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三届”的社会成因和历史命运

连春生

“老三届”，作为社会现象，即将载入历史史册；作为一个专用名词，也已进入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四十多年前，“老三届”——文革开始时的在校初、高中学生，首当其冲地成为当时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力量，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历经了解放后中国社会的欣欣向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也经历过“反右”、“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和中苏大论战。我们从小耳闻目睹的是发展和进步，尽管我们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挨饿，但总是相信党，相信这些都是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在加害我们。

1959年的中苏两党关系的分裂，在当时我们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我记得1962年底我们学校才公开烧毁一些有赫鲁晓夫图片的画报。当年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陶里亚蒂当时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及《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接着，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揭开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对苏共公开信反击的序幕。《红旗》杂志在一年里一共发表了九篇慷慨激昂、充满火药味的评论文章，史称“九评”。

在国内，1963年的学雷锋演变到1964年的全国学解放军，及至后来的学习解放军总政治部编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而开始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1964年的“社教”发展到后来的“四清”运动，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的所谓“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这样，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使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着比较“左倾”激进的思想，绝对相信阶级斗争的存在和革命事业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的“真理”。

学习了革命领袖的理论，以及与苏联的论战、特别是“九评”的文章，在“老三届”中造就了一大批出口成章指点江山的雄辩家。

鉴于以上原因，“老三届”学生普遍形成的“左倾”和比较好斗的性格以及对革命领袖的盲目崇拜，使得“老三届”在文化大革命中，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运动中，并且创造性的发展了运动。如“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红五类黑五类”、“大字报”、组织“红卫兵”、“杀向社会”、“大串联”、“上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派性斗争等。

根据目前的资料，说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只是混乱的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一个运动，毛泽东主席作为发动者，释放了“群众”（青年学生）的能量，使青年学生“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运动里由群众中涌现的天然领袖成为纳新的来源”（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至于后来毛泽东把红卫兵运动怎样“部署”发展运动是另一个命题）

然而，“老三届”们并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仅凭自己粗浅的书本知识和热情，在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必然受到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利用。“老三届”中的红卫兵，更在“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撑下，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成为了某些人的不“驯服工具”。这样一来，“老三届”们受到冷落就无法避免了。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以后，除极个别人被吸收到“革命委员会”外，绝大部分“老三届”已经无命可革无事可做。这样一来，全国一千多万赋闲在家的学生，及其对薄弱的社会资源的压力，便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头痛的问题。正在此时，报纸上报道了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新闻，说的是某地县城里的无业、待业人员自发到附近农村务农的事。此条不起眼的消息，竟然成为了领导者们得以解决“老三届”学生出路的难题。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个洪流滚滚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几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就达到二千万。

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老三届”们已经对“文革”感到困惑和对自己前途感到迷惘。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看，当时的“老三届”们的精神状态已经有所变化，变得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思想二元化。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曾经的政治信仰和满口的革命词藻，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空虚以及窘迫的生活压力（当时一般的家庭负担都很重，不大可能白养着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十几二十岁的儿女）。然而，当时中国的农村，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运动的现状，也不可能容纳上千万知青。此情况下，一着妙棋，化解了这个矛盾。

建国后的1954年，由进疆解放军第2军第5、6师、第6军第16、17师等大部，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的第22兵团全部，和新疆三区民族军整编的第5军一部组成的，肩负屯垦戍边任务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此举对当时部队的生产自给以及后来的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时最高领导参照新疆建设兵团的经验，一下子将全国各地的部分国营农场划归属在各个军区，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建在地多人稀的边疆地区，便于安置更多人员，且实行的军事化管理，很投合文革时期青年人的口味。因此1969年以后，大批“老三届”被“动员”安置到各个兵团。当时各个大军区都有建设兵团，安排最多人的是新疆、内蒙古、沈阳、昆明、广州等军区的建设兵团。

可以说， “老三届”们的上山下乡行动是不情愿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但如果下乡到兵团农场，是工人待遇，有固定工资和粮食供应，比起插队务农好得多，因此到兵团农场去还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然而，不管插队还是农场，现实生活和理想想象的相悖，繁重的农活和严格的制度，这对不羁的我们实在是一个大考验。在这个时候，“老三届”们还能怎么办呢？大多数人只得选择用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这个考验。当然大家心里很矛盾，前途是什么？前途在哪里？

