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经历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词，尘封已久，别说90后、80后不知道，70后恐怕也是知者甚少，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人可能也已经淡忘了。但是，作为曾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却难以忘记。

 一、写在前面的话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指父辈、母辈历史有问题，或是犯罪犯错，属于“阶级敌人”，但其子女还是可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在党的教育下与其父母划清界限，可以改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虽然我们的开国领袖或高级领导人，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但不知为什么从建国到80年代初，非常强调家庭出身，时常以家庭出身给一个人定性，以至影响他的学习、事业和生活，甚至影响到他（她）的婚嫁。这是当时的政治生态，是一种普遍现象，为人们默默地接受。还记得王杰吗？当年他的名声仅次于雷锋，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王杰日记》60年代在全国普遍发行，供人们学习。尽管在同时入伍的士兵中，他表现十分出色，但因为他的“中农”出身，他入党经受了多次考验，和他同年入伍的战友，都已经当副连长了，而他牺牲时却只是班长。“政审”是当年每个人必须过的关口，那时报考大学保密专业、重要专业的，分配在涉密岗位、重要岗位工作的，政审不过关是不行的。要当飞行员，更要上查三代，旁查三族，非要彻彻底底的“根正苗红”才行。当年的说法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文革开始了，狂热的红卫兵将这种“成份论”推向极致，成为“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从“基本如此”，修改为“绝对如此”。六中校园内，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班内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时间灰头土脸，若平时有积怨，或是小小不快，“红五类”学生对“黑五类”（后来又变成“黑七类”）学生就会大打出手。那时，我也属于“红五类”，虽然没有对同学暴力相向，但也参加批斗过一些同学。这么多年来，一直心存歉疚，我想借此向这些同学真诚地说“对不起”。一晃都40多年了，自从离校后，很少见过这些同学。你们还记得当年的容仔吗？能原谅我吗？

话说多了，还是讲讲我为什么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吧。随着运动的深入，我父亲从“革命干部”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于是，我就立刻从神气活现的“红五类”，变成了垂头丧气的“黑七类”。党的政策是不要将这些“黑七类”的子女推向敌人阵营，还是要将他们拉入人民的队伍，于是，“黑七类”子女就被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号。我在南林农场七年多，这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我戴了六年多，尽管这顶帽子时重时轻，时紧时松，但它始终压在我的头上。

二、  奔赴南林农场

68年，随着“斗批改”胜利结束，如何处理大批学生问题是一个摆在领导人面前的大难题。从初一到大学，数以千万计的学生，成为社会上亟待就业的人群。然而，文革造成了国民经济停滞，百业萧条，哪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啊。于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很有必要”了，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那时我们有热血，有革命的激情，尽管我们也想留在广州，但上山下乡也还是让我们兴奋。当年，广州的中学生有三条道路，一是留城进工厂、学校，二是到农场，三是到农村插队。留城当然是我所愿，但却不是我这样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奢望的，到农场，仍然可以过集体生活，可以按月拿工资，基本生活有保障，更何况还在传言很快就会改军垦。受《军队的女儿》这本书的影响，我十分向往军垦战士的生活，于是我毫不犹豫的报名到农场去。那一年，我弟弟尚坚在广州一中读初二，算是67届初中毕业生，也要去农场，但一中要去的农场在海南中线屯昌县的深山中，条件比东线的南林农场还要艰苦。为了兄弟俩在一起有个照顾，在母亲苦劝下，尚坚终于不情愿地同意和我一起到南林农场。班主任黄卓萍老师帮助我们办好了一切手续。

“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形势的引领下，在革命歌曲的感召下，我们六中的400多名学生，这些革命的青年，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到南林农场去了。出发前，父亲已被隔离审查，不知所在，母亲又要送别两个孩子去远方，身边还有4个年幼的弟妹，她的心里一定很苦。临别前一天，我们极想到学校集中，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坚持让我和弟弟在家里过夜，第二天一早赶到码头集合。那晚，母亲给我和弟弟反复交待，话语我是记不清了，但母亲的神态却让我永远难忘。由于父亲被隔离、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每月只从父亲工资中给4个孩子（另两个孩子由母亲工资负担）拨出48元生活费。为了给我们置办行装，这些钱已所剩无几，母亲从仅有的钱中拿出20元，给我和尚坚每人10元，让我们留以备急。尽管当年的10元，不是今天10元钱的概念，但如果不是万般无奈，母亲是不会对即将走向远方的孩子这么吝啬的。我们毕竟年青，“少年不知愁滋味”，那一夜，我们安然入睡，母亲是如何渡过那一夜的，我不得而知。天蒙蒙亮，母亲叫醒了我和弟弟，看着我们吃完早饭，让老三老四送我们去码头。她把我们送到门口，就关上了门。

