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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運動綁架的青春/長平

知青回城作爲改革開放三十年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我看見其中一些變味的歷史記錄。傳統的歷史書寫裏，總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動。知青史本來不是這樣開頭的，因爲它借助文學的形式，以傷痕爲內容，以控訴爲目的。這類文學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像北島等人就不承認“傷痕文學”，認爲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宣傳。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些文學還是有意義的，至少它記錄了一些小人物被捲進荒誕運動之後的悲慘命運。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種記錄突然改變了方向。歷史畢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時候知青一代正好成爲社會的中流砥柱，當年的控訴者中不少人變成了成功人士。他們回眸歷史時，覺得與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繪得淒淒慘慘，還不如打扮得壯懷激烈。於是一股“青春無悔”的熱潮席捲全國，“傷痕文學”中的苦難記憶被成功人士的溫情懷舊取代，他們通過展覽、影視、回訪等方式緬懷自己的動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館也因爲打扮成當年的模樣而生意火爆。任何歷史都是敍述者的建構，每個人在不同的處境中“話說當年”都會有不同的內容和色彩。遺憾的是，那些失敗者往往沒有發言的機會，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也“青春無悔”。歷史有時給人一種錯覺，仿佛當年“上山下鄉”的那１６００萬知青，個個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導演、企業老總、政府官員，事實肯定不是這樣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混淆個人記憶和社會反思、審美立場和制度規範。在個人記憶中，任何人的青春，無論何種處境中，都可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雞摸狗的事情，都可以變成記憶中或藝術上審美的題材。但是從社會發展上看，那無論如何都是一場荒唐的運動。曾有人說，“上山下鄉”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來應付“文革”中破壞生産、“紅衛兵”組織鬥爭導致社會混亂及大量失業的危機。這些被稱爲“知識青年”的人們，其實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們的學業被中斷，去到陌生的農村，爲農業生産出的力，跟農村爲了安置他們付出的努力比起來，當然是得不償失。而他們從農民那裏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後也沒有用場，被認爲是損失掉的光陰。

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們回城之後的拼搏奮鬥，爲了“奪回”這些損失掉的光陰，他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個國家都處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亢奮狀態中。他們作爲社會中流砥柱的這二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奇迹時代。但是這些並不能歸功於他們在“文革”及“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經歷，別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證明，如果沒有那些經歷，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顯然會更好。

那一場運動的開始，很多年輕人懷著“滿腔革命熱情”主動去到農村，但是更多的人，則是被政策強迫驅趕。值得注意的是，當一個人的整個青春年代都被綁架了的時候，他就難以避免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也就是對綁架者産生感情和依賴。所以並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時候，一些阻礙正好來自當年的“知識青年”。他們以爲徹底反思“文革”就會否定自己的青春歲月，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