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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创  作者:容尚谦  日期:2012/11/16

    家是人们温暖的港湾,而家的概念,除了亲情,就是一间住所,不管你是临时安身,还是长久居住,住房都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安居乐业,再形象不过的说明了住的重要性。住房也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在海南农场是怎么居住的呢?总的印象是,条件艰苦,但可以安身,且在不断改善中。
一、茅屋
  上世纪60—70年代,南林农场各连队都有茅屋,住茅屋是十分普遍的。沿国防公路边的老连队以砖瓦房为多,山区连队,尤其是新建连队则以茅屋为主。即使是住在砖瓦房中的老职工,因为一间房子只有10㎡左右,不但仄逼,而且做饭、洗浴也很不便,多数会在近傍搭盖茅屋,称之为小厨房,可以做饭、吃饭、冲凉,家中孩子多的,还可以在里面搭铺睡觉。
  茅屋建造较为简便,在平坦处,栽下木柱作柱子,离地面5m来高,顶端砍成V型,木柱之间距离是4m左右。至于栽多少根柱子,就看需要建几间房子了。在一排高柱子两侧,对应栽上矮柱子,高约1.6—1.8m,矮柱与高柱之间的距离约为2.5—3m。柱子竖好后,依次架梁、檩、椽,用马钉或籐条、蔑条固定,再覆盖茅草片或山葵叶片。茅屋的墙则很随意,在柱子之间用枝条绑成方格状的网,每个方格大约10×10㎝,用泥巴拌上稻草,糊在上面就成了墙,有时候更简单,直接将竹子捶成竹片,编成席片,用蔑条将席片绑在枝条上,就是墙了。好在海南气候炎热,这样四处透风的茅屋,一年倒有11个月是十分相宜的。建茅屋需要注意的有几点:一是柱子要埋得够深,柱、梁、檩、椽之间要绑扎牢固,否则台风一来,易倾斜或散架;二是屋顶夹角要不大于90°,在75°左右最好,因为台风来时暴雨如注,水要快速流走才行;三是茅草片的铺设要均匀,层与层之间搭接距离不大于15㎝,片与片之间要覆盖,距离不小于10㎝,并在每层间错开;四是若长期使用,木材选取要注意,少用青皮或其他易生虫的树木,否则易生虫。我在青年队住的茅屋,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听到蛀虫咬噬木头的声音,头顶也时常有木渣虫屎之类的“雪花”飘落。
  初到青年队,知青都住在茅屋,那时,队里只有2栋砖瓦房,分为32间,每间约10㎡。老职工以户为单位,每家住一小间,队里的武器库和小卖部也各占一间。另有4栋茅屋,其中一栋是大开间,做了托儿所,三栋为职工宿舍,队部和卫生所也在其中占了两间。
  车到青年队,停在队部前的空地上,我们爬下汽车,环顾四周,心情十分暗淡。这就是我们要一辈子生活的地方?这时,连队的领导和老职工十分热情地迎上来,让我们知青2人一组自由组合,领我们进房间。我和尚坚、刘宝琦、兰铁尔、陈敏如、潘国良6人,被安排在南北向的茅屋中,8个女生被安排在队部和医务所所在的东西向的茅屋中,其他的同学则被安排在距队部茅屋约40m远的茅屋中。
  进入茅屋,先要低头弯腰。伸手推门时,发觉所谓的门就是用两长三短的木棍夹着的竹片,一边用铁丝绑在木柱上,另一边中间的夹棍上,用铁丝扭成门鼻子,与对应的柱子上的铁丝环相碰,可以用来上锁。推门时要轻提轻扶,慢慢向里推,用劲大了,门就散架。进去后,十分昏暗,过一会才看清里面的情况。这是一大间,约20来㎡,两边都有门,与隔壁用泥墙隔开,墙高约2m,再其上则完全是通畅的。这样的房间没有任何私密,说话打呼噜都听得清清楚楚。房里有4张床,床腿是4根木桩,打入泥地中,在前后的两根木桩之间钉上木棍,其上铺上床板,就是一张床了。床板是用原木锯开的,厚约4㎝,板面没有刨光,床宽有1m。靠近门边的隔墙边,等距离栽了两根木桩,高约1.4m,其上钉了一块约60×40㎝的木板,就是台子了,上面放了一盏小油灯,细心的队领导还在灯旁放了一盒火柴。稍微仔细观察,发现了床不平,因为床板是用原木锯开的,时间长了略有变型,架床的木棍表面是用斧头砍削的,也不甚平整,所以床板就难免有起伏。再一个,地面是沙土的,也不平,一般茅屋建在什么地面上,建成后地面是不会修整的,基本保留原始地坪。除这一大间外,紧挨着还有一个小间,就是将大间中间隔断,里面安2张床,一个台子。看到这些,我们都不说话了,一路上的兴奋,一路上的叽叽喳喳,此刻都化为了一片静默。
  走出茅屋,同学们都看了房间,聚拢在汽车边,每个人心中都很难受,神情呆滞,沉默中,有人冒出一句:“去场部”。刹那间,大家仿佛警醒,去场部!去场部!在场的队领导看形势不对,急忙招呼,下行李,下行李。老职工爬上车往下卸行李,兰铁尔也主动上车往下搬行李。大家也知道回场部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发泄一下心情而已。大家归拢了行李,司机立即一溜烟地跑了。
  提着行李,我们再次走进房间,简单商量了一下,我、兰铁尔、刘宝琦、陈敏如4人住一大间,尚坚和潘国良住小间。虽然房间陈设简陋,但我们都是住校生,初中三年每年又有两次下乡农忙劳动锻炼,所以安排住宿不成问题。很快,草席铺上了,蚊帐也挂好了,毯子也安置好了。说快,是因为床、台都无需掸灰、洗擦,地也不用扫,只管把东西从被套中取出,一一放好就是,挂蚊帐虽然麻烦些,但茅屋隔断是用树枝编的,只要将绳子接长,挂上也不很费事。挂蚊帐时还出了一点小情况,原来安放床铺时,虽然床板够厚,但队里还是怕中间弯曲变型,将支床板的木桩架子向中间靠了靠,床板的两头各悬空20多㎝,不知是谁,挂蚊帐时踩在床板上,一不留神,踏上悬空处,床板往下一塌,差点栽个跟头。这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其他东西无处安放,我们在房里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憋出了主意,将被套用绳子拴住吊在房梁上,手提袋里的书掏出来,权作枕头,水桶直接放在地上就行了。新家就这么安置妥了,然后,找厕所、冲凉房,察看水源,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们努力做到“每事问”,弄清了基本情况。吃完晚饭,天渐渐黑了,房间里虽然点亮了两盏油灯,但如豆的灯火,只发出暗红的光,房里昏暗一片,只能勉强视物,对于习惯了荧光灯和白炽灯的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此期间,手电筒就成了我们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生活用品了。
  过了两天,我们对住房进行了改造,将大房间的门封掉一个,小房间与大房间中间的隔断破拆了一个口子,将小房间对外的门封掉。这样,我们6人成了一个集体,可以说是同居一室了。为方便进出,将门前的茅草顶垂下的部分剪去一些,这样,我们进出只要低头,不用弯腰了。在破拆隔断时,我们还发现了一枚被损坏的毛主席像章,挖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当年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本队青年工人叶××(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写出他的名字),破损的毛主席像章就是他用刀砍的。叶××为当地人,当年是19岁。他身世甚为可怜,自幼失怙,由养父抚养长大,养父当年已有70来岁了。这枚像章属于队里一个女青年黄××的。黄××是黎族姑娘,共产党员,先进人物。当年那样的像章少,是黄××出席表彰大会时奖给她的,能佩戴那样的像章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叶××作案动机很简单,他向黄××求爱遭拒,由爱生恼,由恼生恨,气怒交加之下,失去理智,用刀将像章砍坏,叫你戴不成。可能事后有些后怕,他将此像章藏在他居住的茅屋隔墙缝隙中。谁知调整宿舍给知青时,他忘了此事,我们住进不久又进行改造,将此事揭破。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崇拜到狂热的程度,有人因为写大字报时不留意,墨迹渗到背面的主席像或语录上,立刻就成了反革命份子,更何况叶××竟敢用刀砍毛主席像章,无论是从当时人们的认识问题的本能,还是根据《公安六条》,这都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实事求是地讲,队里并没有将此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为揪出一个隐藏的很深的阶级敌人而激动,为有了这样的重大成绩而报功,队领导只是就事论事,准备对此事冷处理,予以批评教育了事。但知青刚到农场,红卫兵勇斗牛鬼蛇神的雄风犹存,造反派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尚在,坚决要求将此“现行反革命份子”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迫于知青压力,队里组织了对叶××的批判,同时将情况上报场部。此事后来结果较为圆满,场部批复不戴帽子、监督劳动。在那个特别年代,“罪行”如此严重,处理结果却格外宽大,实属难得,大概队里上报材料里颇作了一些“罪无可逭,情有可原”的文字处理吧。叶××实在是个趣人,他并未从这次失败的单相思中接受教训,过了两三年,他又闹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正值青春期的叶××,竟然看中了队里一位漂亮的女知青,给她写了求爱信。当事女生当然很恼怒,其好友也忿忿然,嚷嚷着这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公险些又遭批斗,不过其他人则作为笑话来看。不过今天的我倒是有几分佩服叶××,他挑选对象确实颇有眼力,表白方式也直截了当,可谓有识有胆,只可惜缺少点自知,于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在那个特殊年代,不仅对象没处成,还险些成了革命的对象。