三、基干民兵

南林农场在海南东线，杨梅、前线、青年三个连队，靠山临海，是所谓一线连队，担负着保卫海防的重任。改兵团建制后，南林农场编为二师九团。前线队改为三营十五连，杨梅队改为十六连，青年队改为十七连，营部驻十五连。那时，为保卫海防，十七连有武器库，配备有机枪、冲锋枪、步枪，一号通令下达后，还给我们连配备了一门无后座力炮，一门小山炮。尽管武器装备陈旧，但毕竟是真枪实弹，显示了十七连作为海防一线连队戍边的重要性。

武器是靠人掌握的，有了武器还不够，还要有军事建制，有连、排、班的组织和指挥系统，有人去扛枪使炮。为此，连里将所有人员编成三种军事组织，最核心的是武装民兵，编成一个大排，每人配发枪枝；然后是基干民兵，也是组织起来，配发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劳动工具，砍刀、锄头、扁担，也编成了一个大排；其余的人则作为普通民兵，没有组织建制，在一线连队全民皆兵的形势下，普通民兵将所有的老弱妇孺病残，全部编入。

到连队不久，民兵序列编制组建方案议定，连队召开了会议，各班列队站立，听连长指导员宣读名单。看着锃亮的枪枝武器，听着连长抑扬顿挫地宣读名单，我满心盼望着能成为武装民兵，拿起枪来，最好是冲锋枪。随着武装民兵命令宣读完毕，我都没有听到我的名字，当然，尚坚也是“孙山之外”。失望、懊恼涌上心头，我骤然明白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可以奢望成为武装民兵呢？能成为基干民兵，也是组织的信任了。扛着大砍刀，我们照样保卫祖国，照样可以成为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敌人敢侵犯，照样淹死他！

当然，成为基干民兵，只是知青生活中暂时的不快，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也很快扛上了枪，冲锋枪也时常背在肩上，长途训练时，机枪也时常在我肩上，过足了扛枪瘾。一号通令下发后，武装民兵夜夜到海边站岗放哨，白天还要“促生产”，日子一长，所有人都疲惫不堪。这时，我已成为事实上的武装民兵了，而且还是骨干力量，虽然不是夜夜出海站岗，但三天到海边去站两天岗，则是寻常事。我终于成为保卫海防的坚强战士了。

四、积代会代表

青年队的知青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尽管有命运不公的抱怨和失落，也有天生惰性作祟，但这个集体充满昂扬正气，积极鼓励进步，形成了推崇奉献，激励先进的良好氛围。在这个集体中，谁吃苦耐劳，谁积极奉献，就会被大家推崇，被大家尊重。因此，青年队的知青中流大汗、出大力，忘我劳动的典型很多，我至今还记得，连队宣传队还将一些好知青的事迹搬上舞台，如“何建华，好思想，战天斗地斗志昂,轻伤不把火线下，一心革命拼命向前闯。”等等。在党的积极教育下，在这么一个集体的带动下，我自然不甘落后，努力工作学习生活。

大约是70年吧，兵团成立以来，二师九团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兵团成立以来首届积代会，团里上上下下自然十分重视。团里分配给十七连8个代表名额，连队也十分重视，发动各班开会，层层推荐投票，几番上下，终于推出8个代表，我也忝列其中。记得陈瑞芳也是代表。连队整理了材料，报到团政治处审批。

一天中午，连队在午休，四周静悄悄，忽然，从连部传来指导员大声争辩的声音。我们一间屋里的知青全醒了，我仔细一听，原来指导员是在电话中和团政治处的同志争吵，他大声责问：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他是全连队唯一全票通过的，你们凭什么拿掉？家庭出身不好，他隐瞒了吗，他欺骗组织了吗？不是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吗？这时我完全明白了，我想，同宿舍的同学，听到指导员争辩的同志也都明白了。起床后，大家照样出工干活，什么也没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是的，大家又能说什么呢？我尽管心里翻腾，但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什么也没说，是呀，我又能怎样呢？

