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18（84-89页）

 6.思乡

1973年13号强台风不仅摧跨了农场的房子，而且彻底打碎了长期政治说教给知青的幻想。他们到海南已经5个年头了。他们战天斗地，出生入死地拼命奋斗了几年，有的人伤残，有的人牺牲，大多数人一身病痛，但并没有改变农场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更加赤贫，更加衣衫褴褛，更加饥饿。他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毛主席说的“大有作为”的感觉。

有一次周毅回广州探家期间，在东山区邮局见到一个给在海南岛的孩子寄猪油的老母亲。她身材瘦小，头发花白，拿着一个铁罐（那时候还没有塑料罐）。里面装着约3斤多猪油。也许是包装不符合要求，邮局不给她寄。那母亲当场就哭了。边哭边诉说：“孩子在海南岛，那里没有油水，没有菜吃，常常盐水捞饭。这些猪油是全家存下几个月的肉票买肥肉炼的。”（注：那时候广州市民买猪肉是要肉票的，一人一个月约0.5元钱肉票，可以买半斤肉。一斤肥肉可以炼5两猪油）。他见到真是心酸。每一个知青的母亲都象那位母亲一样，无时无刻地牵挂着远在海南岛的儿女。

 人们开始思乡。想回广州的愿望在蔓延。有人从广州探家回来，带回一首广州知青思乡的歌曲，据说是个华侨学生写的。

很有情调。

远 走 他 乡                

 1973年不知名的广州知青词曲

                                                           卢克唱  钱正钧教授记谱

                                2007-11-20 

1=G  2/4                                     

(0 2  1 2︱3∙ 3  3 6︱6 4  3 2︱0 2  1 2︱3  2∙ 1︱7  3︱6 -︱6  0)

︱6  1· 2︱3 ∙ 3  3 3︱6· 4  3 2︱3  -︱2  1∙ 2︱3 4  3 2︱2· 1  7 1︱

低  声     无   语  的 是  岸 边  的 榕  树，    唉  声      叹息  地 的  奔 腾  的 珠

我  不是   不   爱  你 呀  亲 爱  地 故  乡，    我  不 是   不爱  你呀   亲 爱  的 姑  

6  -︱3  6︱6∙ 7  1 7︱6 4  3 2︱3  -︱2  1· 2︱3 3 4  3 2︱7∙ 7  3︱

江。    我  俩  徘      徊在  长 堤  路     上，    多  少     知 心 的  话儿   没    有  

娘。    明  天 我就     要    离开   你     们，    命  运     驱  使    我     远 走 他

6  3· 3︱6  - ︱6  7∙ 5︱3  -︱3  2· 2︱3  -︱3 2∙ 1︱6  -︱6 2  1 2︱

讲。再 见  吧 ，          故     乡！        再 见   吧 ，     姑     娘！       明  天 我 

乡。

3· 3  3 6︱6 4  3 2︱0 2  1 2︱3  2∙ 1︱7  3︱6 -︱6  0║6 –|6 6· 6︱

就 要  象 江     水  一样，   奔  向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方 。    还 要 

3 3  0︱2∙ 1  6 6︱0 2  1 2︱3  2· 1︱7∙ 7  3︱6  -︱6  6· 6︱3 3  0︱

回来！     还 要   回来！   一  定要  回   到     你 的  身  旁。         还 要  回来！  

2∙ 1  6 6︱0 2  1 2︱ 3  5︱6 6 6  7 5︱6  -︱6  -|6  0 ║

还 要   回来！  一   定要    回  到  故 乡的  土地   上！

（说明：前两行歌词中的“的”字唱“地”读音。）

（注：请原谅，没有歌谱软件，打不完整曲谱。完整的歌曲已经在前面8月17日用照片发布了。--作者）

每当夜深人静，有人小声唱起这忧伤的歌，就会引起共鸣，有时会出现自发的合唱。合唱结束后就是长久的静默……

1973年的知青是从1968年开始的整整8年时间全国所有县以上城市95%的初中、高中毕业生，是数量庞大的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他涉及到全国所有大、中、小城市中80%的家庭。知青问题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一年，邓小平复出了。知青政策进一步松动：

