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珍藏了四十年的旧船票，由于时间久远，显得有些残旧，但上面的文字仍然清晰。这张简易船票是手刻油印在白纸上，周围有手撕的痕迹，面积为4×5cm，由广州港客运站印发。
      船票上的手写体尚算工整，其内容是：“下乡上山青年专用乘船证，广州——海口，船名：红卫一号，时间：1968年11月9日6时正分，在太古码头开船，当班有效，过期作废；不能转让，不能报销。上厅。广州港客运站”。（见图）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席卷全国。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红卫兵”别无选择，只能到农村或农场去。广州市第六中学的400多位高、初中毕业生报名到海南这个“广阔天地”“炼红心”，他们被分配到海南岛万宁县的南林农场（即后来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落户，我是其中的一员。
      1968年11月9日是同学们出发的日子。这天天没亮，我和同学们就提着行李，回到学校，然后乘坐大卡车，来到太古仓码头。“红卫一号”就停泊在岸边。这里本是货运码头，这天成为上山下乡专用码头。原本冷冷清清的码头忽然变得人声鼎沸，挤满了学生和送别他们的亲友。同学们对海南岛这个“广阔天地”充满了憧憬，因此心情显得有些兴奋又有些忐忑不安。我们手持船票，扛着行李，依次登船。从候船室到码头，两旁列队站立着佩带红袖章，头戴藤帽，手持“水火棍”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他们表情严肃地夹道“欢送”这些前“红卫兵”离开广州。
      我们登上轮船，我在三楼的上厅找到自己的位置，原来是铺在甲板上的一排排草席当中的一张。
      上午九点半，船终于要开了。同学们一下子都涌到船舷边，向码头的亲友挥手道别。站在后面的看不到，只好踮着脚；有的甚至爬上栏杆，挥舞手臂，高声呼喊着亲友的名字。
“呜——”，随着一声汽笛，轮船慢慢地驶离码头。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广州！码头渐渐远去，慢慢地在视野中消失，几个女孩子开始哭泣，我的眼眶也不知不觉地充满了泪水。
      朱头、黄爷、柯记、贵星、细蚊仔等几个同学回到房间，大家都默不作声，实在有些伤感。
      安置好行李，我和阿鹏在轮船上四处闲逛。这是一艘老式的旧轮船，烟囱正冒出浓浓的黑烟。轮船甲板上有三层，甲板下是货仓和轮机仓。在轮机舱我们见到一座巨大的锅炉，工人正在用铁锨往里加煤，炉火正旺，气轮机发出轰鸣，驱动轮船前进。
      船员老李是位壮实的汉子，与他交谈得知，这是“红卫一号”轮最后一个航班，运送我们之后，这艘轮船就要退役了。该轮是1935年由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制造的一艘载货量530吨，载客量350人的客货两用汽轮，原名“长江号”，属于上海私营企业“大达轮船公司”经营，专门从事长江内江的航行运输，1948年改为航行上海至广州的航线。解放前夕，为逃避战火而驶停在香港，1951年下半年才驶回广州，改名“新安号”，公私合营后改名为“海棠号”。后来拨归广州海运局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改名为“红卫一号”，一直从事广州至海口、湛江航线的往返运输。
      轮船慢慢向珠江口驶去，经过伶仃洋，经过远处灯火阑珊的澳门，进入浩瀚的南海。第一次见到无边无际的大海，看着螺旋桨激起的浪花和成群追逐在轮船后面的海鸥，我们心情无比激动。我尝了口海水，啊，真的是咸的！
      过了不久，风浪骤起，轮船剧烈摇晃，许多人开始晕船，呕吐不已，我们第一次尝试到大海的威力。
      船仓里弥漫着一股油漆味和呕吐物混杂的难闻味道。我呕吐之后躺在草席上昏昏欲睡。半夜里，轮船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原来“红卫一号”实在太陈旧了，经不起风浪。由于海上的风浪超过了六级，只好停泊在阳江附近的岸边避风。
      直到第二天早上风浪变小，轮船又继续它的航程。
      一个海员在船尾钓海鸥。只见他用尼龙丝绑着大号鱼钩，以一条小鱼作饵，向海中抛去。成群的海鸥在追逐着轮船激起的波浪，突然，一只海鸥俯冲下去，吞下小鱼。这只可怜的海鸥顷刻之间成为海员的“战利品”。
      轮船穿过琼州海峡，乘风破浪，继续向海口驶去。
      “看！陆地！”不知谁喊了一声。只见前方隐隐约约看见一些黑影，而且越来越清晰。慢慢地，看到陆地上的椰子树和房屋。啊，我们终于来到海南岛了！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红卫一号”安全而又艰难地完成它最后一个航班，载着我们到达海口秀英港，船票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海南的十年知青生涯。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取了大学，才重新回到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