后来，不知道指导员是怎样和团政治处交涉的，总之，我还是作为代表参加了那一届积代会。不知道在代表成份统计中，我是作为知青，还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列入的。我很淡然地出席了那一届积代会，因为我不想辜负指导员。不久，我又被推选为代表（好像是列席的），参加了二师的积代会。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指导员和政治处争辩的声音，记得他那一张娃娃脸上时常露出的灿烂笑容。这位可敬的指导员叫曾庆柳，湖南人，是一个退伍军人，后来和他失去了联系，可是我至今还时时记起他。

五、入团

1970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整党建党运动，要把文革中被冲击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组成领导核心，恢复党的领导。二师九团也在各连队开始了整党建党工作。到十七连指导这项工作的工作组长是团政治处的一位干事，现役军人，姓刘。那时，现役军人的地位远远胜过农场的“土八路”干部，很有权威。这位刘组长为人倒是很谦和，经常给我们讲课，作形势报告。部队的政工干部，搞宣传是真有一套，这位刘组长时常舌灿莲花、口若悬河，那时我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这位刘组长也不是光会说，其实他干起农活来还是一把好手。一次连队插秧，他和我们连队插秧最快的一位号称“插秧机”的女同志（名字记不得了，依稀记得她是三班的，当年40来岁）PK。结果，刘组长把“插秧机”甩开一大截，率先到了田埂边，观看比赛的人一片掌声。至今我还记得刘组长当时开怀大笑的样子。

运动在工作组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知青也被分派了许多任务，诸如出墙报，搞宣传，每天在广播台上读文件，读社论，等等。运动进入“吐故纳新”阶段，要发展新党员，即“吸收新鲜血液”那时，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党员、老工人，都劝我积极向组织靠拢，争取入党。我对头上的帽子是有感觉的，对同志们的好意，我很感动，但却不敢动心，笑笑就过去了。通过整党建党运动，连队党支部建立起来了，工作组的任务基本完成，最后的扫尾工作就是整团建团。工作组把我们这些年青人召集起来，进行动员，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入团申请书。后来，刘组长还找我谈话，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这时，我的心也活动起来了，虽然帽子还带着，但以刘组长的身份地位，他的鼓励应该是有把握的。于是，我和一些同志很快递上了入团申请书。当天，志愿书就发了下来，陈瑞芳、叶光荣（当地青年，现在五指山市公安局工作）和我拿到了志愿书，要求当天填写完毕。同学们、朋友们都向我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志愿书交上去的当天，工作组和连队党支部便呈文送政治处审批，我记得好像是江不平送去的。当天晚上，刘组长找我谈话，告诉我，我是新成立的团支部委员，同时要求我写一份发言稿，第二天在团支部成立大会上代表新团员发言。那天晚上，我在油灯下认真写发言稿，改了一次又一次。

第二天中午，政治处的批复拿回来了。当天下午，通知开会，记得是在晒谷场（同时也是连队篮球场）边的谷仓旁边的一个小仓库内召开的。我把发言稿折好，装进口袋，走进会场。因会场很小，所有人都列队站着，我站在队列前面。简短的开场白后，宣读团政治处批复，新团员是陈瑞芳、叶光荣，根本没有我的名字。顿时，我可以说是呆若木鸡，头脑中一片空白，要知道，我口袋中还装着发言稿呢。突然的变故，使我的心往下沉，往下沉，沉入冰谷。团支部委员会由谁组成，谁代表新团员发言，我全然不知，只努力保持镇定。会议很快就结束了，走出会场，我木然走着，同学们、老工人们都和我保持着距离，是呀，和你走在一起，该说些什么，能说些什么呢？

尽管我知道这件事不怪刘组长，不怪连队党支部，但我还是对他们有意见，为什么不能事前找我把话讲开呢？为什么不能在下午安排我去干一些别的事，别让我去开会，让我多少避免一些难堪，一些尴尬呢？过后不久，连队调整了我的工作，我在文书岗位上已经干了一年多，被调整到伙房去当炊事员去了。工作组撤离时，刘组长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努力，那时，我已经很坦然了，我告诉他我会继续好好工作的。同时，我向连队提出，我到海南已经两年多了，连队的知青只有我没有探过家了，希望批准我探亲。这样，从68年11月离开家，我于71年3月（春节过后）踏上了返家的路程。

探亲回来不久，三营组织在哑吧田开荒会战，连队又把我调出来参加开荒，并让我担任班长。时间大约是71年5月吧，在开荒会战期间，一天，曾庆柳指导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我的入团志愿被批准了。于是在哑吧田会战工地，面对团旗，我举起了右手。