多子女的家庭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不下乡；无子女在身边的家庭，为了照顾老人，可以从已下乡的子女中召回一个；独生子女可以留在身边；已经下乡的知青，如果身体有残疾或有不能干重体力劳动的疾病的，可以办理“病退”手续回城；来自海外的华侨学生可以申请出国继承海外遗产。。。。。

有人走后门离开了农场回到了广州。

有的人办理了“病退”手续，离开了海南岛回到了广州。

有的人办理了回农村老家的手续，离开了海南岛回到了自己在大陆的农村老家。

值班连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南洋的所有华侨学生都申请出国了。

有人经过推荐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城读书去了。

1973年广州市第一次恢复中专学校招生工作，刻意面向广州知青大批地招收中专学生，变相地把一部分广州知青招回城。

1974年10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撤消。恢复了“海南农垦局”的编制。在海南的知青最后一点精神支柱没有了。人们的思想动荡达到了极点。

1974年底，周毅在农场和值班连的最要好的朋友、弟兄几乎都走光了。他上大学的机会早已经被政治处主任堵死了。中专不收他们这些高中生。他又没有农村老家可以回，又不会装病搞“病退”。又没有女朋友。他第一次感到孤独，感到没有前途，没有希望，感到自己在命运面前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和无奈。

周毅突然感到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爱他的女人在精神上支持他。过去他一直以为自己勇敢、坚强、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现在他看到自己虚弱的一面。他不能没有一个爱他的女人在精神上支持他。他过去对女人的羞涩和恐惧一下子荡然无存。那一年周毅28岁。

 这时已回广州读中专的香草在其他一对对恋人纷纷抛弃对象离开海南时，给周毅来了一封含蓄的信。她是1973年去广州读中专的，离开农场已一年多了。周毅以前跟她没有过多的交往，但她给他的印象不错，在男知青中评价也很好，虽然没有超群的才貌但是人品出众属于贤惠型的女人。周毅叫她寄来了一张照片。

周毅象茫茫大海中的落水者得到这救命的救生圈。她使周毅在最困难近乎最绝望的时候看到了蒙胧的海岸线。她是周毅的精神支柱，她的来信支持着周毅熬过了那最困难的半年。周毅这时候才理解一年前韦德才为什么那样强烈、执著地甚至是疯狂地追求女朋友。他和自己一样在绝望和痛苦中迫切需要一个爱他的女人在精神上支持他，在感情上得到安抚。

人们千方百计想办法逃离海南岛。

人们为了越过难以逾越的琼州海峡逃离海南岛想尽了办法：

有人搞到了医院开的有病的证明。

有知青的父母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希望子女能“顶职”回广州。

有的人提交了申请回农村的老家的报告。

有人回广州探家不归了。

有人甚至直接从农场逃跑，偷渡过海，连户口都不要了。

有的人利用探家的机会越境逃港了。

由于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鼓舞下，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甚至偷越国境，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有的海南知青也跃跃欲试。他们宁愿战死在异国他乡。

有的女知青为了离开海南，不得不牺牲肉体，陪有权的军人或领导上床。广州军区军事法庭曾以“奸污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公开枪毙了几个现役军人，其中就有团级领导干部。

知青绝望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周毅旁边那个团有个广州知青，几年的艰苦劳动落下了一身病痛。为了办理“病退”回家，千方百计活动了近两年。眼看着身边的知青越来越少，他最后一次向家里写信，发出最后的哀求。家里的回信中说：家里是一般的市民家庭，无职无权。办理“病退”的事现在还没明确的有着落，希望他再坚持一下。

绝望的他收到信后精神完全崩溃了。晚上他喝了一瓶白酒，把同住的其他知青赶出房间，用桌椅顶住房门，开始发酒疯。他一边哭、一边笑、一边骂，然后拿出锋利的砍刀疯狂地往自己的脖子上、身上乱砍。那鲜血喷得四壁满墙满地满床都是。当人们砸烂了门窗冲进去时，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到在血泊中了。人们还能勉强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要回家……”。一个多星期后，同意他办理“病退”的通知单到了他们农场，但是太晚了。

几年后，周毅在广州的华侨墓园见到他的墓碑，他终于“回到广州了”。

7.逃出海南岛

1975年知青政策再次松动。广州市开始了停止了9年的国有单位招收工人的工作（当时没有私营、个体企业）。国家的招工指标下达到全市各国有单位后，牵动了整个广州市民的心。因为80%以上的广州市民家庭有子女下乡。有的是几个子女都下乡了。东岭农场就有许多是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农场的，甚至在同一个队的。

