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收藏于广州博物馆的《报喜信》，说不上珍品。九三年广州知青回顾展览《报喜信》放在展馆中央，多少广州知青看了都难免感慨唏嘘。在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潮中，到农村去的学校学生其实人手一份，因为要凭这张报喜信才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六八年大约十万从初一到高三的广州子弟必需同时离穗，人离开了，户口迁走了，不再是广州人了，报喜信的使命结束了，再没有人会留下这伤心的纸片。

 　 我问广州博物馆馆长为何要征集这张又残又旧纸片，意义何在？他说基于两个原因：
 　  一、《报喜信》填补广州文革史空白。文化大革命期间博物馆同样受到冲击，当时文物收集工作全部瘫痪，当年上山下乡是一场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而《报喜信》恰恰见证了当年广州市中学生上山下乡这一史实。
 　  二、《报喜信》的文字风格极具代表性，大概可称为文革体。首先，报喜信一个特大的套红“忠”字，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是否知道这个字的含义：我们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的革命路线；其次，抬头写上“最高指示”，这是当年所有书信及一切文件必备格式，而下面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则是信函的固定写法；最后是那个大红印章，“广州市第六中学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啥意思？可理解为新生的红色政权，上至中央文革，下至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意思是最高权力机构。
 　 《报喜信》浓缩并揭示了一个怪诞，扭曲，葬送中华民族的年代。
 　  上山下乡的行动是迅速的，十一月一日发《报喜信》，随即迁走户口，粮食簿，十一月九日在广州洲头嘴码头上船到海南，随身行李仅是一个背包，几套衣服，一个水桶。离开广州时的那一幕至今历历在目，码头有大批的工人纠察队拿着大木棒夹道“欢迎”，大概怕我们造反，我们一间学校的学生就包了一条叫《红卫一号》大海轮。那时很奇怪，基本没有亲人送船，大部分同学兴高采烈，只有小部分黯然泪下，不象是去掘地球，倒似留洋读大学。
 　 往事如烟，今天，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下岗了，被社会淘汰了，还没下岗的也到了官子阶段，来日无多；其实，在上山下乡滚滚洪流中，还有我们的省委书记张德江（去北大荒），市委副书记蔡东士（去湛江）等。
  　这份无意中夹在日记簿的《报喜信》，记载着一代广州人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