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13（58-64页）
15．从”反革命”到排长
星期六晚上“天天学”，办公桌上机械马蹄钟上的指针已经指过了12点钟了。值班连还在大开会。他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已经悃得要命了，但是政治指导员还在那里口沫横飞地讲演，一点都没有要停止的意思。他说：“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我们就是要会多。”朱力忍不住了，就小声地对文基勇说：“我想送一条毛主席语录给他怎么样？” 文基勇点点头。
“报告指导员。”朱力打断指导员的话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现在已经超过12点钟了。毛主席教导还我们：‘要劳逸结合’明天星期天我们不休息，每人还要交2立方木柴……。”
政治指导员马上阴沉下脸。他决不能允许部下冒犯自己的权威。但是他又不能公开对抗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一个多星期后，人们已经忘记这件事了。师部现役军人薛参谋到值班连来视察。政治指导员向这位“上级领导”加油添醋地报告了朱力在星期六晚上那次“天天学”的会议上的发言和表现。那位师部的薛参谋说：“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
师部薛参谋走了以后，指导员马上召开了全连大会。队伍集合好后，指导员命令：“朱力，出列！”然后命令：“缴下朱力的枪！”一个排长到朱力的床头拿掉了他的冲锋枪和子弹袋。“现在宣布：朱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把他押起来！。”两个事先布置好的拿枪的战士持枪走上前来把朱力押出了会场。高大壮实的副连长站在旁边一直盯着朱力，老蔡连长也一声不吭地站着。全连战士都愕然。谁都没有想到，谁也不敢想到。“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重罪，是敌我矛盾。谁为他说话谁就是他的“同党”。全连一片死一样的宁静，没有一个人说话，静得连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到。
从此之后，朱力失去了人身自由。他每天一个人扛着锄头、长钢钎、十字镐、8磅大铁锤和开山锄五件总重量达40-50斤的工具，在两个手持半自动步枪的战士押解下，在公路边的大石头很多的山上挖橡胶坑。
他觉得莫名其妙，觉得冤枉，觉得愤怒。他在步枪的押解下一个人在山上干了一个多星期。
朱力在中学时就是有名的“全能烂仔”，多项运动都很出色。他常常游泳横渡珠江摘荔枝，上树掏鸟窝，下河潜水抓鱼，气枪打麻雀百发百中，中学生运动会手榴弹第一名，长跑拿名次，打架从来没有输过，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
一天深夜，朱力起来小便，回来时悄悄地避开了岗哨，摸进了连部。指导员和其他连干部都睡着了。草房里堆满了弹药、手榴弹和成排的枪支。
他回到床上睡下。心里盘算着：如何悄悄地拿到枪支弹药和手榴弹；如何一顿冲锋枪扫射先打死指导员这帮混蛋连干部；如何选择小路逃出去……。
天快亮了，起床哨一响，两个提着枪，亮着手电筒的战士把朱力从床上叫起来。押着他洗脸、喝粥、上厕所。然后扛上那五件工具上山……。
上午，团参谋长骑单车来值班连。在路上看到朱力和两个拿枪的战士在山上，就停下车喊：“朱力，你呈什么英雄呀？一个人干活还带着两个兵！”
朱力说：“指导员说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被他们两个押着劳动改造。”参谋长说：“扯鸡巴蛋！哪来那么多‘反革命’。你下来，上我的单车 。”又命令那两个兵：“把朱力放了。你们两个把他的工具扛回连队去。”
朱力下山后就跳上了参谋长单车的后架。参谋长带着朱力骑到了连队，把指导员批了一顿。下午开大会，参谋长在会上宣布：“任命朱力为一排排长。”
朱力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了一个多星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又莫名其妙地当了一排长。
几天之后，朱力接到命令，到师部参加排长军事集训队的训练。在集训队，他全面地接受了各种枪械的使用、射击、投弹等军事技能的训练。各项成绩名列前矛。
在投手榴弹的考核时，他投的手榴弹远远地投出了投弹区最远的标线。师长的吉普车正好从路上经过。教练手榴弹飞到了公路上，落在吉普车前面不远的地方。师长下车问：“这是谁丢的？叫过来！”
朱力跑步上前。师长注视着他说：“干得好，干得好！”
不久，朱力接到命令：到海口兵团司令部报到。参加全兵团的军事五项全能的集训和选拔赛。他们的教官是196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军军事比赛五项全能的冠军。
