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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美籍老知青的回憶(二)/任方

在兵團的日子，最驚心動魄的事件莫過於一九七二年五月五日發生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寶日格斯台牧場的草原大火。數千知青手持鐵鏟、樹枝等簡陋工具，向着千度高溫的火場發起衝鋒，用身子擋火，救火中六十九名鮮活的知青戰友獻出了生命。那場火是因為把沒有燃盡的牛糞灰倒在草地上而引起的。時值春天，草非常乾，中午颳風，依然在燒的牛糞在草地上引起了大火。

火撲滅以後，就開始清場。所有受傷的人和屍體都要馬上拉回，否則會被狼吃掉，於是活下來的人沒有時間哀痛和懼怕，大家馬上到火燒的現場刨找屍體。看到屍體就拉，往往是一拉手就陷進死者的肉裡。燒傷的人肉都燒熟了，四處瀰漫着焦糊味兒。死者的面目全非，有些人的臉被烤烘得像西瓜一樣，有的人燒焦到只有一個土豆那麼大。經驗告訴他們，如果受傷者的臉像西瓜一樣大，那可能還有救；如果臉收縮成土豆那麼小，那麼這個人就活不了。火將人燒的鮮嫩鮮嫩，鮮紅鮮紅……

接下來就是家屬從各地趕赴。兵團有精神，不能讓死者家屬看到自己孩子的屍體。所以兵團的知青有了一項新的內容：收屍體、接屍體（很多手，腳和身體分離）、穿死者衣服、調集木料打棺材、挖坑埋人。然後開大卡車去各地的死者家裡慰問，送棉大衣，送錢，送肉，量都是很少的。然後就是帶傷病者去大省城治病。

Steven全程參與了活動，他搭卡車帶着大衣和肉類去過河南、山西、河北很多市縣慰問死者家屬，然後領着幾個受傷的戰友回到天津治病。忙碌的安排讓他暫時忘記了這場悲劇，等到閒下來再去想念死去的戰友時已是兩年以後了……

一九七八年Steven考上了天津南開大學。他說能考上大學很大程度要歸功於那次六十九個生命獻身火災事件。是那之後帶着受傷的戰友和當地青年來天津治病時，每次路過南開大學都觸動了他，讓他立志讀書。由於父母是醫生，大火事件後Steven攬到一個帶受傷戰友回天津看病的差事，主要工作就是陪着病友找醫院，找醫生，找旅館，帶他們出去散心。來天津治病的戰友大多是外傷很嚴重，面部失形的人，每次外出時引來很多路人圍觀和議論，所以後來他想到就是到大學校園去遊轉，大學的人群比較文明，不但不譏笑面部帶傷的人，還主動上前來安慰和鼓勵病人。後來他常常帶着傷病戰友在南開大學內流連，有時就直衝衝地站在校園門口觀看進進出出的老師學生，他說，感到這些走進走出校園的人彷彿都來自天堂。

那一刻，他決意以後要來大學學習，開始看更多的書。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還有幸看到過指導員存有的四書五經。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後，他就常常去書店買高中各類補習材料。

他如願上了大學，看蘇聯電影，打球，跳交際舞，才覺得生活還有這麼多內容。在草原兵團生活時，有時他甚至發出過詛咒：出了草原以後他將永不會再想到那裡的一切，可是，每每在大學晚自習結束後，他想的最多的還是內蒙草原，想起奪走了六十九個年輕生命的那場熊熊大火。閉上眼睛時，看見那麼多的屍體，空氣中瀰漫着燒焦的人肉、頭髮、棉布、膠鞋、塑料的惡臭氣味。如果沒有那場大火，如果那六十九個生命現在還鮮活，他們該在哪兒？當時對着火災中死去的戰友，他沒有太多的感覺，驚嚇中，他祈禱「最好我別死。」「我可不能死。」可是在大學的校園中，他的心頭不斷地冒出：「希望他們都活着，希望那場悲劇沒有發生。」

