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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II）

                                                 吴 非

      拙作《师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公开后，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也许是因为这样的话过于敏感，公开否定“师恩”，有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文汇报》后来发表的两篇文章表示了不同看法，我都认真读过。所幸很多读者知道我的教师身份，否则我持这种观点等于把自己当作箭靶子，不知会招致多少误会。我对人师，怀有永久的敬意，有的甚至视为一生的诤友，但是要我把他们当作“恩人”，我觉得那并非是对教师职业的敬重，反而有可能成为亵渎。
　　我教过的学生，成为我生活中所认识的人，我从不认为他受惠于我，而应当视我为恩人。也许我的工作中帮助一些青年人走过了他们认为最艰难的路，给过他们信心和勇气，但是在我，这仅仅是我的职业，一如牧师用心灵为他人解脱烦恼。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从不认为自己在“奉献”。
　　有些教师因为门下出过一两个名人，便长年把他们的名姓挂在嘴边，通关系，当门路，排忧解难，凡事必找先前的学生，如同招呼儿女，使唤仆人。我因之想到，中国的这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多么地害人！这不是教育，这是“投资”、“入股”，在一个人读书求知的阶段，就给他打上了永世不忘的印钤。中国式的这种“报恩”教育，很有可能是学生缺乏叛逆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原因之一。
　　文革中我亲眼见到学生用军用皮带打教师，这些家庭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红卫兵像匪徒一样残忍地虐待老教师和女教师，手段残暴下流。这是谁教他们的？他们是天生的虐待狂？人性中那些阴暗与邪恶全被所谓的“革命”点燃了。“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一切几乎竟全是愚昧与无耻。他们读的书，他们接受的谎言，他们受到的所谓教育，全都释放在教育者身上了。
　　你种下了仇恨，你就会收获血腥。
　　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当中，除了早就被打入另册的一批“右派”、“反革命”，多数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我印象中的这些人本身是极左分子，然而在权力争夺中，也成了打击对象。这些手上沾着无辜者鲜血的人，在这场风暴中也流出了自己的血。相比而言，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磨难是有限的。当文革结束时，很多当年的红卫匪徒和极左干部仍然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让人觉得所谓的拨乱反正，不过是在原有体制基础的复辟，而非公理战胜。我很少听到当年的学生向受侮辱的教师道歉，也很少听到那些干部向被自己迫害过的教师道歉。他们没有个人的忏悔，而是把一切都记在所谓的“路线错误”上。
　　从教早期，有老教师告诫我：不要对学生太好，要保持一点距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内涵。我们是教育者，我们的工作是无可替代的。学生和教师一旦突破师生界限，对学生来说很大的损失：他明明需要一个教师，可是他仅仅得到的是一位朋友，一位父亲或是一位母亲，那么，他接受教育的形式依旧不是完整的。
　　我看过有关优秀教师的经验介绍，文章称这位教师能记得全班学生的生日，每当学生生日那天，他就会向这位学生表示祝贺，学生总是很感激。能记住每位学生的生日，这当然是优点，也是他做好工作的一种优势。我想，这种工作法可能没有推广的必要。
　　我们未必要让一个学生知道教师对他的注意，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关注生命，关注所有的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