这个选拔赛是象现代选特种兵一样用分极淘汰制。朱力报到后，一放下背包，马上进行1万米长跑。跑不下来的当场就淘汰了。跑下来的马上就进行500个俯卧撑，撑不下来的就淘汰下来。然后是200个引体向上，拉不到的又淘汰……。在以后的全面军事训练淘汰赛中，他一路领先。50米远投手榴弹进箩筐，投不进的淘汰；手枪、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射击，每一项的不达标都淘汰。朱力使用五三式转盘式轻机枪，一个12发长点射居然全部中靶。；200米障碍赛淘汰……朱力一直都坚持下来了。在最后不到10个人中，朱力名列前三名，准备送广州的解放军军事体育学院深造，转为现役军人，但是没有去成，估计是政审过不了关。他父亲不过是中学教师，是语文科组长。
16．几乎出人命的“底裤事件”
由于衣服的缺乏，值班连发生了一件几乎出人命案的“底裤事件”。
一天连队接到通知，晚上在红峰队操场放电影“列宁在1918”。下午提前收工，大家吃完晚饭洗完澡，穿上比较干净的长袖工作服和鞋子，围上子弹袋，拿上枪在操场上集合。
红峰队离值班连有几公里远。值班排长集合好队伍，一声命令：“肩枪！”只听到“刷、刷、刷！”三声整齐的声音，他们的操枪动作一点不比正规的野战军差。“向右转！”“齐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大家跟着喊：“一二三，四！”“唱个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在黄昏宁静的山间公路上只有值班连整齐的步伐声、嘹亮的号子声和歌声在山里回荡。
“立定！”值班排长在队伍走到离红峰队还有1里路远时发出命令。“沿马路两边散开，就地小便！”大家按命令在公路两边站两排，一齐掏出“那玩意”哗啦啦地，痛痛快快地尿一大泡尿。小便后，值班排长重新集合好队伍。
“上刺刀！托枪！”“刷、刷、刷！”枪刺闪着寒光斜指天空。大家挺着胸，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红峰队的操场。操场上等看电影的所有的姑娘都会羡慕地看着他们。
红峰队有小买部，又有各连队来看电影的熟人。离电影开映还有一段时间，队伍解散自由活动。电影临开映前，再集合队伍，战士们整齐地盘腿坐下，整个过程他们枪不离手。电影结束后。他们又排队操步回连队。
第二天早上“高佬”起床到尿桶边小便时见到尿桶边的地下的尿水中有一团白内衣，以为是谁的汗背心掉在尿桶边了。用树枝挑起来一看，竟是一副女人的文胸和内裤。这一下轰动了全连队。
知青们到农场不久，正是接受“再教育”的阶段。那个年代受到的教育是“男女授授不亲”的。“乱搞男女关系”是极大的罪恶。农场有不少青年男女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到追查和批判而自杀。那个时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指导员马上追查当班的岗哨，“为什么没有发现！”他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乱搞男女关系”问题来调查。并且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认为有人利用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机会乱搞男女关系，把女方剥个精光，搞完后把女人的奶罩和底裤拿回来。“这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的值班连的进攻。”“值班连决不能存在这种资产阶级的流氓分子，一定要查出来，清理出值班连。”
指导员派人拿着文胸和内裤到红峰队去调查。每天的“天天读”、“天天听”和政治学习都成了清查会。他先召开党支部和排以上干部会议，背对背互相揭发、调查。到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交代自己在昨天晚上的时间内都在干什么？有谁证明？并且要揭发其他人的可疑行为。结论是：“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中没有资产阶级的流氓分子”。然后层层召开班长会议、先进骨干会议、全连大会。全面动员清查，人人过关，互相揭发，搞得人人自危，互相猜忌。
党员、排以上干部是指导员划定的第一批“可靠分子”。他们要每个人以党性和人格担保几个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班长，人为地划分出第二批“可靠分子”。然后扩大范围，由可靠的班长担保第三批“可靠分子”。这样一层层担保下去，最后只剩下文基勇、王年、小安等3个原红峰队红园队的平时比较调皮捣蛋的青年没有人敢担保。
指导员在“三级可靠分子”的会议上分析：
“红峰队没有海口女知青，可以排除值班连海口知青作案的可能性。红峰队红园队都有许多广州女青年，这几个平时比较调皮捣蛋的没有人敢担保的人就是这两个队的广州知青。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流氓分子就在这几个人之中。”
在以后的全连大会上，指导员甚至多次用语言暗示就是他们几个人，只差没有点名字。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老实实交代问题”。那几个广州知青有嘴说也没有人相信。人们象避瘟神一样不敢接近他们。这使他们感到无限的冤枉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文基勇、王年愤怒了，他们约定：“如果他（指导员）敢在大会上公开点我们的名字，老子就当场一枪毙掉他!”
