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东站事件”

1962年我约15岁，在广州黄华路的八一中学住校读书。学校围墙的另一边是省公安厅。我有个同学的父亲可能是公安厅副厅长，我常去他家玩。“东站事件”的当天晚上我正在他家。他父亲急急忙忙从办公室回家里来拿手枪。我们闹着要去，为了锻炼我们，他说：“兵都派光了，我的兵不够。你们就当我的警卫吧！跟着我，不准离开指挥车。”我本身就穿着军装，他把一顶带帽徽的军帽扣在我头上，我就随他上了美式中吉普的指挥车。车上装着大喇叭，有4个带枪的公安战士。

事后我才知道，事件之前从广州去香港是不设防的，派出所开个条子边防就放行。当时从白云路旧广州火车站（原叫广九车站，也叫客运东站）每天开往深圳、香港的班次并不多，正常的旅客也不多。

那两天不知道怎么的从全省各地到东站要求买票去香港的人特别多，每天的车票早就卖完了。买不到车票的人们不光把候车室挤满了，连白云路都挤满了。一连3天，人越聚越多。正值饥荒年代，车站设施又落后，人们没吃没喝，晚上连白云路地上都睡满了人。后来连看热闹的人聚集了有1万多人。人们要求加开火车车次，开始冲击火车站。副省长和副市长乘宣传车带着民警到达现场，企图疏散人群，结果爆发冲突，宣传车被推翻。1962年正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年代，上级马上认为矛盾性质已经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于是我们到达了东站现场。

同时到达现场的有省公安厅的公安部队，解放军的警备区部队，广州军区派的野战部队。我们到达时见到一辆辆军用卡车上装满了成架的铁丝网。车一到地段就打开卡车边帮，推下铁丝网，拦住公路。众多的士兵刺刀闪亮，架上机枪，封锁住东站通向外面的所有道路。南海舰队派炮艇封锁了大沙头一线的珠江水面。在东站的群众没有见过这个架势，都吓懵了。

部队封锁好后，开始清场，把所有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押上汽车，分散到几个关押点甄别，其中有少数是看热闹的市民。只要有人不愿意上车，就被一枪托打倒，两个士兵就上去各抬起手脚，1、2、3象丢麻袋一样丢上卡车。有几个士兵手里不拿枪，只拿一个冲锋枪弹匣，有人强不上车，他们就上去一弹匣打到太阳穴处，打倒了就丢上卡车。经过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把1万多人押走完。

据说第二天下午就开始经过甄别陆续放人了。几天时间大多数人都放了，只扣留下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没有放。审查的结论是：“东站事件”是一起由“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挑起的叛逃事件。

从此以后，省公安厅在樟木头、松岗一线和深圳一线设了两条边防线。这两条边防线并不是为了保卫祖国，防止外敌的入侵。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人民外逃偷渡。逃港被认定是判国。

派出所开个条子边防就放行去香港的权限被取消了。从此以后要去樟木头以南（包括樟木头镇）就要“边防证”，去香港就要“特别通行证”。这就是“边防证”和“特别通行证”的来由。

“东站事件”之后，在广东省内开始了长达20年的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我们后来到在广九铁路边的增城瓦窑乡农忙劳动时，当地农民说，逃港高潮时，逃港的人沿着铁路线自然排了两行队伍。每天从早到晚队伍都不曾断过，从这里一直排到香港。有的人拖儿带女，有的人饿得全身浮肿，走不动了，倒毙在铁路线上。根据当时省公安厅的内部通报，最多时每天强行冲过边防线的人有几千人。东莞全县家家有人逃港，宝安县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逃光了。

    其实这些逃港者都是由于饥荒和国内不断政治运动迫害下的饥民、难民而已。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还有多少人冒生命危险去逃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