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莉

                                          ――一曲時代的悲歌－－－

“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情意，我怎麽能忘記？蔓莉你怎能這樣忍心靜靜地就離去？我多麽悲傷、從此以後再也不能見到你！只有等到我死後埋葬在一起。蔓莉！”這是一首曲調悲哀、又略帶頹喪的歌曲，現今仍然流傳在卡拉OK的歌碟中，刀郎的演繹雖然抑揚頓挫，但並沒真正唱出她的味道。這首歌，大概除了曾經插隊珠江三角洲的部分知青之外，已經很少人知道它的來歷了。其實這首歌的內容是一個帶有強烈的時代印記的淒婉的愛情故事——一對男女知青相約一同去逃港，偷渡時，那個名叫曼莉的女知青不勝水力淹死了，那個男知青仍然緊緊地拉著她，奮力把她拖回海灘上。歌詞就是那男知青對著死去的愛人的傾訴。我最初聽到這首歌，是從我們大隊那些比我們早幾年（1964、65年）下鄉的社會青年那裏。他們當初下鄉之前是發有回城證的，沒想到還沒等他們三年期滿，我們老三屆又更大量地湧進鄉下，他們回城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因此分外頹喪。我們雖然與他們命運相同，但那時我們從不把自己與他們劃等號，因爲一來他們在當地老百姓那裏口碑實在不好：好吃懶做、偷雞摸狗（農民們這種評價可能會比較過分，但當時印象就是這樣）；二來他們普遍文化修養有限，許多意識與我們格格不入，所以彼此極少來往，況且他們和我們又不同一個村。他們在大隊所在地的村子，我們村是大隊的“邊遠”村。反而離鄰近的另一大隊部是一河之隔，上供銷社買東西也多半划船到對岸而很少去本大隊。因此只有開知青大會、或社員大會時才會坐在一起。不記得怎麽回事，有次去大隊部開會，跟著幾個同學去了“老知青”（當年我們對他們的稱呼）的住地，聽到他們用吉他邊彈邊唱著一些諸如“曼莉”這類的歌曲，記得還有當時“地下”很流行的一首曲子“藍色的愛情”，也是在他們那裏聽來的。當時聽了只感覺得這些都是些“靡靡之音”。

當時的“逃港”，對於珠江三角洲的無論是農民還是知青都是難以回避的話題。記得初到村裏時，已是秋冬季節，北風漸緊，一天傍晚收工時，隊長特意對全體村民叮囑：“今天晚上北風很大——”我以爲接下來就是要叫大夥注意防火，因爲大多數人住的都是茅草房呢！沒想到他接下來說的是：“大家把隊裏的各條船看好了，別讓人偷了往下邊跑！”“下邊”就是南邊，香港在沙田的南邊，也就成了香港的代稱。據說，從我們村出發，如果順風、順水（大北風加上退潮）的時候，即使你不用槳劃，只要用竹竿扯上一張“格席”（用東莞特産的莞草編成的席子）當帆，六個小時就能“漂”到香港！因此“每當北風起，又是逃港時”。而且當時香港、澳門的商業廣播電臺播出的所有節目，在我們沙田都能清楚地收聽到——當局強大的電子干擾只對諸如廣州一類的大城市起作用。裏面除了許多在意識形態上與大陸格格不入的各種內容的新聞、故事、廣告之外也能聽到諸如“曼莉”一類的歌曲。當地的許多人本來就是居無定所的水上人家，隨船漂流，常常來往于廣州、香港等地之間，他們對這些城市的情況一點不感到陌生，對珠江口一帶的地形、地貌、水流、水速都有著仿佛與生俱來的熟悉和判斷能力，如果不是政府的阻隔，要去香港那真是不費吹灰之力！而且在發生六十年代初的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之前，大陸與香港之間並沒有嚴令禁止通行的，後來因爲人們紛紛湧入香港，這就既成了一個“政治問題”，也成了一個香港難以承受的實際問題，才造成了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隔絕。而在我們去到沙田的那個年代，正是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對於偷渡香港——“逃港”，則更被視爲叛國投敵了。一旦逃不成被抓回來，政治上被批鬥不必說，人身遭受打、罵和侮辱等等也是一種懲罰的手段。不過，那時我們剛走出校門來到農村，對於逃港的現象並沒有太多的瞭解，而且心理上還帶著學生時代“革命小將”的情結，對於逃港，我們的態度也是深惡痛絕的，記得當時我還對此寫過批判的文章。