  正在我们慢慢适应新的环境、新的住房的时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使我们大为惊恐,神经高度绷紧了。我们入住5—6天后的一个晚上。开完班会,我们刚刚回到房间,忽然听到住在我们隔壁的吕先海(海南籍,当年约24—25岁,头脑略有问题,广东人称为“傻佬”)尖叫一声,冲入我们房间,抓起一个手电筒和两节电池,迅速地装上电池,扭上后盖(为了使电池更加持久耐用,我们平时是将电池取出放在电筒一旁的),又跑了出去,对着他的房门哇哇直叫。我们跟出去一看,只见电筒光柱里,他的房门中间横档上,一条蛇正趴在上面,蛇头晃动,夜色中,分外狰狞。闻声赶来的人们抄起傢伙,一顿狠打。死蛇被拨拉到空地上,有1m多长,花色斑驳,吕先海激动地说着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他的海南话,倒是旁边的人说这是一条毒蛇的话,让我听得分外清晰,顿时,一股寒意从脚底向上蔓延。谁知第2天傍晚,这栋茅屋尽头的一间房子门口,一位老太婆高声大叫,又把我们吸引过去,虽然我们听不懂她的话,但旁边的几个壮汉已拿起了锄头、砍刀,3个人钻进房间,只听一阵乱响,很快,他们用锄头勾出一条大蛇,有2米多长,小孩胳膊粗细,已被砍成了三截。从围观的人七嘴八舌里,我们渐渐了解了事情经过。原来,老太婆一人住着一小间房子,在床底堆放了一堆木柴,她弯腰拿木柴时,隐约看见一根木柴自己动了起来,老眼昏花中,她也没太在意,直至触手冰凉,她才仓惶跑了出来,高声叫唤,喊来大家。这条蛇据说无毒,被打蛇英雄拿去了,不知是否成了蛇羹。住茅屋,我们知道只有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接受,但不速之客频频造访,则令我们胆战心惊。那时,每到晚上,我们都小心翼翼,用电筒将房间仔细搜索一遍,上床后,将蚊帐仔细压在草席底下,小心躺下,半夜起来小便,先用电筒看好周围情况,特别是鞋子上面,确认安全后,才伸脚穿鞋,推门时,先看看门上和旁边,想想我们当时情景,大概可以和《地雷战》中鬼子兵惧怕地雷的样子相比。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晚上甚至控制饮水,不再起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地适应了农场的生活,也适应了住茅屋。其实,茅屋隔热比砖瓦房要好,通风透气,自有其优点。我们也在不断改进条件,首先,自力更生,寻找材料,在各人床头,安置了床头台,可以放置书本、油灯。69年初,连队给每个职工制作了宝书台,我们把宝书台放在床头台上,也很美观整齐;其次,将床铺边上的泥墙用旧报纸钉上;每人都找到了小凳子,有的是一个木墩子,有的是两块木头钉上一块板,尽管五花八门,但我们可以坐在小凳子上,趴在床板上看书学习,写写信了。我们又添置了几盏油灯,每个人都有了一盏,并将小油灯换成了较大的油灯,亮多了,看书学习都方便了。夜晚,每人点亮油灯,茅屋里顿时亮堂起来,充满了光明与温馨。
  海南知青应该都住过茅草房,不同的只是时间长短而已。青年队的知青在一年多以后全部住上了砖瓦房,杨梅队好像也很快住进了砖瓦房,八一队的知青则长期住茅屋,我经常路过八一队,有时进去找知青说话,都是在茅屋里。不知为什么八一队没有扩建砖瓦房。尚坚他们到深兰队后,一直都住的是茅屋。从开始厌恶,不习惯,到最后习惯了,再到我们学会了搭建茅屋。我们上山砍木料,做柱、梁、檩、椽;砍竹子,拔茅草,编茅草片,亲手盖起了茅草房。八一队男女知青合力盖起了一间小厨房,面积还是很大的,我路过八一队时经常进去坐坐,喝点水。知青建小厨房,八一队在二师九团还是第一个,团政治处陈主任很高兴,专门视察了八一队,亲临小厨房指导工作,表扬他们说:“这是百年大计,你们把根扎下来了。”高二学长卢世光则“谦虚”了一句:“首长,两三年后茅草顶就要换了。”
  72年,团里组织大开荒,三营组织全营劳力在哑吧田开垦林段建新的连队,命名为18连。我们17连也上了70多人,会战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为18连建设驻地。18连驻地紧挨着海军的一个观通站,只有5分钟路程,五一队(13连)通向观通站的公路从驻地旁边通过,当时一共建了4栋茅草房,因条件限制,所有的茅草顶都是葵叶,墙是用竹芭围成的。为组建18连,从三营各连队抽调了一些人上去,我的同班同学黄小虹也从青年队调去了。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事去了18连,还到黄小虹的房里去坐了一会儿,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女同学屋里。毕竟是闺房,虽然简陋,却十分明净,泥土地扫得纤尘不染,物品摆放井然有序,床铺上蒙了一张花色素净的塑料布。正是上午10点多钟,阳光从外面照进来,屋里显得亮堂、清爽,我坐在门口的小凳上,黄小虹坐在床上,我们对面说话,说的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我却十分清楚地记得,由于床铺较高,黄小虹坐在上面,两条腿悬在空中的样子。
  我最后一次建茅屋,住茅屋,是1975年10月底。那时,农场决定建设牛寮水电站,抽调青年突击队上山,另外由第5作业区组建一个突击队,共200多人开上工地。上山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茅屋,解决我们队100多人的住宿问题。这次建屋,我是队长,要分派任务,指挥盖房,虽然经验不足,但队里的司务长黄孙财和几个老班长,都是武装连留下的骨干,十分内行,有他们现场亲力亲为,我省了不少心。很快我们就搭建了两幢宿舍,还有厨房、厕所,等等。因为时间紧,墙是直接在矮柱上钉上几行树棍,间距20~30㎝,再用细树枝编成篱芭墙。每栋茅屋约10间房,每间房约20㎡,住5—6人,连队干部分散住在各班。床是用树桩做成床架,将连队的铺板运来铺上,很快就解决了住的问题。1975年11、12两个月,我就住在牛寮的茅屋里。海南的冬天不冷,气温一般不会低于10℃。但那一年的12月,有几天夜里气温很低,到了5℃左右。估计是寒流来了,加上牛寮在深山里,地势高,更加招风,显得格外冷。树枝编的篱芭墙,自然四处透风,夜里更冷。好像是黄家从和三班长梁荣华等人想了个法子,砍来了一些树枝,连叶子一起,堆在篱芭墙周围,挡挡风,我立刻号召各班也这样做。1975年最后一天,我接到调令离开了牛寮,不知那个冬天,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是怎么在四处漏风的茅屋里渡过的,也不知道那些女孩子在劳动一天之后,能不能有桶热水擦洗一下身子。
二、砖瓦房
  1969年,青年队报请场部批准立项,建两幢砖瓦房。建房用的木料,队里早已派人上山砍树,运到队里,砍锯削刨,做成了柱、梁、檩、椽,准备停当。砖瓦是队里从外面请了包工来烧制的。这些人在驻地附近的水田里,挖了很深的泥土,牵了3、4头水牛,在泥坑里转圈踩踏,将生土块踩踏成浓稠的泥浆。这是头道工序,谓之炼泥。这是极累的活,牵牛的人在齐大腿深的泥浆里挣扎,一刻不停,另有一人不停地赶牛,只见近100㎡的泥浆塘里,人喘粗气,牛吐白沫,看得我是目瞪口呆。这样的炼泥要进行两三天,直到泥巴成了浆状,再无一点生土疙瘩为止。制坯、晾坯、入窑、烧制、出窑,道道工序,那道不是累得人半死,烧窑的体力活要轻一些,但这是技术活,又是责任心很强的工作,关键时候,你就得日日夜夜地守着。我没有干过这等苦活,但我却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正是他们的奉献,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辉煌。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又何止是奶,可尊敬的中国农民,可尊敬的中国民工。
  既然是场部同意立项的工程,基建科也列入了计划,从基建队派来了两个技术骨干做技术指导。两个师傅都姓张,为首的是老张师傅(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50多岁,沉稳干练,另一个张师傅是老张师傅的儿子,叫张天颂,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很快就和知青熟悉了,和女同学更是熟络。
