炬。随着一阵刺鼻的焦味，这套文学名著化为了灰烬。

从乡下回城若干年后，听说“金瓶梅”得以再版了。但一般读者能买到的，都是经过删减的“洁本”。只有省级领导，才可以买到完整的真版。我想，如果我的这套书还在的话，肯定是被众人争相传阅，洛阳纸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