我的“三同戶”的一個女兒——連弟，長我3歲，在我們去插隊之前，是我們村裏少有的聰明能幹、作風潑辣的婦女隊長之一。因爲逃港未遂，被抓回來，婦女隊長自然是當不成了，一副鬱鬱不得志的樣子。我們去的時候，正值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她便隨便找了個曾追求她很久的男人嫁了，出嫁那天，她借著當地“哭嫁”的風俗，狠狠地痛哭了一大場，同時也把那男青年的迎親隊伍刁難了一溜夠以後，才悻悻地嫁到了那個離我們村很遠的村莊去。

她的逃港，我們當時聽說的版本是：連弟他們也忒大膽了！當然，她不是主謀，主謀是公社的一名有相當影響的幹部。而參與者都是些我們公社裏有頭有臉的人物，包括連弟和她的堂姐——同爲我村的另一位婦女隊長阿喜（我們村當時分上下排，她們各爲上下排的婦女隊長）。他們居然偷了公社當時唯一的一艘機帆船，動靜極大地公然駛出珠江口，快要接近香港時，在黑夜裏迷失了方向，被邊防巡邏艇發現，於是被逮了個正著。

至於逃港時會碰到什麽障礙也是那時聽到的，諸如電網、狼狗、潮水、鯊魚等等。但這些人爲的和自然界的種種恐怖的東西，總也嚇不退那“前仆後繼”的逃港大軍。我還曾聽說，有些預謀逃港的知青，在回穗做準備工作的時候，會跑到動物公園去偷老虎的糞！因爲他們聽說，那東西帶在身上，狼狗一聞到就會害怕，退縮，不敢糾纏。

儘管有著如此嚴厲的禁令和防範手段，但我在往返廣州至沙田的渡輪上，還是常常聽見一些知青們公然地談論關於逃港的事，毫不當作避忌的話題。例如有一次，當時是大冬天，氣候寒冷，船過蓮花山附近時，一知青指指冰冷的江水對另一知青說：“你敢跳到河裏遊到蓮花塔那邊嗎？”另一知青答曰：“那得看有什麽利益刺激了，比方說，如果那邊是HK，那我馬上就跳下水去！”

下鄉數年之後，知青隊伍有了很大的變化，有關係、有門路的逐步離開了農村，讀書的讀書、招工的招工，留下來的一些知青陷入了更爲頹廢的、遙無期望的等待之中。他們中可能還有些人在廣州的家庭成員，隨著“清理階級隊伍”被趕回原籍或發配、下放。這樣在廣州就變得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這種情況下，也會是逼人鋌而走險的的。我們村的知青中也開始有人走上了這一步！雖然被屢次抓回，但不久又再去！據說一開始，抓回來的人還要被拷著手銬。後來去的人多了，手銬不夠用，便兩人合戴一副。再後來，乾脆用繩子綁起來了事！

