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值得给予积极肯定吗？

                   资中筠等  《炎黄春秋》2010第3期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刊载关于“三反”运动的文章，结尾称该运动“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实在难以苟同。诚然，由于对当代史真相的屏蔽，一般民众只知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被毛主席下令枪毙，感到无比痛快。由于法治不健全，中国老百姓仍未摆脱期盼“青天老爷”或“明君”为民除害的传统心理，出于对今日贪腐之痛恨，把那场运动理想化，也不足为怪。但是本文前半部明明披露了许多“扩大化”的情节（当然远不足以反映其严重性），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令人不解。这里面的逻辑说明长年政治运动熏陶下的思维定式影响深远。

其一，只问结果，不问程序。

    那么在这过程中无数受冤屈、受伤害、人格被侮辱、精神受戕害、家破人亡，乃至自杀的人呢？最后“落实政策”受罚、判刑的人数如此“少”（姑不论其中尚有多少冤案），更说明原来蒙冤人数之多，为了“除恶”，必须以如此广大的善良人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吗？而且，这种损失是从来得不到赔偿的。

其二，“有罪推定论”：

    先把广大无辜者当作犯罪嫌疑人，“沙里淘金”地找真犯，实际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翻版。对于这点，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

其三，以“运动”治国代替法治。

    那么多人，只因其工作涉及钱物，就被当作潜在的贪污犯，无端被剥夺人身自由，“审查”批斗的手段完全是逼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新政权建立伊始，就开了蔑视法律，任意侵犯人权的恶劣先例。以后历次“运动”都依此办理；直到“文革”达于顶峰。

其四，以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无法无天，

   而所有执行者都无法有“天”，这“天”就是一个人在某时某刻的一句话。“三反”前期的大打“老虎”是因一个人的几句话，并下令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刘、张是否罪当死，亦无法律依据，只因“树典型”需要，就成钦定要犯，各地照此办理，“死罪”只凭第一把手意志决定。后期同一个人又说要“实事求是”，批评“主观主义”，把造成如此大面积的伤害的责任推给下面执行者的“主观主义”。这种驭下、驭民，收放自如之术，贯穿在历次政治运动之中。那使几十万大小知识分子上当的抓右派“阳谋”自不待言。接下来的“大跃进”，以一人的师心自用，造成饿殍遍野，又以彭德怀的冤案钳众人之口，忽然转而批评下面虚报、浮夸，下令“实事求是”。一人上下其手，永远英明正确，而在这过程中造成多少冤案、冤魂，在所不计。

其五，所谓树立“正气”，值得怀疑。

    这种一浪高一浪的“运动”造成了一种“揭批”文化，把一时的“政治”任务置于一切人伦、道德之上，或被迫，或自愿告密成风，说假话成风，何来“正气”？“三反”运动实开其先河（这里只谈1949年之后，在此以前的，如延安“抢救运动”等等，姑且不论），只是时间比较早，范围尚不如以后的“反右”那样大，但本质上是有共同之处的。

其六，“三反”与“五反”是分不开的，而且后者是重点，其对象是广大民族工商业者。就被打击的对象而言，“五反”与“三反”一样先扩大，后收缩，最后“落实政策”。但是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是各阶层各党派代表共同制定的“共同纲领”不到两年，转身即遭废弃，从此时起，完全背离“新民民主主义”道路，而企图跳跃进入“社会主义”。

    刚开始恢复元气的大小民族工商业受到当头一棒，逐步被取消或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受到破坏，几十年不断向“左”的建设弯路从此开始。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受迫害，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前途绝望，是有象征意义的。

    诚然，在革命胜利初期，确实有一段政风比较清明的时期，这是承革命风暴之余威，还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任何朝代建立之初都是如此，总不能一上来就腐化堕落吧？再者，当时的分配制度中供给制还占一定的成分，钱财的用处不大，因而诱惑力还没有那么强。不过这种情况也未持续多久，随即悄悄地发生变化。那时不称“腐败”，而称“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在全民物质匮乏之时，不一定表现在货币上，例如各种票据（粮票、油票等等）都可贪污；权无论大小都可以用来谋私，从农村大队长到京城高官，各自都可根据手中权力的范围谋取或交换某种私利。不过直到“文革”之前，还没有达到弥漫性的地步，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净土。真正从观念到行为完全失控始于“文革”，此处暂不详述。

    的确，毛泽东对进城之后革命队伍腐化的危险一直是戚戚于心的。但是他首先把革命胜利者的腐化责任推给外人（即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不认识到权力本身对掌权者的腐化作用，因此并未致力于建立监督权力的机制。在大家都已耳熟能详的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他也说了找到了“民主”的新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是他实际做的却反其道而行之，以“运动”代替民主制度的建立，把至高的权力绝对化。也许他心目中的“民主”就是如此，就是以他一人指挥全国群众批斗他所认定的革命对象？这就是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政府”不包括他本人？而且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被监督的并非各级政府，相反，更多是权力体制以外的人。何时本该被监督者不“让”监督了，“人民”就监督不成了，甚或监督有罪了。

今天的腐败严重程度令国人扼腕，根本原因就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民主被歪曲为当权者“为民做主”。直到现在，以“运动”代替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依然存在，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小范围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向往再来一次“运动”以扫荡当前的社会污泥浊水，足见这一传统之影响深远，而依法行事，特别是尊重“人”却十分艰难。本期黄宗江先生的文章提出“唯人主义”，可以想见作者对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传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有鉴于此，我认为时至今日，再重弹“某某运动尽管‘扩大化’，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类老调实乃误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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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春秋》2010第3期  作者何方

    但外交部办公厅一件案子却记得准确无误，印象特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一切机关都得打出“老虎”来，重点是各单位管钱管物的机构和个人。外交部就是办公厅和总务司，而办公厅只有文印处等少数单位能算得上。结果就把突破重点放到了处长———一位老干部余森的头上，成天到晚硬逼他交待贪污的数量和项目。余森被迫无奈，又一时想不开，就用刮胡刀片割腕自尽了。后来虽查出他没什么问题，但由于他“自绝于党和人民”，也得不到平反和家属照顾，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长期过着凄惨的生活。

     由于毛主席想象中的“老虎”过多，又勒令各地限期捉到，所以地方上就各显神通。例如他对上海就提出具体要求，在1952年1月24日的电报中说，“上海可能有上千只”，“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于是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在捉不到贪污的“大老虎”的情况下，竟发明了个“思想老虎”。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顾准就是被定为“思想老虎”打倒的。

 不能再为“三反”运动评功摆好了。借此恢复个人崇拜，就更加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