  建房是队里的一项大工程,队里抽出了近40人来建房。这么多人必须有分工,首先分成两个大组,一组是大工,就是拿起砖刀灰刀,在张师傅指导下砌墙架梁;一组是小工,就是挑水和浆拌灰,运送砖石,给大工打下手。每个大组再分成若干小组,各自负责。我开始被分在小工组,当时很不高兴,因为大工可以学技术,小工只能被人使唤,再者也觉得不被重视,没面子。余世和找我谈心,小工任务重,运砖递浆不及时会窝工,让你负责一个小工组,就是相信你可以做好,我这才接受下来。基础砌筑完工后,开始砌墙了,我被调整到大工组,拿起了砖灰刀,开始学习砌墙了。
  老张师傅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对工程质量把得极为严格,真正是一丝不苟。按说他年龄大了,在一旁稍作指点即可,但他却不停巡视整个工地,时常亲力亲为给我们做示范,凡是操作不规范、质量达不到要求的,一律要返工。老张师傅的认真和严格要求,给我的印象很深,也使我终生受益,做事必须认真,必须按规矩、按规则去做,不能有丝毫马虎。挖基础时,他皮尺不离身,不够深度的一律要再挖。做基础时,老余主张做清水砂基础,所谓清水砂,就是将石块扔进基础坑里,再填入沙子,用清水冲砂,使砂子填满石块之间的缝隙,这样施工速度快,缺点是砂子不一定能全部填满石块之间的空洞,基础牢固度差;老张师傅坚持用灰浆砌,并且每块石头都要找好位置,用小石块垫平,再将石块搬出,倒上灰浆,放上石块,挤压稳固,这样的基础当然牢固,但费工费时,人也很累。在老张师傅的坚持下,基础按预定方案砌成。出地面后,要砌墙了,老张师傅图纸方案是外山墙三匹砖实心到顶,内山墙和走廊一面的墙为两匹砖,部分空心,朝外面的墙三匹砖实心砌至窗台处,往上是二匹砖,部分为空心。老张师傅定的标准很严,实心墙必须错开砖缝,相互咬住拉紧,砖缝之间要隔层对齐,错落有致,整齐美观。空心墙是底下铺砌一层横砖,其上为两块砖对面侧砌,中间留一匹砖的空隙,两块侧砖的两头,用一块横侧砖拉住,形成了一个个长方形的口字型,一排空心砖上面,再砌一排卧砖拉住,这样的墙耗用材料较多,但牢固结实。砌墙时,要求灰缝饱满,挤压出浆,所有灰缝用灰刀刮净,微显凹沟。砌墙用的砖必须淋水,以增强与灰浆的粘合力。6—7月份的海南,骄阳似火,一担水淋到砖堆上,只见腾起一阵白烟,很快就干了。张师傅严令必须淋透才准上墙,后来干脆在瓦工旁放一水桶,每块砖都要在水桶里浸透,但砖也不能过于潮湿,否则也影响质量。记得有一次刮台风,连下了几天雨,现场的砖被雨淋的透湿,老张师傅又要求从各处寻找一批干砖,一层干砖夹一层湿砖。有一次,我的同学徐××砌墙时不注意,有道砖缝一连7层对齐,老张师傅检查发现,立即监督着拆了重砌。砌走廊主柱时,开始是每层用3块砖,柱体为长方型,砌了几十厘米后,老张师傅左察看,右端详,总觉得不美观、不大气,下令拆了重新砌成方型的,每层用4块半砖,房屋建成后,远观近瞧,11根柱子美观大气,与整栋房屋浑然一体。墙面的处理,可以直接用石灰浆勾缝,外观整体是红色的,青年队前面两栋砖瓦房就是这样的颜色,老张师傅要求是外山墙和窗台以下的墙全都抹上灰浆,用磨板磨平,再刷上石灰水,其余内外墙则用石灰浆勾缝后,再用清水刷白,这样做出的效果,房屋从外面看是白色的,配以红瓦顶,非常美观。刷白后砖墙外面也有了一层保护,可以减缓日晒雨打、风化剥落的过程,延长房屋的使用年限。房屋内刷白的效果更好,整间房子都显得明亮轩畅。屋顶更是老张师傅严把质量的重点,梁、檩、椽的选用,他更是细心,梁、檩的直径是否达到要求,椽的厚度、宽度是否合乎标准,梁、檩、椽之间的距离更是量了又量,力求准确。铺瓦要求是出1/3,盖2/3,铺得很密实,瓦脊做工细致,不仅要求直,而且不允许露出瓦筒。眼看着工程即将完成,却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让老张师傅心里有些不痛快。大概是9月间,老张师傅有事离开工地回基建队,恰在此时,天气预报有台风来袭,可屋顶只做了一半,不完工,台风一来可能会造成损失。经队领导研究,余世和立即组织会战,并请杨梅队支援,来了几十人,近200人奋战一天,整个工地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挑水拌浆的,运瓦抛瓦的,屋顶上铺瓦磨脊的,上下齐心,终于将屋顶做完。等老张师傅2天后回来,看见这一切,我不知道他是否和队领导争吵过,但我能感觉到他明显的不高兴。余下的工作只剩下粉刷了,张师傅仍然尽心尽力,督促我们做好最后的收尾工作。抹灰时,张师傅要求用粗砂,并且要过筛,灰浆要严格按比例搅拌均匀,抹灰前先给砖墙喷水。那时我不懂基建,因为粗砂不容易找,对用粗砂很不理解,老张师傅告诉我们,用粗砂可以使灰浆上墙后不致开裂,用细砂则会出现细小的裂纹;至于过筛,是因为灰浆中有砂砾或小石子,就无法磨浆。在老张师傅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下,第一幢瓦房历经半年多时间,终于落成了。这幢砖瓦房,应该是青年队当时 最漂亮的建筑,既美观,更结实,让我们看着心里很高兴,这也是老张师傅在青年队矗立的一座丰碑。
  让我深有感触的是,老张师傅不仅在青年队盖起了一幢漂亮的砖瓦房,更为青年队培训了一支基建队伍。老张师傅深知青年队抽调出来盖房子的人,毫无建筑施工和操作的经验,对砌墙抹灰,架梁盖瓦,都不在行,更别说吊垂线,测水平,看图纸,运用建筑力学了,完全是门外汉。对此,老张师傅只能边建房,边培训队伍,正是他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使一些人渐渐入门,他又从中选用一些较为出色的人员,让他们在关键部位施工,如砌山墙,粉外墙,做屋顶,铺瓦磨脊,等等,并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吊垂线,测水平,看图纸。在张师傅的倾心教育下,我们很快掌握了建筑的基本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手中的瓦刀、砖刀,成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工人。我和何建华在第二幢瓦房时,已经承担起砌外山墙的重任了。
  第一幢砖瓦房建成后,第二幢瓦房随即就要动工,地点就在我们住的茅屋所在的地方。我们几个人立即住进了新房子,那时,陈敏如已调往团部宣传队,潘国良调往基建队工作,于是,我、尚坚、兰铁尔、刘宝琦就住进了一大间房子。这时,离我们到青年队还不到一年时间。我们那幢茅屋随即被拆除,第二幢砖瓦房动工兴建了。由于第一幢房子收尾阶段的不快,老张师傅返回了基建队。第二幢房子的建设,就由余世和指挥兴建了。老余在南林农场颇有名声,是个能人,各方面知识都知晓,指挥建一幢房屋,应是游刃有余。但老余和老张师傅在建房的风格上区别很大,老张师傅认真,严谨细致,讲究慢工出细活;老余则是大刀阔斧,主张大干快上,组织尽可能多的人员上工地,争取早日竣工。
  由于第二幢砖瓦房地基不平坦,西面比东面高约1m,北面比南面高约0.4m,平整地面时,将西面挖下去,这样一来,西边的3间房低于地面,尤其是西边第一间,低了1m左右。这也使第一幢瓦房比第二幢高了1m多。地基由各班划块包干,只一天就挖成。这次的基础是清水砂,各班将石块填入基础,倒上砂,然后挑水向里猛灌。这次从开挖地基,到基础出地面,总共只用了3天时间,而第一幢房子的基础砌了20多天,这样一比较,确实快多了。砌墙时,东西山墙改为二匹实心墙到顶,省了1/3的砖,内山墙和外墙则从地面至窗台为二匹实心砖,再往上是空心砖,由一层空心砖一层卧砖改为5层空心砖一层卧砖,也省了不少砖。由于全员上阵,技术骨干不足,山墙垂直度微有偏差,砖缝未错开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且灰缝不饱满,残灰未刮平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走廊的支柱也改成长方柱,自然就少了方型柱那种大气稳重的模样,屋顶的铺瓦也变成出1/2,盖1/2,省了约1/6的瓦。收尾阶段,除了两个外山墙外墙面铺磨沙浆,刷上石灰水外,其余的墙全部为石灰水刷白,由于墙面不平整,刷白时又图快,难免就出现了凹凸不平处不能刷白的情况,整体观感大打折扣。第二幢砖瓦房建设的最大特色就是快,只用了2个多月就建成了,相比较第一幢砖瓦房用时7个月,那真是大跃进的速度了。至此,青年队所有的职工,几乎都告别了茅草房,住进了砖瓦房。