我是1971年離開沙田去到兵團工廠的，72年，我在那裏呆夠一年，可以請探親假了。我滿懷著對沙田以及那裏的農友們的眷戀之情，乘船回沙田去探望他們。快到我們公社的時候，忽然看到同村的一名男知青也在船上，當他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我非常興奮地喊他的名字，可奇怪的是他只對我看了一眼，臉上帶著無奈的苦笑、一副怪怪的表情走了過去，居然沒有再理我！他的身後還一左、一右地跟著兩個人！可我當時並沒有注意那兩個人，以爲他們都是一塊兒去上廁所的。我好一陣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難道我過去得罪過他？還是才分別一年就不認識我了？船到了公社的站，我從船上下到駁艇時，正好碰到同村的另兩位知青從駁艇上船，他們不顧船隻的搖擺不定和與我久別後的寒暄，劈頭就問：“你剛才在船上看見xxx了嗎？”，我答：“看是看見了，可我叫他，他卻不睬我！”他們說：“他哪有心思睬你哦！他是去‘督卒’剛被抓回來的！”——“督卒”，本是廣東人下象棋時，對“拱卒過河”的稱法，後來十分形象地拿來形容“逃港”，成了那個年代逃港的專用語。

駁艇很快地就離開了渡輪，我與他倆揮手告別。這一上一下船的瞬間，所交流的這個消息，頓時讓我明白了xxx剛才那怪怪的態度，同時也確實使我感到震驚！難道真要走這條路才行嗎？那時候已經是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我已經從一個少不更事的、單純的青年，逐漸地成熟起來。對於許多問題已經開始學習從另一種角度、用別的方法去思考。回到村裏，我聽同學們說到那知青的際遇：原來，他在廣州的家，已被掃地出門，不知被下放到了什麽地方。本來他父親是五十年代初從香港回歸大陸的國民黨殘部軍官（軍人？），應該算是願意參加新中國建設、有愛國之心的人士吧！可到了文革期間，就變成了“國民黨殘渣餘孽”。何況據說他還有不少親戚在香港，設身處地地替他想想，在當時並沒有合法的途徑可以申請過去，那麽唯一最簡單、也是最危險的辦法就只有“督卒”了！後來據說他又去了幾次，但都沒有成功。還是後來改革開放以後，通過正常的途徑獲取了批准去港定居才走成了。

何老漢，就是駕著大船把我們知青從公社接回村裏的那位。說起他來，那也算是個人物！他在我們村的何氏兄弟中排行老大，一輩子在船上度過，他走南闖北地去過許多地方，在當地也算是個見多識廣的人。他掌的大坭船，是專門用來交納公糧和運送公社蕉站的香蕉的，平日裏看不到他，只有一年兩造收成、交公糧那些日子，才見他把大船搖回來，停靠在村子的大埠頭上，等著我們把糧食裝倉後，再運到公社去。他的家人都在我們村，他的一兒、一女和我們年齡相仿，是我在村裏最要好的農友，而他的妻子——我們稱她阿婆的，則更是我終身難忘、對我影響頗大的老太太。何老漢在我離開沙田多年後，他當時已是兒孫滿堂、將近70歲的年紀，竟然也跑去“督卒”！而且是一舉成功！

原來何老漢過去是東縱“小鬼隊”成員，抗戰時期就在日本人的眼皮下往來香港東莞兩地，幫助東江縱隊偷運過食鹽藥品之類，是個優秀的遊擊隊員，也是老牌水客了。在七十年代，逃港風潮接近尾聲時，由於路上危險太大，逃港分子們想起了這位老遊擊隊員的價值（政府早就忘了這個遊擊隊員啦，不過那年代就連東縱司令員曾生的日子也正難熬呢！），就傾家蕩產合夥買條木船，請何老漢“帶水”——就是當導航員。他成功地帶了“兩水”，本不想再冒險了，可是傳來消息，說他已經被政府盯上了，不走也不行了，於是走最後的第三趟。我的同學中有一位是他家的“三同戶”，何老漢在臨走前還悄悄問他走不走，可以少收點錢，“百來塊吧”，可是那同學居然沒走。何老漢的“第三水”也成功了，到埗的逃港人員，“牙齒當金使”信守諾言，把他安置在商業大廈裏當“看更”，現在叫保安員。在香港的日子也算混得不錯，小有了些積蓄。可是他卻好賭，把錢輸光還欠著一屁股賭債，窮愁潦倒後又跑回了村裏來。像他這樣出入香港和大陸如同從自己家到隔壁家串門般來去自如的人，倒也確實不多見。聽起來頗有傳奇的味道。