在那时候，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家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想那么多。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更给我们矛盾的心理造成新的压力和傍徨。我们不禁自问，事情为什么这样？革命到底是什么？特别是所谓的“571工程纪要”中对当时国家现状描述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干部下放劳动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等等，使我们对自身的“革命工作”得以重新审视。林彪事件之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文革中相对现实的时期。由于政策的宽松，参军、招工、上中专上大学，成了当时“老三届”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参军、招工、上学在当时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资源。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属性。在此情况下，“老三届”中的“精英”们，除了大部分人继续埋头苦干以达到自己的主观坚持，也有一部分人不顾社会良心的道德审判，利用当时政策法规的一些漏损，想方设法地规避各种政策限制，以达到“合法”回城的目的。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在“老三届”的价值取向中引起的新的担忧和混乱。

在选拔进步（请注意，当时主要的考量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进步，而不是现在所讲的优秀）知青参军上学招工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正义，却被一个叫李庆霖的老教师，戳开了它的一层遮羞布。福建省某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有感于走后门的风气以及自己的无助，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信。毛泽东主席给他寄去300元钱并回了信。信中说“开后门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候统筹解决”。

发表毛泽东的这封信，不管领导者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已经是对“走后门”这股歪风邪气的背书。对于这种政策意图的缺损，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进行了“补漏”。于是，在“老三届”中来了一个所谓“是扎根还是拔根”的大讨论。

检视这个时期的的整个过程，恰恰体现了“老三届”们在人格与神格的博弈关系中个人务实精神的复归。因此在1975年的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运动中，“老三届”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政治热情。取而代之的是悄然兴起的学习热潮。

当时选拔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在入学前有一个走过场的考试形式。即便很宽松的考试，那些没有一点知识功底的人还是望洋兴叹。这样就有了“慷慨交白卷”的知青张铁生。由此又开始了妄图扳回历史车轮的批判教育制度的运动。

 1976年毛泽东主席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各种渠道的消息表明，恢复高考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即使还是同样的环境，“老三届”们也同样开始比较系统的进行了啃骨头的填鸭式的攻坚。

由于“文化革命”的空头政治造就的“理论家”在“老三届”中有着普遍的意义，因此“老三届”们一般对文科的考试难度不会很大。比较难的是几何和代数，最要命的是“English”。“文革”中“不学ABC，照样闹革命”“读书无用”论的泛滥，以及“文革”前期在学生中流传的“人生在世how many，何必苦苦study,二八佳人vary good,快快乐乐on sunday”打油诗所表现出的厌读思想，使本来就不好学的英语，在此时的“老三届”们艰苦的复习中，无异于雪上加霜。

即便如此，很多“老三届”知青，还是坚持学习，一两年下来还是积累了不少知识，这对后来的高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即1977年，可能考虑考生们知识水平总体不足，教育部门只有降低高考准入的门槛，才能弥补十年空白带来的知识缺失和现实教育状态的真空。于是实行了当时比较流行的开卷考试，这样就给“老三届”们一个极好的黄金机会。由于报考人数的急剧上升，1978年以后就实行了闭卷考试。

77年和78年的两次在全国知青范围的高考，让大批“老三届”的真正精英得以进入已经空白了十一年的高等学府。这些进入高等学府的“老三届”精英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了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对“老三届”是一次解放和挑战。到1978年 ，“老三届”们的年龄已经在三十岁左右，最小的也有二十六、七岁。由于年龄偏大等种种原因，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是570万人，实际上录取27.297万人，录取率为3.7%；1978年全国的考生是610万人，录取 30.3745万人，录取率为4.8%。实际上能够继续上大学的人只占“老三届”学生的极少数。而绝大部分的“老三届”，只能继续从各种途径争取回城的机会。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宽松，以及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到1979、1980年，下乡各地和各个兵团的知青，基本上已经回城。这样，“老三届”们必须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寻找各自的道路，继续命运赋予“老三届”们的曲折开拓的历程。

今天，“老三届”们已经或正在退下自己的工作岗位。“老三届”们从当初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到现在的双鬓青丝，走过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返视“老三届”们走进社会四十多年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老三届”是特定社会背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老三届”从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学生，由于上述原因，成为“造反有理”的革命闯将。当革命革到“现在是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老三届”们已经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老三届”的历史，实际上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老三届”的“上山下乡”，更凸显“老三届”们个人命运的荒谬与残酷。当然，一部分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得到某些好处。大部分人，从这个经历中，也积累了一些人生的有益经验，对后来回城从事其他行业有诸多的益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归功于“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因为，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可能做得更多、更好。

“老三届”们“有幸”经历了自己的前辈或后辈绝对经历不到的历史。这不能说是完美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成本代价，包括青春、理想、热血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