  青年队的这两幢砖瓦房,我是始终参加建设的,作为亲历者,我十分清楚这两幢房子建设的指导思想的不同与其实际成果的不同。虽然第二幢房子用时少,也节省了材料和成本,但两者的区别不仅在外观的差别上,其内在质量更是差了许多。大约是73年吧,海南经过了一场台风,暴雨足足下了2天多。台风来的那天夜里,空中倒海翻江般的下着雨,奇怪的是风似乎不是很大。半夜,我被嗡嗡的水声惊醒,起身推门一看,外面的雨如瀑布般直往下倒,耳中不是往常雨下的那种哗哗声,而是一种轰轰的声音,飞溅的水沫将走廊和廊里的墙都溅湿了。放眼望去,除去我们这座房子,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道水墙遮蔽着,仿佛置身水底。更令人奇特的是,那晚并不象一般人想的那样,如此暴雨,又是半夜,应该是伸手不见五指吧,不,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样的暴雨下,反倒发出一种明晃晃、白亮亮的光来,但这不是闪电的光亮,完全是水的亮光。可以不夸张的说,那晚,在走廊上,完全可以就着这种亮光看书。大自然的造化,让我惊叹不已,不是亲身经历,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夜里的暴雨竟能映出如此的光亮。早晨,雨仍未减弱,我们从房中拿出水桶,放在檐下,只2—3分钟,就接了满满一桶水,直接用来洗漱了。台风过后,风止雨停,我直觉的地面也低了几分,各处一片狼籍。尽管这次台风异常猛烈,我们住的这幢瓦房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但下面的第二幢瓦房就有多处漏雨了。我敢说,第一幢房子能够使用50年不倒,第二幢房子可能过不了30年,只是因为青年队撤销了,所有房屋都被拆了,我的话无法在实际生活中验证,只能是一种猜测了。但更大的不同在于,第一幢房子建设过程中带出了一支队伍,培养出了严谨细致的作风,能严格按规范和规程施工。而第二幢房子的建设则号召大家都能干,人人都是土专家,使队伍轻视和不按规范规程办事。幸而青年队的职工不是专业建筑队伍,否则,这支队伍今后的作风和职业素质都是致命的。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茅以升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设计寿命50年,目前已安全使用75年,大桥仍然屹立江中,毫无病害,还能继续使用多年。我十分感概,今天,即使茅以升再世,只怕他再也造不出这样的桥梁了。今天的中国建筑行业,弊端丛生,积重难返,各种明规则、潜规则数不胜数,管理水平低下,一线施工队伍缺少基本的职能素质,等等,实在是再也造不出钱塘江大桥那样的精品工程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坚、邹建平、杜广生等几位昔日青年队知青相约,回到青年队。据说,青年队撤销后不久,四幢砖瓦房屋就被附近茄新大队的农民破拆成木料与砖瓦,很快就没有了踪迹。2008年,我和杜广生回青年队时,更是只见一派茂密的灌木丛了。我们在此站立许久,睹物生情,脑海中不断出现当年我们建房时的情景,为瓦房的湮灭,为我们曾经的青春岁月殇别。由于决策的失误(虽然有时是难免的),国家投入大量资金,100多个职工,其中还有我们27个广州知青多年的辛勤劳作,都成了过眼云烟;我们的豪情,我们的青春,我们曾经的奋斗,我们的追求与梦想,都化为眼前的一片荒芜,怎不叫人怆然泪下。
  虽然青年队消失了,但我于1997年、2008年曾两次回去前线队(15连),虽然已过30多年,但建成约半个世纪的屋舍仍在,只是被流逝的岁月浸染的有几分苍凉,又因长久无人居住而变得有些破败。当时前线队是三营营部所在地,我在此住过近半年时间。前3个月是在前线小学做代课老师,与黄国铭同居1室。黄国铭,高一学长,那时是前线小学老师,后来回广州,在2中任教,是全国优秀教师,堪称师表人物,后来去了美国。那是一间近10㎡的小屋,屋内墙面因时间长了,难免斑驳,两张床和一张书桌一摆,顿时就显得拥挤。小屋虽小,却是快乐小屋,那段时间,也是我的快乐日子。黄国铭喜爱孩子,我也喜欢孩子,俩人同居一室,有说不完的话,我向他学习了很多教育经验,也请教过许多教学上的问题。每晚,我们或是去各家走访、指导孩子们做作业,或是孩子们来小屋问问题,小屋里有了孩子们的笑声,自然就有了更多的生气。15连是老连队,又是营部所在地,每晚会由柴油机发电,送2小时电,虽然灯光昏黄,但毕竟是电灯,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还是要靠油灯,但这是我7年多知青生活中第一次住进有电的宿舍。代课工作结束后,我又返回青年队,与江不平为伴。但很快,我又被借到营部做书记,直到去农垦局做工作组,其中大约也有3个来月。那次我住在营部,是一间大房子,有20多㎡,摆了4张床和一张桌子,住着营长、教导员和我。作为营部,还有一间会议室,约20㎡,营长、教导员另有一间办公室,而我的办公室也就在宿舍里了。营部平时只有营长、教导员和我,所以一些打扫卫生和打开水的任务就是我负责了,但简陋的办公室和宿舍实在没有什么好打扫的,每天只是扫扫地、擦擦桌子,用不了十分钟时间。两位营首长和我相处很融洽,我那时爱看书,晚上时常点着油灯看书到12点多钟,两位领导从未说过什么,当然我也十分注意,尽量将灯光挡在我床头,减少对他们的影响。
  离开南林农场前的最后一站是在武装连,住的是砖瓦房,尽管在驻地住的时间并不长。武装连驻地离场部约有4km,沿国防公路到六甲工厂,从旁边的一条路进去,约走10分钟左右就到了。武装连最兴盛时,满编有140多人,但因长年在外执行任务,营房建设较为简单,有两幢瓦房,还有一个大会堂,能住几十个人。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武装连驻地的具体情况了,只有这点印象。75年7月,我从红光工作团返回南林,场部让我到武装连当连长。那时武装连只有50来人了,有2个班在外执行任务,驻地只有后勤班等不多的十几个人,显得冷冷清清的。连队当时还管理着10多个树位的橡胶林段,每天有人早起割胶,将胶水送到六甲工厂。我一个人住在连部的一间大房子里,空空荡荡的,一如我当时的心情。因为68年到南林的六中学生中,近7成的人已返城了,而我却来到一个陌生的连队,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同志相处。那段时间,事情不多,只是了解连队情况,找人谈话而已,因闲生闷,因闷生烦,因烦而致心情格外压抑。特别是到了晚上,屋内昏暗,屋外黑洞洞的,沉沉夜色,压得我有点透不过气来。幸而不久,武装连改为青年突击队,场中毕业的100来个学生,来到队里,顿时带来了生气和活力,有了人,场部的任务也就下来了,工作立刻紧张繁忙起来,这真是一剂良药,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刚到武装连的那段时间,还是让我难忘,原来,人的生活除了要有吃喝、要有住房,更需要亲人、朋友,更需要关爱和友情,离群索居,尽管房舍再好,再豪华,那也不是一个家。
三、床与铺盖
  日食三餐,夜眠一榻,可见床与人的生活的关系。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有一张合适的床,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知青来说,床的作用更加重要,它不仅可以睡觉,还可兼作书桌,有时也会作为餐台。
我在农场时睡过各种各样的床,我们那时的床很简单,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几块床板,床板用原木锯开,厚约4㎝,长约2m,宽度则看原木直径大小,一般在20—30㎝,有3—4块床板,就可以架成一张床了。支床板的架子则各式各样,在茅屋泥地中,直接将木桩栽入地里,在瓦房里,地面是铺上砖头的,就将架子打成马架,那是很粗糙的。只要将床板架起来,就成了一张床。我在农场的各基层连队,看到的床基本是这种形式。只在卫生队看到的床是符合一般标准的床,虽然极简陋。在农场期间,我也只在三营营部和武装连睡过简易的床,其他时候睡的床,严格地只能说是铺。不过,那时我们年青,那个年代也强调艰苦朴素,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很淡,能在铺有床板的床上睡觉,我们感觉是很舒服的。记得72年底,青年队迎进了一批新同志,从梅县地区来了一批客家籍的退伍兵及家属,从潮汕地区来了一批青年,一时间,住的地方和床都紧张了起来。作为连队的老同志,我们应该热情欢迎,我将铺板搬了出去,另找了一块废弃不用的黑板临时架起来,黑板虽然平整,但因为薄,人睡上去中间向下陷,我只得将床架子向中间移,几个同学也分别减少了床的宽度,各撤下一块床板,让新同志能有床安家。陈瑞芳则更彻底,她将床整个让给了新同志,自己在地上铺了些草,就在上面睡觉。今天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我们当年的做法,但那时,我们质朴,我们真诚。在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我们是真的“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认真做到“每一个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认真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除了在床板上睡觉外,我们也睡过地铺。刚到海南不久,我们去牛漏修水利,就在一片荒地上扎营,只用少许稻草垫一下,铺上草席,就是铺了。在新风队伐木,住在仓库里,仓库是水泥地面,直接铺上草席就可以睡觉了。打地铺,通常席子是展不开的,都是一床压一床,每人大约只有50—60㎝宽的铺位,但我们却睡得十分香甜,并没有因此而失眠,因为凡是打地铺睡觉的时候,就是劳动会战的时候,体力劳动使我们异常劳累,只要躺下,立刻就能睡着。我时时会乱想,对失眠的人,加大活动强度,辅以药物治疗,是否更为有效呢?我们也睡过树枝床,那时在开荒工地上临时架起的床,用木桩打入地下,横里架上4根长树干,再砍些细小的直树棍,用藤或树皮绑在横木上,就成了床,因木棍很难根根笔直,床就凹凸不平,再砍些树叶之类的东西铺上,就成了土席梦思。总之,那时我们解决“床”的问题办法很多,“床”的形式也很多样,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趟什么河喝什么水,随遇而安,虽然苦在其中,却也乐在其中。