種種的事實使我思考：逃港真的是叛國投敵的行爲嗎？爲什麽在那個年代有那麽多的人，不畏艱險地、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地前往？要知道，人的價值觀總是有一條底線的，只要生存的條件能過得去，是絕不會玩命的。

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很多年，香港已經回歸了祖國，再也不是資本主義進攻大陸的“橋頭堡”了，該進行一點反思了。

其實在大陸發生過兩次逃港高潮，其時代背景都是冷戰時期，世界分爲兩大陣營，總是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逃奔向資本主義世界，原因很簡單，爲了能吃飽飯，有好衣服穿。

然而兩次逃港潮卻各有具體的原因。第一次發生在六十年代初，大躍進過後，農村經濟完全崩潰了，全國城鄉發生大饑荒。這次是廣州和潮汕地區發生了逃港潮，廣州白雲路的舊廣九火車站有逃港人群衝擊火車站，連鬧三天，陳郁省長指揮平亂，最後連警車都被推翻了，老廣州都記得，也有史料記載。第二次逃港潮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之末。全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城市居民的成年人被發配到“五七幹校”，“走資派、牛鬼蛇神”蹲進“牛棚”，接受勞動改造。學生青年被驅趕到“農村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城市居民家庭解體，親人天各一方，數年失去聯繫。空前的民族災難引發了空前規模的逃港潮。

當時主要是兩類人逃港。一是生活走向絕境的人，例如“黑七類”的子弟們，橫豎都是死，倒不如搏一下，也不枉此生了。這類人被抓的時候，基本上是“魚死網破”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改造物件，逃港被抓，罪加一等，生命也走到盡頭了。我的一個朋友，在白雲山農場當知青時，親眼看見她們隊裏的一名逃港被抓回來的青年，此人家庭出身是國民黨的高官。被抓回來後，隊裏派打手到關押他的黑屋子裏，把他脫光衣服毒打，還要其他所有知青去看！直打得他大小便失禁爲止！

還有一類人就是對前途失望的，基本就是下鄉知青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那部分了，眼看同學們陸續回城了，剩下幾位遊魂鬼影，還有什麽盼頭？不過知青們被抓後，只要所在的生産隊肯領人，一般都會放出來，於是還有機會再“搏”。

“督卒”之路分水路和陸路。水路就是何老漢們走的路，有錢買船，認識航道，有七成機會“督卒”成功。陸路是那些沒有錢、也不認識路的小青年走的，成功機會甚微。

陸路又分東、中、西線三條。東線從汕頭惠州方向進入寶安境，過大鵬半島，轉入大鵬灣海面，半山半海，十分艱苦，糧草體力耗盡才下海泅渡，傷亡甚大。中線從東莞常平、樟木頭進入寶安境，當時還是一路荒蕪，白天藏身草叢山崖，黑夜摸路，破鐵絲網進入寶安，再爬兩重刺網，強渡深圳河。從廣州出發要走五到七天。這條線的最後是集結百十人群，人多勢衆，當著邊防軍的面硬沖界河，被捕者十之七八，過了河還要被英軍追捕，傷多亡少，成功率極低。西線沿珠江東岸，渡河涉水，過西鄉蛇口，到深圳灣，以自行車胎、行軍水壺之類的漂浮器材橫渡3千余米寬海面（當時全廣東省都禁止銷售救生圈，充氣枕頭之類）。遇上順風加順水，成功機會最大，廣州出發三天就到達香港。但是遇到南風加漲潮那就全軍覆沒，海面的慘景，到現在沿海老百姓還不忍敍說！文革後期的逃港風潮自69年始到76年止，兩地政府協商，港英當局宣佈停止特赦入籍，逃港潮逐漸平息。當時風潮波及，以珠三角地區和潮汕地區爲主，鄰近省份也加入，風潮之中也不乏受到迫害的社會名流。