几乎所有的招工单位都选择了首先招收自己单位的职工子弟。被招收的知青的户口会一同迁进广州市。这就叫“带着名单来招工”。于是广州市单位将带着名单来海南招工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农场。大家都开始积极地与在广州的家人联系，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将要带来的招工名单。这也许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最早的大规模“走后门”的开始。在那个极不公平的年代，走后门也是不得已的求生办法。

25局新上任的局长是刚解放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的老干部。他是周毅父亲的老战友。他来周毅家看望老战友时告诉他们带名单招工的事。并抄下了周毅的名字和所在农场的地址。

1975年4月，周毅从家信中知道了广州市各招工单位来海南的准确时间后，有生以来第一次违反纪律，逃跑到海口去活动。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四团”的建制已经撤消，恢复了“海南农垦局国营东岭农场”的名称。原地方干部的张副团长担任了农场场长。值班连的武器弹药开始集中保管、登记，准备上缴。此时全农场处在一种特殊的动荡松散时期。

周毅没有请假，也没有开通行证，只跟几个要好的值班连的弟兄打了招呼，让他们掩护他两天。

当天下午收工后，周毅走了十几里山路来到场部。在机运队开卡车的广州知青小林为了帮助他，当天晚上就把车开到加工厂，提前装好胶片。胶片是长方块的，堆放得很整齐。装好胶片后故意在货堆中间留下一个长1.8米，宽0.5米，深0.4米可以躺一个人的凹槽。

当晚周毅没有回连队，就挤在机运队朋友的床上过了一夜。为了不让人发现，第二天清早天不亮他们就起来了，周毅躺进卡车货堆中间留下凹槽里，盖上帆布。卡车亮着大灯冒着清晨的迷雾出发了。车子开上国防公路后，他才可以坐起来，用帆布挡住清晨的寒风。

上午车到达海口的兵团司令部。周毅急忙下车，找到他认识的已转为现役军人，给兵团首长当警卫员的广州知青打听情况。

他告诉周毅：

兵团司令部已经移交权力，海南农垦局已全面接管农场工作，军队已经帮不上忙。

这次“招工”对海南农垦局的干部来说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广州市，并可以办进广州市户口的唯一的机会。海南农垦局把广州市来的所有招工人员安排在远离海口市区的偏僻的秀英港，不准招工人员与农场的知青接触。

第一天的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海南农垦局的干部坚持要求广州招工人员首先招收海南农垦局提供的农垦局子女的名单，他们才同意按广州招工人员的名单放广州知青。这些广州来的招工人员，许多本人的子女就在海南岛农场，他们当然不肯答应。会议僵住了。

那个警卫员拦住一辆军车，叫司机把周毅送到秀英港招待所。

到秀英港招待所，正是中午午休时间。周毅直接闯了进去。他向见到的第一个人打听广州招工人员。也许他们一直没有直接接触到知青。那个招工干部兴奋地喊了一声，立刻许多房门同时打开了，许多招工干部走出来，他们激动地拉着周毅的手，急切地询问：“是那个农场的？知青情况怎么样？”一位老者激动得流下眼泪。他们热情地把周毅带到25局招工人员的住房。

25局的招工人员马上拿出几张分布在各农场的要招回的知青名单。周毅终于在其中一张写着“万宁县东岭农场”的名单上见到了自己的名字，上面还有他认识的其他知青的名字。招工干部兴奋地跟周毅确认了他们农场的知青名单后，告诉他：“我们单位的招工名额有多，如果你有女朋友也可以把名单加进来，我们一定把你们要回来。”

下午周毅回到海口，到农垦招待所门口等回程的卡车。他买了两个5分钱一个的面包，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周毅在海口的街上迎面遇见两个穿着海军军装的漂亮的他认识的中学女同学。她们是海军子女，现在是海军现役军人，在海口423海军医院工作。而周毅当时身穿一身又破又旧的工作服，头戴一顶破草帽，光脚穿一双破得露脚指，几乎没有后跟的破解放鞋，穿得象乞丐一样。因为他是没有请假偷跑出来的，即使回去，也不能让人看出来。他只能穿着平时工作最普通的衣服和装束。

