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爲國家留下真實的記錄。那是一個被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稱爲“只有東漢末年‘十常侍’和明朝天啓年間魏忠賢的統治才可以與之相比”的黑暗年代,至今卻仍然在被官方輿論所粉飾,不敢、不肯、不甘從制度上、從統治集團及其領導人身上、從統治的理論基礎上徹底加以否定。他們迷信“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以爲只要 掌握了政權,就能隨心所欲地解釋歷史,塗抹歷史,以此在歷史上永遠享有正面的形象。他們不願相信“真實”的力量,也不敢正視“真實”的力量。殊不知,任何謊言,包括官修歷史中的謊言,只要邏輯地追究到底,一定會因出現破綻而被戳穿。只有歷史記錄符合事實時,才會依靠證據鏈的邏輯力量,永遠地流傳下去。就比 如,1960年代餓死三千多萬人口的大饑荒,官方編織謊言,說那是“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據此寫成的文件、社論、歷史讀物、教科書,連篇累牘,持續幾十年。但全國的氣象記錄在,國家的財政支出記錄在,前蘇聯的檔案在,各地的地方誌、人口統計數位在,當年幸存者口述、筆錄的材料在。在這些證據鏈的邏輯力量面前,官方墨寫的謊言哪能掩蓋得了人民的斑斑血迹!謊言哪還有存在的空間!
毫無疑問,“山上下鄉”這段歷史,官方會寫,已經在寫,出於統治的需要已經在粉飾、歪曲、掩蓋。我們不能把這段歷史的書寫權和解釋權拱手讓給官方,要留下我們自己的故事,讓後代歷史學家去比較、鑒別、分析,判斷出真僞。
或許要問:我們留下自己那些瑣碎、零散、非常個人化的故事,怎麽會對歷史的書寫起作用?甚至怎麽流傳得下來?
我回答:因爲歷史的書寫和解釋本來就不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想象那樣,總是由統治者控制的。中國歷史最久的幾部歷史書的書寫者,如孔子、左丘明、司馬遷,不僅不是什麽“勝利者”,統治者,實在都是當時的失敗者,甚至是當時的“罪犯”,而中國史學的傳統,恰恰就是他們奠基的。歷史研究所依靠的,除了官方記錄、官方史書以外,還要依靠民間史書和民間的記錄,比如中國歷史上大量的個人筆記、回憶錄、日記、書信等等,這些都是非常個人化的。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通過比較、鑒別、分析以去僞存真,重構歷史真相。正是由於這些民間歷史文獻的存在使得“勝利者”無法左右歷史的解釋。我們今天記錄自己故事的一點一滴,都會成爲官修歷史的對照,成爲將來歷史學家發現官修歷史的破綻、重構歷史真相的證據鏈上的一環。就如目前大量存在的有關三年大饑荒的私人記錄,正在成爲歷史學家分析的依據一樣。至於流傳,以當代的條件不再是問題。司馬遷的時代要“藏之名山”才能“傳之後世”,我們只要往“博客”上一放,就能傳播開來、流傳下去。
我們要書寫自己的故事,留下我們當年的心路歷程,作爲我們的經驗和教訓交給後代。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寫出了自己對八年半插隊生涯中所作所爲的“悔”:在逆境中,看不到黑暗必然過去、光明必將到來的歷史趨勢,對社會、對國家、對自己了無信心,由焦慮而自暴自棄,浪費了大量時光;由於對前途的失望,加之不敢衝破當時輿論的牢籠,長期壓抑自己的感情而不敢追求愛情,等等。總之一句話,八年半時間,只是爲“做穩了奴隸”而努力,竟不曾思考過怎樣做一個人。我想,上千萬的“知青”,反思自己各種各樣的經驗、教訓,用文字把它們留下來,必定會形成一筆豐厚的生活遺産。我們這一代人,除了極少數人,想必不會有什麽物質財富留給後代,即使如我這樣在“知青”中算是後來境遇比較好的也是如此。我們注定終身清貧。但是,留下我們的經驗和教訓,能使我們的後代在他們的生活道路上少一點“悔”,因此,這是比物質財富更加寶貴的遺産。
我們也要爲自己書寫自己的故事。四十周年紀念之際,同學來電子信說,他心情很沈重,想到自殺的三位同學就禁不住淚流滿面。我自己最近也同他一樣心情沉重:我們的心態還無法完全從“上山下鄉”的陰影中走出來。那位患胃癌去世的同學的兒子對我說,他父親三十年來都處在因“上山下鄉”造成的抑鬱心態中,這應當是導致惡疾的最主要的因素。
每年的10月18日,我往往習慣性地聽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三交響曲“巴貝亞”(Barbi-Yar,意譯爲“娘子谷”)。這是一部交響合唱,詞作者是俄國大詩人葉甫圖申科。作品是他爲紀念二次大戰中在娘子谷被德國人集體屠殺的俄國人而作的,論者多以爲實際上也控訴了史達林統治下的大屠殺,控訴了極權統治的罪惡。那如渾厚、壓抑、滿腔悲憤、如泣如訴的歌聲,似乎也唱出了我的心聲。我知道,我這是在借他的音樂宣泄內心的壓抑。
是從壓抑的心態中走出來的時候了!我們“知青”一代人,多數人目前生活雖遠不如意,多數人一輩子的生活雖然從未顯現過玫瑰色,但是路還得往前走,生活還在繼續。爲了我們自己晚年快樂些,幸福些,我們也必須從“上山下鄉”的陰影中走出來!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宣泄”,就是說出、寫出我們自己的故事,將埋藏在心底的一切傾訴出來。這是心理治療的不二法門。
爲了死去的難友,爲了留下真實的歷史,爲了我們的後代,也爲了我們自己,當年的“知青”們,請拿起筆來,打開電腦,留下我們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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