在海南,我们铺盖有几个要件:棉毯、草席、蚊帐、被子。这其中,棉毯、草席、蚊帐是必备的,一年四季都要用上。棉被只在冬季最冷的时候盖上一段时间,每年会用上两个月,但在山区,如八一队,深兰队,则几乎一年四季都离不开棉被,这可能很让岛外的人士难以想象。在海南这个地方,居然四季都要盖棉被,但这是确实的。青年队在海边,却始终少不了毯子,尽管在最热的时候,只盖膝盖和胸腹部,手脚全露在外面。这里,就可以体验到海南作为海岛的好处了。草席,是广东地区的特产,用蔺草编织而成,柔韧性极好。我们那时经常要打背包,草席可以任由你折迭弯曲,虽然这种草席没有篾席凉爽,但它的适用性很强,在各处都可使用,最适合经常流动的人员使用。在海南时,男知青几乎是一年四季都铺席子,冬天在寒流下来最冷的那几天,会将毯子铺在草席上,但好像男生就没有铺过床单,不知道女生是否会铺床单。蚊帐的重要性不用多说,海南天气热,山林茂密,杂草丛生,水源丰富,自然蚊虫多,南林农场所在的南桥地区,历史上就是疟疾高发地区,挂蚊帐就十分必要了。我们那时用的蚊帐是棉纱的,透气性比尼龙的差,但也好用,蚊帐是长方形顶的,一边开有出入帐口,四角有可供悬挂的布环,如没有,我们就自己缝上,或将四角用绳子扎紧,在绳上留出一个环。那时我们都是每天晚上挂上蚊帐,早晨起床后收起折叠好,挂蚊帐、收蚊帐对过惯集体生活的我们,是很轻易的事。虽然第一次略为费事,要找好四角固定的地方,有时还要拉上长绳子,以后只要将蚊帐四角的布环用铁丝勾挂上就行,挂一个蚊帐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收叠蚊帐也不过20—30秒钟就够了。当然也有些同学是将蚊帐固定挂起的,每天早晨将蚊帐撩起,整齐地叠放在帐顶。蚊帐出入口在晚上入睡时要仔细压好,免得蚊子钻进来。蚊子实在是很讨厌的东西,蚊帐里只要有一两只蚊子你就别想安稳睡觉,它老是在你耳边嗡嗡嗡地叫,实在令人生厌,有时,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从远处向你袭来,声音渐渐增大,你厌烦地挥手去赶,它又迅速撤离,几次三番,闹得你不能安稳。你不动,蚊子就悄然降落,停在你身上某个部位,找准位置下嘴,让你的鲜血去滋养它的生命,你挥手去打,却常常十有九空,如此小虫,让你万分无奈。后来,我用针线将蚊帐出入口全部缝死,既省事,也防备蚊子半夜钻进来。
  棉被在海南用的时间较短,但还是必须有。广东的被子一般是装在被套里的,被套通常用彩条粗布制成,被絮往里一装,口子用按扣一封,被子就可以用了。这样的被子好处是拆洗方便,再一个被套抽去被絮后还可以做被单盖,缺点是被套和被絮之间结合不好,有时被絮在被套里滚成团,叠被子时要稍加整理。我和尚坚下乡时带的被子是按北方的方法缝的,就是被里和被面是分开的,被里为白粗布或彩条布,被面为花布,花色是素净或浓艳,看各人喜好和品味。女作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里,写了一位小媳妇的结婚嫁妆就是百合花被面的被子(这篇小说还被拍成了电影)。更讲究一点的,则用丝绸被面,上世纪70—80年代,有亲友同事嫁娶,送一床苏杭的丝绸被面,是很上档次的礼品。我带去海南的被子当然不能用高档的丝绸被面,那床被子被里是彩条布的,被面是明蓝的碎花被面。被里子是班主任黄卓萍老师帮我解决的。那时什么都要布票,我和尚坚都去海南,行装都要准备,我只好去求助于黄老师,能不能帮我争取政策,让我能买一套免票的被里被面。两天后,黄老师找到我,交给我一张票,到了商店我才知道这张票的含金量,不但不收布票,连钱也不用交,完全是补助的。那一刻,我真正感动了,可敬可爱的黄老师,作为老师,你不能如愿送你的学生跨入更高一级的校门,却用你真诚的母爱,为你即将走向农村的学生送上了温暖,在他灰暗的心境里添上了一抹亮色。有了被里被面,母亲为我们缝被子。那段时间,父亲不知所在,家里6个孩子,母亲白天上班,回来洗衣做饭,收拾家务,一般要在晚上才能为我们准备行装。“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被子不但整齐平顺,还在中间纫上一道线,让被里被面与棉絮更加服贴。这床被子,我从广州带到海南,伴着我渡过八个冬天,又随着我来到合肥,这床被子,承载了太多的师恩母爱,我难以忘怀。当然,这床被子盖起来很舒服,但每年的拆洗是很麻烦的,特别是缝被子,更是折磨人。我先后试过各种针,也曾专门买过顶针,最无奈的时候甚至动用过老虎钳,可谓机关算尽。不过,几年下来,缝被子的活我是掌握了,虽然不如北方大娘那么技艺精纯,但对付自己的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这门手艺是彻底用不上了,各种各样的被套,各种各样的被絮,什么羊毛被、鸭(鹅)绒被、丝棉被、多孔被,怎么需要缝,怎么能够缝。不过,近来棉絮又开始回归,又开始追求自然生态了。
  按说枕头对人的睡眠是十分重要的,还有专家专门论证过。但我那时没有专门的枕头,能垫高就行,基本是以衣物将就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用成捆的报纸充作枕头。知青中有多少人有象样的枕头,我不是太清楚,但有人用木头做了枕头,原也有心做一个,但一试,硬梆梆的实在不舒服,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关于铺盖,有两件事必须如实记下:其一是74年,我的床上忽然有了臭虫,这个小生物不知何时从何地入侵的,来源十分可疑。那时我们宿舍里只有我和江不平2人住,不知他的床上有没有。这个小家伙开始时数量不多,只在我入睡时骚扰一下,忍个5分钟就过去了,可以一夜相安无事。但臭虫的生命力太强,繁殖太快。不久,就让我无法忍受了,逐渐地每晚从我上床开始,臭虫就大胆地开始聚餐,折腾我半个多小时,喝饱了我的血后才能安稳。忍无可忍之下,一个休息日,我和江不平将床板搬到太阳下暴晒,我也将充作枕头的报纸搬出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枕头”中密密麻麻竟隐藏了无数的臭虫,让人起鸡皮疙瘩,我立即划燃火柴,送它们上西天去了。接着,我俩从食堂用大桶提来开水,将草席、棉毯分别浸入烫泡,再用开水对准床板缝隙浇灌,家里也同样在清扫后浇上开水。那天我俩忙了一上午。晚上,睡在洗烫过的床上,再无吸血鬼的烦扰,那种惬意,是没有遭受此物之苦的人难以体会的。这件事也使我有了一个教训,什么事该干就要早干,拖到不堪时再去做,多吃了多少苦头啊,也损失了自己多少鲜血啊,可叹的是这种牺牲还无法对人言说。
  第二件事是在前线工厂,那时,刘宝琦、陈列等被调去筹建,我是抽去参加打井的。一开始,我们住在尚未完工的烘胶房里,每人单独有床,后来,又转住在制胶车间里,床板架在水池上,象一个大通铺,每个人占有60—70㎝的宽度。男知青住在一起,当然很不讲究,每天起床后,将棉毯一推就了事,只有阿冯例外,他每天都将毯子折叠整齐,隔段时间还会拿出去晒一晒。一天,阿冯对我们说,被褥每天都要抖开透透气、折叠起来,隔段时间晒晒,不仅透气干燥,还能除螨灭菌,好处很多,有益身体健康。他告诉我们,原来他也是很随意的,是五一队工作组的胡参谋给五一队男知青说的。胡参谋,团司令部的参谋,现役军人,部队的内务条令他是十分熟悉的,看到知青散漫的生活,他看不下去,像兄长给小弟弟讲道理那样,教给了他们生活常识。阿冯说,从那以后,开始改变自己,每天做好内务,也成习惯了。阿冯学着胡参谋的四川话,绘声绘色地说着,我们都笑了。从那以后,我们逐渐地改变生活习惯,每天起床后抖开毯子透气,过一会儿再折叠摆好。事实上,叠毯子时间很短,但再次拉开盖在身上,比乱堆作一团的毯子,确实好多了。谁说知识青年天然就讲文明,就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就一定能用自己的文明生活习惯冲击农村的脏乱差和不文明的习俗。其实在厌恶、嘲笑别人不文明的行为举止时,知青本身也有许多不讲卫生、不讲文明的坏习惯,他们其实也是一群大孩子,时常会放纵自己,只有在生活的磨砺中,才会真正成长起来,理顺自己的生活,养成文明生活的习惯。既然我从兄长般的胡参谋那儿传承了文明的薪火,也就应该继续传播。在青年突击队,我就要求连队的每个同志,特别是青年学生要铺床叠被,讲究卫生;到合肥后我又做了4年技校老师,同样也要求学生起床后开窗透气,既使三九寒天也不例外,定期还组织检查内务,进行评比。生活就是一本书,只要我们留意,总可以从中学到知识。
四、临时住处
  7年多的知青生活,兴修水利、开荒会战,我们听从领导安排,打起背包就出发,只要有能放平身体躺下的地方就行;探亲访友、公务差旅,我们住过各种地方。有无奈的将就,有意外的惊喜,有挤睡一床的凑和,有会战工地的彻夜难眠,更有蛇虫惊梦的遭遇;最后,在总局的学习培训班上,几十个农场现任或候任领导挤住一室的情景,又让我至今难忘。
1、第一次在外过夜