当时正备战，每个人的枪支弹药就放在自己铺盖旁边。周毅是卫生员，文基勇、王年等人是他的朋友。他知道到此事后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他对指导员说：
“这事也许不是文基勇、王年等人干的，也许冤枉了他们。不要把这件事当成严重的政治事件，不要把他们逼上绝路。如果逼的太紧，他们可能会开枪打死你。”
指导员很吃惊地说：“是谁？有那么严重吗？”
周毅说：“你是当过兵的。这种事在部队常有发生，你应该是知道的。”
后来在大会上指导员的口气缓和了。他在大会上宣布：“欢迎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只要他能向党支部承认错误，党支部可以为他保密，保证不追究责任。”
由于很多人都知道可能发生命案，肇事者终于主动向党支部坦白了。“底裤事件”才算默默地平息了。党支部一直保密了几年，直到全部广州知青回到广州都没有泄露。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肇事者是平时胆小怕事的小白。 “底裤事件”根本不是所谓的乱搞男女关系问题，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流氓分子问题。
小白是个孤儿，在广州靠哥哥养大，但嫂嫂很疟待他。他来海南后，只有几件衣服，广州家里对他没有任何支持。值班连住大通铺。大伙互相乱穿衣服，他的工作服也被别人乱穿了。他向班长、排长和连干部报告：“我的衣服被人偷了。”在住大通铺的条件下，完全没有个人隐私，也没有什么可以隐藏衣服的条件，一切都一目了然。大家的东西都“共产”，统一发的工作服都一样，互相穿乱是必然的。
对小白的投诉人们也没有重视，只是叫他自己再找找。小白胆小，衣服上又没有记号，就算找到了他也不敢认，当然找不到。他又不敢乱穿别人的衣服。穿乱了衣服是很普遍的事，一般人也不会当一回事。但对小白来说是件严重的事。因为他缺衣服穿，除了每两年发的一套工作服外，他完全没有衣服来源。
那天去红峰队看电影，自由活动的时候小白在蒙胧的黑夜中隐隐约约看到有一排房子前的铁丝上晒有衣服。他想：“我的衣服被偷了你们领导都不管，我也偷一件衣服。”他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第一次当贼是心慌的。他趁没有人，在黑暗中也没有看清楚就急急忙忙地扯下两件衣服，刚塞进衣服口袋里集合哨响了。这时他才发现那衣服是湿的。他只好揣着湿衣服心情不安地熬过了看电影。他不知道那排房子是红峰队女青年的宿舍。回到连队后，他偷偷地拿出来一看，吓一跳。他偷的居然是女人的湿奶罩和内裤。他才18岁，以前从来没有碰过女人的内衣，当时就慌了。门口就有岗哨。他避开岗哨，装作小便在黑暗中把内衣丢在了尿桶边……。
就是这样一件可笑的生活小事，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差一点造成人命大事。
17．深山里的阿公阿婆
离值班连两里路的山林深处有一片属于琼海县农村的橡胶林。那里的橡胶树种下只有3年，树干有手臂粗。胶林里有一座茅草房。有一对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带着一条看家的黄色的小土狗住在那里看守胶园。
周毅和值班连的弟兄进深山伐木、割茅草经常会经过这里。他们会在这里歇脚，在草房门前的爬满瓜藤的凉棚下暂避烈日。阿公阿婆就会热情地端出开水来。他们之间虽然语言不太通，也会聊上几句。他们见到周毅有时候背着药箱，知道他是卫生员。周毅也会给他们看看病，量量血压，给一些外伤药。
一天下午，阿公托一个路过的战士来告诉周毅：阿婆病得很重。
周毅就在腰间绑上插勾刀的竹篓，背上药箱来到了深山里的茅草房。阿婆躺在床上，他用手一摸正发烧，一量，39度。她有咳嗽，咽喉充血，听诊肺部有漯音。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周毅用安乃近注射液给她滴鼻子，又注射了青霉素，用冷水毛巾给她敷额头降温。1个小时后，阿婆全身出汗，退烧了。周毅回到连队，天黑了。