逃港的路上佈滿了風雨雷電，毒蛇、荊棘、狼狗、鯊魚、手銬和刺刀……恐怕永遠不會有人公佈那年頭究竟有多少年輕的生命消失在這尋求希望的路途中。後來，香港的朋友告訴我，當時沿海岸元朗一帶的居民自發組成了救護隊，每當拂曉，搶在香港海警巡邏艇之前，撈起在海上漂浮的活人，擡到鄉公所，灌以姜湯，蘇醒後趁天黑打發出門。救人一命，權當給自己積德添壽了。香港人也知道藏匿逃港的大陸人是非法的。那些只帶著一條命，赤身遊到香港的青年人，自發組成了同學會、同鄉會，互相救助，消息傳回大陸，又給留家的弟妹帶來了希望。人這種有思想動物，太不可思議，爲了希望可以赴湯蹈火。年僅十幾歲的逃港分子，有的是爲了骨肉團聚，有的是爲了逃避歧視迫害，也有的只是爲了能吃上飽飯。奮然飛蛾撲火，死裏求生！看看當下，十幾歲的初中生，放學鐘點，還要阿爺、阿嫲去學校門口迎接，生怕過馬路不安全，或是被壞人拐騙。

在香港海域東側的大三門島，原先是軍事重地，現在開放了，可以看到島上的暗堡，原先架設的海岸炮，炮口都對著香港方向。年輕的遊客們可能感到困惑，但是這些沉默的黑黝黝的炮洞，是向每位年輕人訴說著那個冷戰年代。“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心態。“國門之外皆敵人”——只要跨出國境線就是叛國，那也是常理。地球上唯有中國和阿爾巴尼亞才是社會主義的明燈——多麽可怕的孤立境地！二十世紀冷戰年代，柏林牆，三八線，賢良河，深圳河成爲人類近代史上最爲哀傷的地方。任憑多少眼淚，也填平不了這一道道的人間溝壑。

其實，在七十年代，大量的逃港現象，中央的領導們也是知道情況的，據說後來周恩來有過指示：鑒於當時廣東省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和港澳千絲萬縷的人脈關係，對知青的逃港行爲，在提法上改爲“非法探親”，而不是“叛國投敵”。這在當時極左的政治背景下，應是一種很高的、實事求事的政治智慧了。其妙就妙在“探親”二字，雖然非法，但畢竟是探親。

在1971年左右，曾經有海南建設兵團到東莞地區招東莞知青去海南兵團，其實那是爲了防止更多的下鄉知青逃港的一個舉措。但沒有哪個知青願去兵團，兵團的招工幹部幾乎是空著手回海南島的。在這個措施上，當時的廣東省比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政權要文明得多。後者當年去北京“留學進修”之後，回家發起了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將城裏凡識字的年輕人都驅趕到鄉下，再發動鄉下人改造城裏來的“資產階級”。有報道說這些人基本上被改造完了，批鬥大會打死了，勞役累死了，瘟疫病死了。波爾布特政權依靠柬埔寨廣大貧下中農消滅了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後代小資產階級。這些在大陸是鮮爲人知的故事了。

    俱往矣。逝去的曼莉們成了那個悲劇年代的犧牲品。當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意識形態的堅冰逐漸消融之後，使生産力得到解放之後，現實的昭示就更清楚了：就在我們曾經插隊的珠江三角洲一帶，富裕起來的人們誰還會想去“督卒”？而當年的“督卒”者們也不是真正的“督卒”了——過了河一樣可以回來。欣慰之餘，我們想再說的一句話就是：但願那場令不少人刻骨銘心的時代悲劇再也不會重演。

南妹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