入团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是对我的心智、性情和生活态度的一次考验，我很高兴我还是走出来了。以后，我在生活中、工作中也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也有十分失意的时候，然而，有这杯酒垫底，我都能坦然面对，心中释然。谁说挫折不是人生的一种历练，不是一种财富呢？

六、为了那些爱我的人

一桩桩、一件件，这些今天看来可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一个追求理想、渴求进步的青年人，还是有打击的。除了上面说的事以外，我这顶帽子还使我失去了很多机遇：推荐上学，总在最后被刷下；参军、提干，我没有资格；农场知青向往的工作，一些技术岗位，要害岗位，诸如教师、卫生员、驾驶员等等，我也无缘。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每逢这时，心中难免苦涩、难免酸楚。

在南林期间，虽然我遭遇过不愉快、遭遇过不公正，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感觉到，在南林七年多时间里，我得到的很多很多，远远大于我失去的。我在南林拼命地工作过，努力地拼搏过，在这块土地上，我抛洒过汗水，流淌过泪水，也流淌过鲜血。我的付出，我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得到了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公正评价，这让我欣慰、让我感动。我前面说过，十七连知青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群体，我的同学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他们的友情，使我终生难忘。我常常想，人生中有了知青的历史，就一定有知青的感情，有知青情结。如果没有知青情结，没有见了知青同伴如亲人、如兄弟、如姐妹的那种情感，是不是太冷血呢？

我可敬可爱的老工人和同志们，给了我极大的关怀，还有一直培养我的指导员和连队领导，如我前面说过为我仗义执言的曾指导员。南林知青几乎都知道余世和，那是农场的一个土专家，一个百科全书型的人物，有一段时间，他在青年队，可能感觉我是个可造之材吧，曾向我传授过很多农场的生产知识，还带着我跑了许多山头，教给我规划林段的知识。刚到青年队，我所在的四班班长郑凤荣，可能觉得喊我名字不礼貌，喊“小容”不尊重，很早就尊称我“老容”了。他们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正是他们的教育与关爱，正是他们的肯定和赞扬，正是他们期许和祝福，使我渡过了人生中艰难的一段路途，使我从失落和苦痛中走了出来，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经历了种种磨难，我之所以没有放弃，之所以没有沉论，我想除了理想信念，还有我坚信父亲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相信他最终会得到解放。然而，支持我，帮助我走过这段历程的，更多的是同志们的热情关爱，同志们的公正评价。正是他们一句暖心的话语，正是他们一个鼓励的眼神，正是他们一次紧紧的握手，正是他们年年月月日日的长期鼓励，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对我寄予厚望的真情，使我不能放弃，我绝不能辜负他们。

离开城市，走进农场农村，不再继续读书学习，拿起了扁担锄头，这不是人生幸事。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共和国的无奈，是共和国的伤痛，当然，更是身历其中的数千万知识青年的悲哀。我们满怀豪情，却无法实现革命理想，我们期盼报国，却无学识本领。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艰苦的磨砺，付出了很多很多，但对祖国实现现代化的贡献却远远难和我们的付出相等。这是我们的哀痛。尽管这样，我对知青的人生经历还是无悔。因为这段人生，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努力工作，敬业奉献是我一生不变的信念。

我庆幸，我来到了南林；我感动，有这么多南林人关爱着我；我骄傲，我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是南林人。我要对所有爱我的人真诚地说，我爱你们。

七、摘帽

时间到了1974年，那年有两件事使我难忘。一是家里来信告诉我，父亲已经被“解放”了，正在等待分配工作。这使我兴奋异常，真是感到天更蓝了，树更绿了，我知道，我的知青生涯就要结束了。

另一件事就是撤销了兵团建制，又恢复了农场，三营改为第三作业区，十七连又改为青年队，但那时，青年队已近撤销，队里的人员大多调入其他连队。68年11月一起进队的27个知青，这时上学读书的走了，回城的走了，一部分调入了场部直属单位，当然也还有调入其他连队，如深兰队的，红桥队的，等等，知青只剩下我和江不平两人了。一天，我俩划船出海，到对面的小岛上去买鱼，在岛上过了一夜。那晚，月明星朗，我俩爬到岛上最高处（大约有50—60米高吧），放眼向远方眺望，耳中是海浪拍岸的涛声，真是“登高临远，归思难平”，两人相对默然。不久，我又被借调到前线学校做代课教师，队里只剩下江不平了。