农场（兵团）工人看病、住医院都不用给钱，医院向农村派出医疗队也是不收钱的，所以周毅也不收阿婆的钱。
此后一连3天，周毅都每天两次去给阿婆打针。为了不影响工作，其中一次是晚上收工以后亮着电筒去的。3天之后，阿婆的病就逐渐好了。
有一次周毅路过深山里的茅草房，阿婆阿公把他拉进房间。他们用生硬的海南普通话连比带划地问周毅多少岁了？结婚没有？他们那里的“达玻佳（大姑娘）那咕响（很漂亮）。”周毅连忙摇头摆手 。
不久，阿公一个人拄着拐杖从深山里走出来，到连队找到周毅。周毅就象往常一样在腰间绑上插勾刀的竹篓，背上药箱跟他来到深山里的茅草房。
阿公阿婆很热情地招呼周毅进屋坐下。周毅见到3个海南农村姑娘坐在屋里。
阿婆拿出一顶新编的海边渔民常戴的竹斗笠和一个新的插勾刀的竹篓，问周毅：“好不好，响不响？（好不好，漂亮不漂亮？）”
周毅把斗笠拿在手上仔细地看：这斗笠确实编得精工细作，那竹篓也编得很好。就说：“响。（漂亮。）”阿婆就用海南话说：“这是专门给你编的，你一定要收下。”周毅推脱不过，只得勉强收下。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东西，那感觉好象第一次接受不应该要的贿赂一样不自在。
阿婆指着3个海南农村姑娘问周毅：“达玻佳（大姑娘）响不？（漂亮不？）”
周毅这才看到3个海南农村姑娘穿着她们认为最漂亮的只有在赶集时才穿的“豪婆蓝”和鲜绿色的长裤；明黄色和白色的长袖衣。
当年海南农村的美女标准是：个子不高，要丰满，平肩膀，大屁股。这样的女子能挑担子能干农活，又好生养。这3个女孩个子都不高，都是丰满，平肩膀，大屁股的标准的海南“美女”。她们有水灵灵的大眼睛，没有用文胸的胸部鼓得高高的。海南的女孩早熟，她们看样子17-18岁，实际年龄可能更小。她们闪动着明亮的眼睛看着周毅，嘻嘻哈哈地说着什么。
周毅机械地顺着阿婆的意思回答说：“响。（漂亮。）”
阿婆当着他的面用海南话跟那3个女孩说了些什么。那3个女孩高兴地吃吃哈哈地笑起来。阿婆用生硬的海南半普通话对周毅说：“这3个姑娘都愿意跟你好。你要一个也可以，3个都要也可以。她们都做你的女朋友。你们那里不方便，可以住在我这里，她们也可以带你到村里住。村子离这里不是很远。”
周毅吓得头也不敢抬。在3个姑娘的闪亮的目光注视下连忙摇手说：“不要，不要。”最后他只得勉强收下斗笠和竹篓。
回到连队，周毅向指导员报告接受了阿婆的斗笠和竹篓的时事，没有说别的。指导员说：“老工人给你你就会接受，阿婆给你，你就用嘛。”
后来周毅才知道斗笠和竹篓都是农村姑娘编的。以后他再也不敢去阿公阿婆那里了。1个月后，值班连撤离了红峰新点。
18．二两粥与东山羊
值班连的劳动强度是无以论比的。在周毅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工程兵、建筑工人、现在的农民工），的劳动强度都比不上当年值班连的劳动强度。1971年，值班连参加修建团部水电站时，周毅曾经担任运沙工作。由于人少，他们一个人跟一部4吨的解放牌卡车到沙场。一个人一把大铁铲装满一卡车沙。装沙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停顿。为了速度快，他们铲沙不是向前抛上车厢，而是面向沙堆背向车厢，向前铲满一铲沙后，挥臂把沙经过自己头顶抛向身后的卡车车厢。当时他们只穿一条短球裤，满头满身都是沙。装满一车沙后他们跟车回到水电站工地。又一个人用铁铲卸下一整车沙。卸完一车沙后，紧接着又去装下一车沙，干一整天，十个小时以上。
有一天晚上，从晚饭后一直干到下半夜一点多，参加建团部水电站的人们实在是饿得干不动了。大家推荐排长朱力去团机关食堂，为大家每人讨2两粥喝。
朱力来到团机关食堂。机关食堂的人说：“我们没有权利给你们粥，除非团长批准。”
朱力半夜敲开了团长的家门。团长穿着绿色的军用大底裤睡眼惺忪地走出来问：“发生什么事？”朱力说：“报告团长，我是值班连的排长，在修水电站。现在晚上1点多了，我们饿得干不动了。能不能跟机关食堂说一声，批准给我们每人二两粥？一两粥也可以。”
团长说了一大堆“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道理后说：“怕饿就是怕苦，怕苦就会怕死。”