  到青年队没几天,就在一天夜里送病人到场医院抢救,在医院过了一夜。该病人即为叶××,前面说到,叶××求爱不成,刀砍毛主席像章,遭到批斗。叶××一是受到批斗,二是自觉颜面扫地,竟于某天晚上吃安眠药自尽,幸亏发现的早,队里立即救治,可是队医务室解决不了问题。于是队里一面打电话请场医院派车派医生过来,一面组织人用担架往场部送。担架队共8个人,我、陈敏如、潘国良3人参加了。救命急于救火,我们抬着叶××一路小跑,4人一班轮换,走了约1个来小时,当爬到山路最高处时,与场医院的车子迎头碰上,那时,已经是夜里12时左右了,我们走了有14、5里路。将叶××交给医生后,担架队的人都往回走了,我们3个知青年轻好奇,又没有去过场部,就爬上卡车,一路护送叶××去医院。到了医院后,叶××被送去救治,医院的人将我们带到一间房子里,让我们休息。时已半夜,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清,过了一会,我们才看清楚,那是一间空房子,地下有几个竹芭子,每个长约2m,宽约1.5m,除此再无他物。我们3个实在又累又困,就在竹芭子上睡着了。毕竟是11月的天气,海南虽热,夜里也很凉,不一会儿,3个人冻醒了。看看天色,离天亮还早,刚到农场,举目无亲,无奈之下,我们憋出了办法,3个人挤在一起,将两块竹芭子作为被子盖在身上。虽然事出无奈,然而有效,尽管还是是冷,但明显好多了,渐渐地,我们睡着了。这沉沉一梦,那叫一个香,等我们再次醒来,天早已大亮,太阳都出来了。我们3个爬起来,用手抄把水洗洗脸,立刻精神起来。到医院一打听,叶××已无大碍,我们任务完成,剩下时间就自己安排了。离开医院,走了5—6分钟,就到了场部,除门楼尚可,其余的则让我们大失所望,既无气派的办公楼,也无象样的商场,绕着场部走了一圈,只用了5分钟。我们3人在茅棚小吃部吃了早餐,踏上了返回的路。这是我们到农场后第一次在外面住宿,虽然床不是床,被不是被,但仍很香甜地一觉到天亮。
2、牛漏水利工地
  到青年队约有半个来月,我、陈敏如、潘国良和连队10多人参加万宁县组织的牛漏水利会战。当天早晨5点来钟,我们一行出发。行李和工具由场部派车拉去,我们是空手上路的。当天我们走了90多里路,下午4点来钟,终于到了工地。那是我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到了地方,我整个人都软了,平摊在一片草地上,再也不想动了,根本没去想晚上住哪儿。这时,只听带队的领导(究竟是谁,我已没有印象了)招呼大家赶快动手,要搭建草棚,晚上好住下。我坐起身一望,只见一片平坦的岗地,稀疏长着小草,远处有村庄,周边是稻田,已是11月底了,水稻全部收割完毕,稻茬地里散落着乱蓬蓬的稻草。盖房子,盖什么房子,怎样搭建,我们十分茫然,只管听从工作安排。一时间,砍树的,砍竹子树条的,找籐条剥树皮的,所有的人都紧张地行动起来。分给我们3个知青的任务最简单,把稻田里的稻草归拢抱回来。看着一片空地,想着晚上如何有地方睡下,我们强打起精神,跑向稻田,去收集稻草。应该是南林农场有带队领导在现场协调指挥,很快,草棚的架子搭起来了,十分简单,就是中间竖一根木柱子,大约3m高,柱子之间架上脊檩。两边架上木杆,角度很大,约有120°,一头架在柱子上,一头直接搭在地上,再稀疏地架上檩绑上椽。这时,捡稻草的,编草帘的,将编好的草帘递给房架上的人们,很快,一个60—70m长的大通铺式的草棚搭建完毕,里面可以安排200多人睡觉。本来,为男女大防,应该搭建两个草棚,分别安置男同志和女同志,究竟是条件限制,是领导思虑不周,还是工地本就是临时住处,无需太多讲究,总之,就是一个大棚子,里面住了200多个男男女女。为做到男女有别,在草棚中间也用草帘子象征性隔了一下,说是象征性的,是因为隔断高不足1.5m,且草帘子十分稀疏。6点多钟,草棚子搭好了,望着平地而起的棚子,我十分感概,真是人多力量大,这么多建筑材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真不可思议。我也十分佩服这位指挥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动200多人,完成了这一杰作,真了不起。棚子搭好后,安排入住,中间是过道,两边睡人,每人约有50—60㎝宽的铺位。青年队的铺位离男出入口约10m左右,我们三个知青自然紧紧相依,草席子铺在草地上,倒是让我们着实接着了地气。当夜人疲惫已极,酣然入梦。第二天,我们有了精神,倒也留意起这座棚子来。棚顶的草帘疏密不一,透光通风,只能稍稍遮挡露水而已,睡在铺上,我和潘国良透过棚顶,数着星星穷开心。好在老天垂怜,那半个月,竟无一点雨水,也就没有出现过雨脚乱如麻的窘状,让我们安居如磐。棚子的好处是通风好,前后左右上,处处通透,空气极其流通,200多人同居一棚,竟无一点异味,实在令人叹服,从心里感谢起这个构造来。棚子的缺点是怕火,而且极其怕火,11月底12月初,正是海南的好季节,不冷不热,风干物燥,200多人同居一棚,点灯抽烟,稍有不慎,被祝融老爷光顾,倾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所以,颁下严令,隔10米点盏马灯,专人负责,一律不准在棚内吸烟,幸而纪律严明,无人敢犯,也就平安无事。还有一事也要写上一笔,就是200多人住在一起,又是体力劳动,那如厕冲凉也是大事,处理不好,不仅会发生疫病,也会气味熏人。对此,领导也有安排,派人在下风处挖了一个2m×2m的大方坑,就是厕所,周边无遮无挡。女厕如何,不得而知。这个厕所,让我们很是为难,但水火之事,是不能与你通融的,只好如此方便。潘国良逗乐说,要在坑前钉上木桩,让人有个把手,免得不小心翻下坑去,恐怕要遗臭几天了。冲凉是在附近的小河沟里,小河弯弯,河沟边灌木丛生,天然屏障好,只要划分好地段,各自下河洗浴就是,只是难为了一些女同志,毕竟12月的河水还是颇有凉意的。
3、哑吧田会战工地
  农场改制为兵团后,为落实林彪指示,大力发展橡胶,上上下下都掀起开荒种胶的高潮。三营除给各连队下达了开荒任务外,还组织全营劳力在哑吧田开荒会战,并经团部批准,筹建18连。哑吧田会战分为两期,第一次是在71年初,大约在春节前,前后共5天。第一次会战,我们17连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总有几十人,知青也去了十几个人,我印象中,唐国雄、庄东红、黄小虹、徐嗣达、徐锡勋等等都去了。因为时近春节,大家预计会战期不会很长,都只带了最简单的行装。为省事,我和杜广生决定孖铺(广州话,意思是伙睡),我俩共带了一床草席、一床毯子、一顶蚊帐。工地住所十分简单,就在原始的树林中,照例是砍树为桩,架上树干,树干间再绑上小树枝,铺上树叶,就成了铺,顶是胡乱遮盖了一些枝条树叶,权且挡挡露水,前后都是敞开的。毕竟是一月的天气,虽然我们白天干活时都穿着背心,但太阳落山后,天气还是很冷的。晚饭后,在山溪里冲凉,身上早已冻透了。那晚,山林里邪乎得很,风很大,我们带去的蚊帐根本没办法悬挂,天又凉,干脆盖在身上。我和杜广生和衣而卧,身下是一床草席,身上盖着蚊帐,蚊帐上再压上毯子,很快我们睡着了。入夜,温度越来越低,我们都冻醒了。这时,我们才发现了一个问题,简易的铺因为是树枝临时垫起来的,高低不平,在我俩的这个铺位中间,隆起了一个鼓包,两个人无法靠拢相互温暖对方,而且有了距离之后,蚊帐和毯子显得不够大,无法掖紧。这一夜“团长”当的,时睡时醒,还不敢翻身乱动,一动,热气散得更快。长夜难眠盼天明,谁知,越冷越盼夜越长,那一夜,我们不象是生活在海南,倒似去了北极圈。天色终于亮了,我们钻出“被窝”,连颠带跑,盼着早点开饭出工,早点发热流汗,缓过劲来。第一夜如此难熬,后面的夜晚怎么过呢。当天收工回来,我们发现有人在宿营地平整土地,挖出浅槽,好奇之下,随口问了一句,对方回答说昨夜太冷,铺底下直钻冷风,今天改睡地铺了。嗬嗬,看来昨夜难眠的不只我二人呀。我和杜广生立即和几个知青照此办理,挖出了能睡几个人的地槽,还加上创造,找了一些枯枝败叶,点火烧了一下,就如北方烧炕一样,指望夜里有余热散出来。火灭后,又在其上垫了一些枝叶,铺上草席。这个地铺可比“床”强多了。首先是平整,舒服多了;二是睡地上风也减弱了,美中不足的是,烧过之后,虽有余温,但也有湿气蒸腾上来,尽管如此,这一夜比前一夜好多了,加上前一夜未曾休息好,这一觉,沉沉入梦,直到天亮。以后2天,我们都在这个地槽中睡觉,只是不再烧火了。
  许是山林严酷的气温变化,会战没2天,病号就出现了,营领导审时度势,做出了英明决定,提前结束会战,等春天再战。于是,在会战工地折腾了5天的我们,连夜撤离,走了3个来小时,回到了17连。冲凉之后,换上干净的衣服,还是躺在光床板上的草席上,还是枕着报纸,但拥抱着暄软的棉被,一种舒适惬意,真真让人陶醉。那一刻,我是真正切切地感受到了幸福,原来,幸福也是一种比较,也是一种体会,饿了三天的人,得到一块番薯,那是幸福,渴了一天的人,得到一瓢清水,那是幸福;睡了几天山林,夜夜瑟缩一团的人,忽然住进熟悉的房子,躺在平坦的床上,盖上了棉被,那真是幸福。那一刻,我是真知足了。
  那年5月,哑吧田二次会战打响了。这一次,营领导吸取了上次会战的教训,先期组织人员在海军观通站旁边搭建了茅棚,各连会战人员到工地后,按指定位置入住,条件比第一次会战大有改进,天气也日渐炎热。这次会战延续了50来天,直到将18连的驻地茅屋建好,才收兵回家。这次会战,杨梅队的知青和我们一起过了50来天,倒也十分难得。八一队离工地只要走40—50分钟,五一队更近一点,就没有在工地住宿了。
4、牛寮会战工地
  牛寮会战是团里组织的几个大战役之一,集中了600多劳力伐木开荒,挖穴植胶。17连也抽了许多人上去,如何斐、陈列,等等。尚坚和杜广生所在的深兰队与牛寮同属5营建制,当然也上牛寮参加会战了。我没有参加牛察会战,但我去过那里看望17连参战人员,也听何斐、陈列他们说起牛寮会战的情形。