差别太大了。他用破草帽遮住大半个脸，与她们擦身而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被困在秀英港的广州招工人员在经过与农垦局多天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协议。

广州各单位的招工人员为了要回自己的职工子女，互相调剂了各单位的招工名额。招工名额多的单位主动接收了招工名额不够的单位的职工子女。也匀出一部分招工名额给农垦局。农垦局对广州各单位的招工人员为了要回自己的职工子女而列出的名单全部予以放行。真是皆大欢喜。

1975年4月下旬，一大批广州知青终于接到了招工通知。由于是“招工”，不是“调干”。人事干部在征得周毅的同意后，把他档案中的“干部”身份改为“工人”。（“调干”必须是走组织部的渠道的。）

在海南岛农场7年，几乎没有照过像。要回广州了，必须拍几张真实的照片。周毅向在场部工作的黄芳兰借了一架公家的双镜头的海欧牌120照相机，用9元多钱（1个月工资的1/3）买了2卷“公元”牌黑白胶卷。拍下了连队的全景、他的草房连部、赤膊劳动的战士、他曾住过的在台风中倒塌的砖瓦房、红峰队的房子……。

正当周毅在为办理手续奔走在连队和场部之间的时候，他看到值班连的牛车上整齐地堆放着崭新的半自动步枪和他心爱的冲锋枪，在值班连战士们的武装押运下向场部走去。值班连接到了上缴武器的通知。值班连终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连队武器的上缴，标志着“武装值班连”的编制正式撤消了。

接到调动通知的知青甚至没有机会凑钱买鸡买鸭请朋友们吃一顿。因为必须要等星期天，还要走几十里山路才能买到鸡、鸭、肉。

值班连接到通知的大多数人都丢掉了那些破破烂烂的跟随他们多年的破衣服。有许多人和周毅一样把大部分还可以穿的衣物、镀锌铁桶等物品留给了还未接到通知的人们。只穿一身衣服，带一张旧棉被就回来了（旧棉被是不能丢的，因为买棉被是要很多布票的），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要走了，两手空空，带什么走呢？周毅带了一把使用了多年的红峰队铁匠李邦秀打的勾刀、一把新的金鸡牌锄头配上最好的“青皮格”木的锄头把、一条自己用热带雨林中弹性最好的“白楂木”做的使用多年的扁担。

后来不知道谁出主意：带些木料回去。于是接到通知的知青们开始忙碌起来了。农场的朋友们凑了可以做一副大床架的木料送给周毅。两年后这些木料成了他结婚的新床。李德标找到木料后来不及开锯，就把整段两米多长的圆木用破被单一包，当行李托运了。

这是海南岛农场最大的一整批知青回广州。招工人员就象知青们7年前来海南岛时一样，包下了整条可以运载上千人的客运海轮“红卫三号”。

由于全船旅客都是回城知青，所有的行李过磅，上下船的搬运等工作都由知青们自己完成。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按农场为单位安排所有行李的过磅和上下船的搬运工作。大家都是回城的知青，尽管大家互相不认识。但工作起来竟是那么积极主动，配合密切，高效，有序，摆放整齐。

1975年5月1日，“红卫三号”靠上了广州的洲头嘴码头。在海南农场工作7年的广州知青们终于回来了，回到了他们的城市，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回到了他们亲爱的姑娘身旁。   

周毅终于可以和他心爱的姑娘夜晚漫步在岸边长着高大榕树的长堤路上。两年后，香草成了他的妻子。

1979年，随着最后一个可以离开的广州知青离开了海南岛农场。轰轰烈烈的广州知青去海南上山下乡的运动宣告结束。它留给那一代知青的是永久的伤痛和思考。

个别在农场与本地人结婚的女青年还留在农场，她们已经变成了“老工人”，和当地的其他老工人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后记

1978年云南知青为了回城举行了大规模的跪地请愿感动了中央调查组的组长。他动情地说：

我也有孩子上山下乡。我代表自己，不代表中央说句心里话：孩子们，回家去把！

此事惊动了中央。

50年代曾大力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共青团中央总书总胡耀邦，1980年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0年5月8日胡耀邦提出：“今后不再搞上山下乡运动。”10月1日中央基本决定：过去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可以回故乡城市。在全中国历时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正式结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