他指着东南方向漆黑的夜空问：“你看那边是什么？”
朱力说：“那是大山（六连龄）。”
“山那边是什么？”团长问。
“山那边是大海。”朱力回答。
“大海那边是什么？”团长继续问。
“……。”朱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团长大声说：“大海的那边是全世界亚非拉被压迫的人民。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连二两粥都吃不起。你们已经很幸福了，要心里想着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被压迫的人民，你们就不饿了。”
朱力听得目瞪口呆，只好向水电站工地走去。任他怎么想着亚非拉被压迫的人民，仍然饥饿难耐。工地上的弟兄们正用饥饿但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排长走回来，希望他能带来二两粥的好消息。朱力把团长的话一说，大家一轰而起，大骂团长。2点钟换班后，大家饿着肚皮回来，躺下，却饿得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干到12点时，朱力从排里调出3个精明的战士，对他们说：“团里不给我们解决二两粥，我们自己解决。为了弟兄们不挨饿，有力气更好地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现在派你们两人去偷米，一人去偷鸡。到哪里偷我不管，只要不偷老工人的就行，反正必须完成任务。”3个战士消失在黑暗中了。两个多小时后，一锅香喷喷的鸡粥抬到了水电站工地。
司令部叫朱力派两个岗哨到机关食堂站岗。“机关食堂有什么岗好站？”朱力觉得奇怪。还是派出了岗哨。
半夜朱力查哨，带着几个人走进了机关食堂的伙房。那里满房子肉香。掀开大锅盖，只见锅里炖着整只羊。肚子里有只完整的羊胎。有人大着胆子说：“排长，太香了，我们尝一点把。只尝一点点，不会被发现的。”朱力拔出匕首，轻轻挑开羊肚子，在羊胎上割下一条肉递给身后的人……。偷吃是感觉是特别香的，何况着羊胎本来就是特别香，对久未尝过肉味的饥饿的人来说，那就更是香了。不一会竟不知不觉吃掉了半只羊胎。怎么办？有人出主意：“把羊肚子缝起来别人就发现不了。”羊肉炖烂了，针线是缝不了的。“用竹篾穿起来。”“这个办法好，快去找竹篾。”朱力说。
后来才知道第二天师长要来团里视察，后勤处长指示机关食堂前一天到万宁县买了一只有羊胎的“东山羊”。
海南岛万宁的“东山羊”当时就已经很闻名了。有“文昌的鸡，加积的鸭，万宁的东山羊”为海南三大名吃之说。周毅在海南岛7年，这“海南三大名吃”不仅没有吃过，连见都没有见过。
值班连成立不久，周毅跟随团参谋长，连长去师部参加防务会议期间视查二师的海防区域，来到离万宁县城不远的“东山岭”。
所谓“东山岭”其实只是一座高不过百米，方圆不过500米的小石头山，突出在万宁海滩不远的沙滩地上。它的周围都是海沙。整座山全部由2-5米高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小的石块一块一块自然垒成。那些石块中间形成天然的裂缝或山洞。山上完全没有路，那些石块又大又光滑，人很难爬上去。当地的农民就把山羊野放在山上，利用天然山洞做羊圈。山羊是爬石头山的高手，它们吃石缝中长出来的植物，晚上自己回到山洞，人们只有在晚上才能在洞中抓到羊，白天是抓不到的。这就是东山羊。听说东山羊吃起来没有一点擅味，由于石山不大，羊的数量很少，所以价钱很贵。周毅在海南呆了7年从来没有尝过东山羊味。
2005年故地重游，当时的“东山岭”已开劈成旅游区，有索道直达山顶。山还是那座山却不见有多少东山羊出没。现在遍及全国各地的‘东山羊’名菜中的羊，究竟有多少来自海南的东山岭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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