牛寮会战工地宿营地是在深山老林中开出来的一块较为宽阔平整的地面,地势略为低洼。从团部通往牛寮的汽车路,爬上新风队后,一路蜿蜒向上,经过深兰队,前行约4km,从宿营地的东边偏南方向,进入牛寮,全程约有18km。我去时搭的顺路的汽车,下车后,首先看到的是宿营地中间的一个大茅草棚,当时感觉这个棚子十分高大宽畅,里面住了不少人。只见人进进出出,里面各种嘈杂的声音传出,不知为什么,我立即联想到蜂巢,感觉这就是一个大的蜂巢,里面一如蜂巢一样挤挤挨挨地住满了人。17连的同志并不住在大草棚里,他们在棚子的东边稍高处搭建了一排更为简易的棚子。直接将木柱打入地下,架上木棍,绑上树枝,铺上树叶,顶是斜斜的一个坡顶, 离床脚约40㎝,床头这边稍高些,也不过1m多一点。总之,人坐在铺上能直起腰就行了。看到我,17连的知青都很高兴,我很担心这样的棚子怎么遮风挡雨呢。会战期间,正是5—7月份的多雨季节,说到这些,大家都不说话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每人都有一块塑料布,出工时,将床铺盖上,下雨时可以保证铺盖不湿,夜里铺在身下挡潮气。若夜里下雨,大家只好坐在铺上,顶着塑料布,静听雨打山林,流水哗哗;若风大雨急,天地茫茫,一片混沌之时,则更要抱紧铺盖,蜷作一团。听尚坚和杜广生说,还有更难堪的事,上山会战,自然不能象搬家一样,将所有衣物带上,每人只带了2套洗换衣服,碰上连日阴雨,这套未干,那套又湿,那就十分尴尬痛苦了,只好穿着这套湿的,到伙房灶头边去烤那套潮的。一时间,伙房门庭若市,人头攒动,炊事员只好烧大火,同时将红炭多扒一些出来,让大家烤衣服。虽然吃不好,睡不好,但开荒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每天早晨5:00起床,“天天读”半小时,5:30吃早饭,6:00准时出工,中午饭在工地吃,直到晚上。遇到会战紧张时,晚饭也在工地吃,干到8—9点钟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时,我们提倡“以苦为荣”,强调艰苦奋斗,尽管这样,这么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生活,仍让人欷歔不已,感概万分。那是对人的意志的磨炼,也是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身板稍差一些,是很难熬过去的。
5、新风仓库
  武装连改建为青年突击队,农场中学毕业的100来个学生分配到队里,我们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上山伐木。那时,场部要盖房子,急需木料。领受了任务后,我和指导员林树明带队上山,住在新风队仓库里,每天进山砍伐木料。
  新风队仓库离新风队约5分钟路程,修建时,将山坡挖去一个角,平整出一块地,所以,仓库有一段是靠山的。既然是仓库,当然是砖瓦结构,高大结实,有两个大门,面积有200多平方米,住100来人是足够的。缺点是作为仓库,没有窗户,但下有通风孔,上有排气窗,虽然小而且高,但开启很灵活,住在里面,并不觉得气闷。我和指导员商量后,利用仓库里现有的芦席围子,将仓库分为两部分,靠山体的那半个仓库,安排女生住下,靠路的这半个仓库,安排男同志住下。所有人一律打地铺,仓库里是水泥地坪,省去很多事,只要扫净,铺上席子就行。地铺为三排,每排之间有约50㎝的通道。每个铺宽60㎝左右。8—9月间的海南,仍是蚊虫肆虐的时候,我们又在里面拉了几排绳子,方便晚上挂蚊帐,仓库里洒扫除尘,安排铺位的时间,几位老班长已领人分别搭好了男女厕所、冲凉房、伙房。队部的人员分散住在各班,我与五班住在一起,位于中间那排,从大门进来往右的第4还是第5个铺位吧。这次在新风住宿,条件很好,似乎不应多费笔墨,但住宿期间,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不得不记一笔。
  住下没几天,一天晚上,已经快10点钟了,劳累了一天的同志们都已熟睡。我和四班长伍一节还借着一盏灯在看书。伍一节,六中初一级学生,八一队知青,后调至武装连,是武装连的老同志了,他是个苦干实干型的同志,在农场待了10多年,大约79年才回到广州。伍一节当时睡在最里面一排,铺位和我斜了一个铺,当时,他盘坐在草席上,我躺在草席上,马灯就放在过道上。夜深人静,忽听伍一节低声说:“有蛇”。他是用白话说的,因发音与“休息”相近,我又沉迷书中,随口回了一句:“看完这段就睡,你先睡吧。”伍一节再次说话:“有蛇”,语音凝重,略有一丝紧张。这次,与其说是我听清了他的话,不如说是他低沉凝重的语音告诉我,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我正要爬起来,伍一节又说话了:“别动”。我躺着不动,斜眼一看,一条蛇,一条小蛇,约有40㎝长,正缓缓在我头顶前的过道上爬行。我顿时紧张起来,一动不动,一手托书的姿式都没敢变,头脑却飞快地转动,怎么办?睡在铺上,周边没有任何应手的打蛇工具,要命!真要命!听说过急中生智,也知道“心有灵犀”,那晚,我和伍一节是同时具备了这两种素质,眼见蛇爬过我头顶,我与伍一节不约而同,一跃而起,各自抓了一只解放鞋,拚命向蛇砸去。情急之下,两人不知用了多大的牛劲,反正是一击得中,蛇蜷作一团,在地上翻滚,我俩又捡起鞋子,再次进击,此蛇终于一命呜呼。惊魂稍定,我却更加紧张起来,这条蛇怎么会进入库房,而且它不是从门口方向进来,而是从中间隔断处向门口方向爬去,它还有同伙吗?这么多人同居一室,万一有人被蛇咬伤,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立即吹响了哨子,把熟睡的同志们叫醒,要求各人立即仔细检查。顿时,油灯点了起来,手电光也晃动起来。借此时间,我们将蛇挑出屋外,检视之下,竟是一条金环蛇,此是剧毒蛇,被其咬伤,亡者十之七八。实在万幸,阿弥陀佛!不一会儿,各班长向我报告,情况正常。于是,各人又睡下了,我却睡意全无,思虑着该怎么办。第二天一早,我召集各班长碰头,要求各班再次清查铺位,今天下山时,各班都要带一些山姜叶子回来,我也派人去新风队和场部寻找硫磺。当天,在仓库周边铺上山姜叶子,洒上硫璜,我心里总算稍稍安定一些。这时,有人很神秘地告诉我,我们这些人里面,一定有人带了蛇药上山,才招来了蛇。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蛇药是治蛇伤的,本身就是蛇的克星,怎么会引蛇来呢?这个同志很肯定地说,道理说不清楚,但一定有人带了蛇药,并且这人很可能是五班副,因为五班副的父亲会医治蛇伤。五班副刘明珍,是这批场中的学生,瘦瘦小小的。将信将疑,我问了五班副,他倒是坦率地告诉我,他是带了蛇伤药上山。五班副的铺和我只隔了两个,蛇爬行的方向正是向他那儿去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位同志说的真有道理吗,我至今仍不是十分清楚。
  一波涟漪尚在,一波又起。隔天,女生那边一阵骚动,很快,有人过来报告,吴杏球被蜈蚣咬伤。我让来人回去告诉女生赶紧穿好衣服,随即和指导员赶过去。吴杏球,场中学生,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她在睡梦中被蜈蚣咬伤肩膀(记不清是哪边肩膀了),正疼得嘤嘤哭泣。我追问蜈蚣打死没有,有人回答说已打死了,我一看,还好,蜈蚣约10㎝左右,不算大,毒性应该不算太凶猛。蜈蚣咬伤毕竟很疼,一般要挤出或吸出毒液,用过锰酸钾清洗,打封闭等。随队卫生员根本没有处理蜈蚣咬伤的药,也没有办法处理,只好让女生帮助挤出毒液,但无济于事。这时,各种建议、各种验方都有人提了出来:用锅脐灰拌油涂抹,用公鸡涎水搽,用空心菜根和红糖捣烂敷,等等。公鸡和空心菜到何处去找,只有锅脐灰现成,炊事班林冠英赶紧铲了灰加上食油拌匀,涂抹上去,但似乎效果不佳。正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有人说,蜈蚣咬伤,只等到天明公鸡啼叫时,就会好的,无奈之下,恐怕也唯此有效了。虽然很疼,但不致于危及生命,即使送去场部医院,也过了时辰,清洗、打封闭也不起作用了,我和指导员好言安慰了几句,吩咐女生多观察,照顾好,就退出了。
  新风宿营,两次惊魂,所幸并无大不幸,只是有惊无险,其后,再无故事发生。我想,此仓库孤悬新风队外,长久不用,人气全无,自然有野物出没。我们来到此处,多数为年青人,我和指导员虽年长,也在30岁以下,场中学生都不满20岁,正是血气方刚,活力绽放的时候,虽然劳动很辛苦,但收工回来,他们还是要拍拍蓝球,唱唱歌,时间一长,人气旺盛,虫豸自然要躲避一些。11月,我们又开赴牛寮,兴建电站,住在自己建的茅草屋里,前节已说过,住宿期间,又无多少故事,不再多说什么了。
6、场部招待所
  在南林期间,临时住处一般条件都较为简陋、艰苦,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场部招待所。对我们来说,场部招待所就是我们的家,到场部办事,或探家归来,时间就是晚了,心中也不着急,因为只要到了招待所,就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招待所位于场部的东北角,有两幢砖瓦房和一座食堂和饭厅,还有一排很简陋的冲凉房。高处的房子是座北朝南的,稍低处的房子是座西朝东的,这幢房子东面是食堂和饭厅,饭厅应该是敞开式的,只有柱子和屋顶,柱子中间砌有约50㎝高的矮墙,平时也可以坐坐。东向的房子和食堂之间有一块长方形的平地,约有一亩地大小,食堂再东边,是一条水沟,长年流水哗哗。在水沟边,建有一排冲凉房。招待所的南、西边就是橡胶林段,其中夹杂着场部和红心队(四连)职工的小厨房。东边和北边,靠近山峰,一片苍莽。