好像是命運的安排，在又一個十年後的1988年Steven有幸考到了美國馬里蘭州州立大學的獎學金。怎樣來感激這樣的命運呢？他說公派出國時組織上給他發了治裝費人民幣八百元，「那個年代，這可是一大筆錢。」在美國安定下來以後決定再不回中國時，他還時常想着起碼要將國家給的這800元還回去吧。其實去美國時，他想的很少。他沒有處心積慮地打算不再回來了，就只希望學些新知識，然後回國就很滿足了。到美國以後，他遇見的第一個教授是三十年代的上海人，早年移居台灣。教授對他說，「如果你想辦身份，我可以提供幫助。」這個美籍台灣人並沒有任何政治傾向，他只是覺得踏出國界的人都不容易，美國當時畢竟比我國發展要快速了幾十年，而且那個年代大部分赴美留學的華人，不論公費、自費，都想方設法地想留在美國，好像出國的目的就是留下來，不論做什麼工作。Steven就這樣開始了他的綠卡申請長征，由他工作的實驗室來擔保，他自己尋查移民局的各項政策和要求，然後逐一地做準備文件工作。三年中他兢兢業業在實驗室中工作，任何奢想和任何高工資的誘惑都不敢多看一眼，後來居然也習慣了這樣的生活，變成了美國公民。

二十年間，他一直都在科研單位工作，在實踐中應用他的所學，生活上漸趨殷實，算得上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可他總感覺自己像個邊緣人。他入了美國籍，在美國人的公司上班，可是在班上講不多的英文，回家後講道地的中文，吃中國飯，和朋友們在電話上或在家庭派對上用中文話聊，看中國的電視連續劇，後來有了中國的CCTV9以後就從那上面了解中國每日發生的事件。

中國加入WTO時，他自豪地請同事們出去吃飯，中國申辦到2008奧運舉辦權後，他接受美國人的祝賀，在有人攻擊中國的時候，他不再像九十年代初期那樣沉默，對美國文化和政治了解多了以後，他有了獨立批判能力，為自己的祖國常常要出擊。但他畢竟也加入了美國籍，也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不能說對美國這個給他第二個教育機會和更多工作機會的國家不無感情，所以每當奧運會上美國的國旗升起和國歌高放時，他同樣地也會感到全身發緊，好像看到中國的國旗升起和國歌高放一樣。

他目前於一家美國化工公司做高級化學工程師，他所研發的技術和延伸產品都走在世界此項技術的前沿。在美國長期的閒適生活讓他已沒有太多的想法和追求，可是二零零八年他自然地記起是他去內蒙兵團的四十周年紀念年。他常常想起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記起那時的人，特別對在那場大火中獻出生命的年輕戰友，一切歷歷在目，有時候夜半夢醒，他發現淚水已浸濕了枕套，有時候在講述的過程中他又會發出呵呵的笑聲。

「國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這句當時響徹在兵團和戰友心中的口號曾那樣讓他着迷，一度又那樣讓他沮喪，人為何那樣沒有自我？而如今他又能以一種欣賞的心態來看待它。他慶幸自己可以開始以批判與肯定的雙重眼光看那個歲月。給我講故事時，他如數家珍，在回憶中細細咀嚼。我問他，死傷者是否有好朋友？他說，有認識的人，但並不能說是朋友，那個時代大家對革命和組織有太多的激情，好像都沒有時間和精力顧及私下的交流，並且那時彼此間的爭當先進，爭先回城讓每個人都變成了對方的障礙。怎樣交到摯友？那是一個連父母都可以揭發的年代。

在近幾年兵團回城大軍返鄉回訪的大潮中，他無數次想到過要回國，要再次奔赴到十五歲就踏入的那片土地，看看從前生活過的地方，看看曾經朝夕相伴的老鄉，看看自己能為老鄉做些什麼。但終究他沒有鼓起勇氣。在網上他看到過那裡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即便是回去，他也再找不到當年的情景，何況還有那麼多埋在土中長達四十多年的年輕戰友，還有那麼多根本連屍體都沒有留下的人。他用什麼樣的心情和勇氣來對待那些飄忽在天地間的亡靈？末了，他就只有一腔慨歎和思念……只有在給聽者講故事中來回味、紀念他從前的人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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