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咏叹调     苏 明 

读者一看这个题目，兴许会先皱眉头，再感到臭气薰天， 不忍卒读，厕所值得你去一咏三叹吗？不错，我们农村的厕所或公厕，大半是茅坑、土厕。笔者多年来常陪外宾在农村扶贫助教， 所见并“光临”茅厕多矣，听到外宾的牢骚和嘲弄也多矣。除了尴尬地无可奈何地苦笑一下，实在别无办法，聊借这篇小文反映“国情”。尽管小题大做，难登大雅之堂，但愿读者能硬着头皮捂着鼻子看得下去。

好几年前一个夏天，我陪香港一个慈善团体到陕北捐助希望小学。领队的是加拿大某大学毕业的陈博士，团员中还有一位是伦敦大学毕业的陈博士，为了便于称呼， 后者就称为“伦敦博士”。两位博士及团员们（其中几位女士）性好雅洁，对陕西农村的茅厕心怀恐惧，因此我们在西安出发前，先关照面包车司机，每隔一两小时尽量找加油站的相对来说稍微干净的厕所停靠，让大家方便。偏偏那天出了事，伦敦博士出发前不知在路旁小摊品尝了什么名小吃， 一上路就开始拉肚子。沿途一见茅厕就喊暂停救急。从西安到陕北，差点把遇到的茅厕都轮流蹲了一遍，体验和见证了粪便满地、苍蝇乱飞、蛆虫乱爬、秽纸乱扔、臭气熏鼻的茅厕风光。他除了获得“轮蹲博士”雅号之外， 深有感触地说：“你们陕西真是古迹遍地，这些茅厕想必是汉唐时代就传下来的。”香港朋友们开玩笑，鼓励他以对茅厕的深入调研和亲身体验作为他的博士后论文题目。

现在陕西省各大城市多有高速公路连接，路旁的休息区的厕所， 大体上可称为“卫生间”了。可是到贫困农村扶贫助教，往往羊肠小道，山路崎岖。为了解决外宾，特别是女宾的大小两急，真是煞费苦心。他们对我们的茅坑无法“涉足”， 不敢“问津”，望而却步。还是外宾们自己想出办法，当车开到有灌木丛或农作物遮挡地方， 就请司机暂停，大家分别找个曲径通幽之处“露天演出”。有的女同胞们除了背靠灌木丛，前面还撑开一把伞子，前后兼顾。除了担心草丛中窜出一条蛇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怕了。他们美其名曰“为陕西农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回到车上， 有经验的司机早就为他们备好一瓶瓶水洗手。

有时车行了漫长一段路， 两旁无遮无挡。我听说有个女导游应急有方：停车后， 她在面包车里招呼：“大家都下去，到车两旁， 男左女右，摆龙头， 开凤眼……”无可奈何中，这不失为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我们扶贫助教队伍中有一位年近八旬， 德高望重的李大姐。她经历过抗日战争， 会唱很多抗日歌曲，六十年代初移民加拿大。一天在旅途中，傍晚内急，无奈下车摸黑上茅坑。出来时发现踩了一脚屎，天性达观的她一边在车下使劲擦鞋子， 一边乐呵呵地唱起抗战歌曲《长城谣》：“……高粱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她没有料到她离开中国，半个世纪过去了，农村土厕几乎依然如故，仍然“遍地黄金”。

实际上农村厕所问题由来已久。1957年暑假，笔者上大学期间，在华北中苏合作石油地震勘探大队实习。除了勘探仪器设备是苏联提供之外， 还来了三位苏联专家——两位男的野外操作专家，一位女的室内解释专家。勘探队专门安排一个小组负责专家们的吃、住、行、“方便”和驱鼠——女专家特怕老鼠。我们的路线从河北定县到沧县，沿途都经农村。我所见厕所多为茅坑和猪圈相结合的，上为茅坑，下为猪圈。每逢有人大解，粪便还未落下， 几只猪已等候在底下嗷嗷乱叫，跃跃欲跳，等待空投“新鲜出笼”的“美食”。这个场景对我真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除了承认“孤陋寡闻”之外，也只好“入乡随俗”。其实此类厕所自古有之，古代厕所称“溷”，不就说明圈内有猪么？“猪吃屎天经地义， 狗吃屎本性难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在贫困地区，这种落后的观念千百年来几乎没变。此类农村厕所自然不能让专家看见，否则可能他们会“食不甘味”，横生枝节。好在我们每地一般只住几天，随着勘探进度，就得搬家。每次搬家都得为专家们搭建临时厕所，也只能挖土坑，但能保证每天清扫干净，在土坑内盖上净土。一天女专家上厕所，刚蹲下突然发现土坑里有只大老鼠， 立即花容失色，大叫一声，提起裙子拔腿就跑。这件事被勘探队员们传为笑谈，而专家生活小组则挨批评， 写检讨。相隔19年之后，1976年， 任丘油田会战期间，笔者故地重游。尽管厕所依旧脏乱差，但似乎已和猪圈分家。看来这一类型的“猪吃人屎，人吃猪肉”的“生态循环”被取消了，有进步。