在前线学校代课大约有2个来月，我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喜欢上了那些纯朴的孩子们，这时，第三作业区又将我调去做书记（这是沿袭军垦农场时的叫法，以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文秘一类的岗位）。

不久，全国上下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0月份，海南农垦总局从各农场抽调人员，组成社教工作团，派赴各农场指导开展运动。南林农场选调了5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工作队在南林集训期间，适逢又一批知青回广州读书，尚坚要去省政法学校学习，江不平要去铁道学校学习，一大批知青在场部相聚，凡是要走的，都兴高采烈，留下的一面为战友送别，一面心里默默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培训2天后，我们这5人由场领导周福民带队，被派到红光农场工作分团。5人中除老钟留在团部工作外，其余4人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周福民同志任组长，陈德珍同志为副组长，派驻东海队，开展运动。

75年5月，父亲终于恢复了工作，走上了工作岗位。7月，驻红光农场工作团党委批准了我的入党志愿。入团以后，经过4年多的不懈追求，我终于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在工作团总结大会上，我又被授予海南农垦系统优秀工作队员称号。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至此是完全被甩掉了。

从工作团回到南林农场后，我被任命为武装连长。那时武装连已经完全转为生产连队了，当时只有50多人，管理着连队周边的橡胶林，还有两个班驻场部执行基建任务。到任后不久，武装连更名青年突击队。农场中学毕业的100多名学生加入到队里来，这样，青年队就有140多人了。既然是青年突击队，当然要以完成场部突击性工作任务为主，我和指导员带着他们，按照场部指令，上新风队伐木，上牛寮修水库，建发电站。在青年突击队，我只待了短短的五个多月，我是队长，更是这些学生们的兄长，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0月，农场组建新的党委，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据悉，我也被内定为领导班子成员，上报审批。其间，我和各农场领导班子成员被集中到海口市，参加了农垦总局组织的半个月的学习培训。那时，正是邓小平同志抓整顿的时候，干部必须走台阶，严禁火箭式突击提拔干部。为此，农垦总局作出规定，场领导必须有2年以上基层连队任职的经历，我不具备这个资格条件，不能作为这一届场领导人选。于是，我被列为党委委员侯选人。在党代会上，我被选为南林农场党委委员。

12月底的最后几天，农垦总局同意我调离南林农场到安徽合肥工作的调令来了，我迅速办好了手续，76年元月5日，我带着不舍，带着思念，离开了南林农场。母亲亲自到海口接我回去，母子相见，又是一番感慨。

八、不是结束语

昨天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我今天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那是我在南林的一段往事，是我知青生活的一段真实感受，也是一段历史。这么些年过去了，今天看来，是我当时太年青，年青人有时是敏感的，特别是涉及面子、涉及尊严时，年青人也多少是有虚荣的，这些，都放大了我当时的感觉。

写下这段经历，是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年代，有这样遭遇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即使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吧，他们没有家庭出身的歧视，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普通的工农家庭的子女，他们也会有另外一种歧视和不幸。这种不幸在于，没有背景，没有社会能量的家庭，能给他们的知青生活多少帮助呢？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离开农场时，已经在南林待了七年多。然而，还有许多知青还在农场等待。当知青越走越多，继续留在农场的越来越少的知青，就会有一种凄惶，一种焦燥，我是品尝过其中的滋味的。每走一个知青朋友，都会使留在农场的知青感到一种煎熬，一些知青在农场待了10多年，最后是在知青大回城的政策下才最后离开农场的。这些战友有一些回城就业不顺利，有一些已经提前在国企改革改制中早早下岗回家了。这使我反复想到“穷人恒穷”的规律，因为它在各种社会都普遍存在。相比较他们，我真的不应该抱怨。

写下这段经历，是因为做为曾经遭遇过不公正待遇者，我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公正，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注社会的和谐。我也期望大家共同关注。曾几何时，我们有城乡差别，有工农差别，在以身份管理为主要办法的人事管理制度中，人为的造成干部和工人的差别，正式职工和聘用职工、临时工的差别，不管你怎么努力工作，不管你做出多大贡献，你的身份就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我更想到农民工兄弟，想到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歧视，我们的政策歧视，还要持续多久呢？我记起了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我们认为所有人生来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是否可以不以人的身份，而是以他们的品格和贡献来评判他们的价值呢？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尊重人的尊严呢？所幸，时代的进步已经使我们认识到“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在建设和谐社会了。

                              容尚谦

                   写于下放40周年集体回访南林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