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在七八年前夏天陪英国华裔丘先生夫妇到陕北无定河畔贫困农村的一所完全小学，参加他们助建的一座两层窑洞式教学楼落成仪式。陪同前去的还有中国侨联一位办公室主任（是个印尼归侨老太太），以及英国贵宾带来照料起居的一位老保姆。欢迎仪式十分隆重，村官乡吏带着学生们用秧歌、腰鼓欢迎嘉宾，场面热烈， 外宾们十分感动，我们也很高兴。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校长提出尽管教学楼已经建成，但还有一些项目希望继续资助， 诸如修围墙和操场，购置图书和教学设备，配备文体器材等等，还需好几万元。丘先生看到他们确实贫困，也想再次解囊。正在询问细节之际，这时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三位外宾老太太起身如厕，但见茅厕脏污不堪，坑内粪便溢出，布满蛆虫苍蝇，令人作呕。她们无可奈何， 只好迁就。一蹲下，受扰动的苍蝇忽地从粪堆上嗡嗡起飞，往她们裸露部位乱叮，挥之不去。可怜三位老太太活了大半辈子，可能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这种龌龊事，自然狼狈不堪。回到会议室，把丘先生请出来亲自考察一下那就在无定河堤下的学校厕所。丘先生一回来，就绝口不提再次资助的事了。他认为这个厕所充分体现学校的管理水平，这位校长实在懒得不行，脏得要命，让高年级学生打扫厕所，不就是向班主任交待一句话就行了？笔者也不为校领导辩护。我注意到村里、校里为欢迎嘉宾，确实打扫过卫生，至于厕所， 大概他们认为普天之下的厕所都是这样的，要不那还叫厕所吗？人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来的，全校师生也是这样过来的，有什么好挑剔的？ 我此后再没有到过该校， 但我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厕所， 这七八年来依然如故。正如古语说：“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化”者，习以为常，神经麻木之意也。

有一个笑话。

来宾向校长抱怨：厕所苍蝇太多。

“你中午去就没苍蝇了。”

“苍蝇哪去了？”

“都飞食堂去了。”

我亲眼见过一些偏僻农村的学校厕所就建在校门口，据说一方面便于农民掏粪，一方面也便于接待过路人，可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怕校门臭气薰天。

陕西好些贫困农村地处旱塬，厕所当然是旱厕。当笔者奉陪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陈博士（又一位陈博士）在陕西扶贫助教时，他曾发表“高论”，认为上厕所后，特别是解大手后而不洗手，是不可想象的。我提醒这位有洁癖的陈博士注意，在好些农村学校，上厕所后洗手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是缺水，二是没有这个习惯。前两年， 我陪他到陕北黄土旱塬上一个贫困村，参观一个由他出资助建教学楼的完全小学（带初中部）时， 他亲眼看到一个几百人的学校只有一个水龙头。一问村领导， 那个村只有一口井，深达两百多米。有电泵，建了一个简易水塔，但水不够用。这种情况下就不好要求“解大手，要洗手”了。而陈博士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关中和陕南农村中助建的希望小学，我们都在厕所内安排建了简易洗手槽（当然要使学生甚至老师养成便后洗手的习惯，还需假以时日）。古人云：“仓廪足而后知礼仪”，今人曰：“有水用才能讲卫生”。

上面说的是北方的厕所， 绝大部分是旱厕，那南方又如何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村镇没有排水管道。每天清晨， 众女相聚清溪河畔，西施浣纱，东施刷马桶，南施淘米，北施洗菜，笑语声喧。就是老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老电影《鸾凤和鸣》中有一首周璇唱的插曲《讨厌的早晨》，头一句就是“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当然随着经济发展， 生活水平提高，家家有抽水马桶，这种清晨马桶在门口排队等粪车的“风景线”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