  招待所的两排房子,都是带有走廊的建筑,每排有十几间房子,现在已经记不清具体间数了。上面那排房子,一般都是长期住户,团部宣传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武装连也有一两个班在场部执行任务时住过一段时间。下面的那排房子,一般接待临时住宿人员。这排房子,每间大约有20㎡,摆了五六张双层架子床,铺着草席,挂着蚊帐,还有被单和枕头,冬天则是棉被。因为招待所人员有限,那里也没有大型洗衣设备,所有铺的盖的,只能轮流清洗,尽管这样,也还算干净。好在我们只是临时歇歇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抬腿就走,也就没有多少穷讲究。记忆中住的最长的时间是3天,那年准备参加考试,还在食堂餐厅的矮墙上坐着复习看书。在前线小学代课时,还和黄国铭一起,带着孩子们参加过农场小学蓝球赛,也在这里住过两天。
  招待所食堂供应三餐。早餐是稀饭,干饭,是否有馒头供应,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午餐和餐饭都是份饭,一份半斤米饭,一份菜,大约是1角多钱吧,有肉的时候大概会贵一点,但我从未在此吃到过肉。
7、同居一室,上下平等
  74年10月,我被抽调到海南农垦总局社教工作团,派赴红光农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南林农场共抽调了5个同志,副书记周福民带队,另3人分别是第一作业区教导员老钟(名字记不清了),场部干事陈德珍,某队副指导员黄英华,陈德珍和黄英华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10月5日(也许是3日,记不清了),南林农场派车送我们去红光农场。从南林农场到红光农场,要先从东线国防公路到海口,再从海口沿西线国防公路到红光农场,全程近400km。那时,场部只有一辆帆布吉普车,好像是北京吉普,我们5个人加上行李,肯定坐不下,临时调用了医院的救护车,可以坐10多人,相当于现在的小型中巴车。那天,一批回广州读书的知青也在场部集中,农场准备派卡车把他们送到海口,其中,尚坚到省政法干校,刘宝琦到省轻工业学校,江不平到株州铁路学校,等等。杜广生要送他们到海口,于是,先上救护车,把我送到海口,再和他们会合,送他们回广州。车过海口,我和杜广生依依惜别。下午3点多钟,到达红光农场。工作团全体人员在场部集中学习培训3天。由于这次社教活动规模大,集中在红光农场的人也较多,红光农场一时也无法安排这么多人住下,一部分人只好在礼堂打地铺,不同的是,红光农场为大家备好了床板。学习结束后,各场抽调的人员,分到各生产队,原则上是一个农场负责一个生产队。当时,红光农场设立了工作团分团部,作业区设工作队,各生产队派工作组。南林来的5人中,老钟被留在红光农场分团部,其余4人由周福民带队,被分到东海队做工作组。
  这次农垦总局大规模从各农场抽调人员,由场领导带队组成工作团到红光农场开展运动,红光农场上下都十分重视,精心做了准备。我们到了东海队后,3个男同志被安排在原队部住下,黄英华则被安排与其他女同志住在一起。队部位于一幢带有走廊的砖瓦房的第一间,约有16㎡,放下3张床和2张办公桌后,空间就很小了。带队的周福民同志,当年大概接近40岁,身材不高,胖胖的,常年笑模样,一笑,还有两个小小的酒窝,象极了一尊弥勒佛。文革前,他26岁就当了公社副书记,海南的公社规模很大,万宁县大概只有十几个公社,由县直管,并无区一级政权。后来到南林任副场长,也是处级干部了。文革时受到冲击,到六甲工厂劳动,当过厂长还是指导员。在东海队,我们和所有人一样,都喊他老周,他都笑呵呵的答应。作为工作组,我们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和所有人一样,在食堂排队打饭,自己整理内务,平时也和大家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稍有不同的是,每周有1—2天要参加会议和学习,撰写材料。作为组长,老周还要参加工作组长的会议,平时看文件学习、组织运动的时间更多一些。休息时,我们也会走上1—2个小时,到附近集镇去转转。老周是个很细心的人,对我们都很关心。一次,工作队组织学习,研究工作,是在离东海队50来分钟路程的一个生产队(记不清队名了)的会议室里,那是一间茅草屋,留有窗洞,没有任何遮挡。当天寒流下来了,天气较冷,那时不象现在,随时随处都能知道天气变化情况,我和前一天一样,只穿了一件衬衣,坐在那里学习,冻得发抖。我努力保持常态,但老周还是发现了,他让人找来报纸,把窗洞挡上,虽然天气还是冷,但毕竟风不直接吹进来,感觉好了一些。在东海队工作组里,老周,老陈(尽管年龄不大,也才三十出头,但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和黄英华都是党员,只有我是团员。他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都对我很关心,时常给以帮助,我很感动。“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一可贵的品格,也使我深受教育,终生受益。在东海期间,我们3人同处一室,共同生活了有9个多月,尽管年龄和生活习惯不一样,但都能互相体谅、关照,从未有过争执和不愉快,如同一家人一样,我也无拘无束。东海队的领导对带队的老周,从未考虑过予以特别照顾,褚如安排个单间让他能更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伙食上另作安排,等等;老周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要求,和一般同志没有任何不同。那时,虽然大的政治气候不对,但一般的领导干部自律还是很严的,干群关系、上下关系还是很正常的。
8、农垦总局培训班
  75年10月,海南农垦总局为组建各农场领导班子,将各农场领导班子成员及候选人集中到海口市学习培训,时间半个月左右。对总局培训计划我不是十分清楚,但我们这批有近200来人参加学习。培训班纪律很严,抓得也很紧,所有参加培训的同志都同吃同住同学习,无一例外,无一特殊。虽然农垦总局非常重视这次学习培训,也千方百计改善学员的生活,但当时就是那么个条件,还是比较简单的。住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是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地方,好像离海边不远,因为我每天早晨起来跑步锻炼,周边几乎不见什么人,也无商场,连小卖部也没有。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很大,住了有几十个人,是上下铺的双人床。按说现任农场领导,应该是处级干部或同等待遇,但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当,没有人发牢骚,讲怪话。大家同居一室,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礼让三分,倒也其乐融融。吃饭也在一个大食堂里,摆开20多张四方桌,每桌4张条凳。开饭时,6盘菜放在桌上,相隔几张桌子,放置一木桶饭,各人从箩里自取碗筷,在饭桶里盛饭,围坐在各自的饭桌边吃饭,是否会有人在餐间喝上一杯,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近旁的桌子上,未见有人饮酒。我那时年青,吃得多,等我离开饭桌时,饭厅里的人也不多了,也未见有人在桌边浅斟慢酌。学习时,有大会报告,有小组讨论,有分散读书,形式虽多样,但纪律严,抓得紧,可以说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很少见人请假溜号。分组讨论基本以各农场为单位,书记、场长和大家一样,围坐在一起,各人畅所欲言,气氛很是民主。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相信每个知青对自己在农村的住宿都有不同的感受和记忆。今天,时代已经前进到21世纪了,物质极大的丰富了,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了,我们再也不用住茅屋,打地铺了。我对那段时光的怀念,是因为我们曾经的勤俭节约的精神,曾经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对我们保持共产党的本色非常重要,对我们保持人的本真非常重要,对我们党继续保持与群众的联系,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但我们在前行的过程中,应该保持和发扬一种最可贵的精神,一种最可贵的品格。


   文章评论  (共 4 条评论)

    评论者: 容尚谦 评论时间:2013/2/12 15:09:10

    谢谢大家的关注,也使我知道了一些有印象但记不住姓名的人的名字,如张三才的老师傅、陈西作副主任、刘四维干事,我一直以为陈是政治处主任,现在才知道他是副主任。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


    评论者: 一点纠正 评论时间:2012/11/17 14:21:40

红心队是六甲,招待所附近林段印象中应是公田队的。


    评论者: glf 评论时间:2012/11/16 23:43:47

老大,基建队师傅叫做张三财。



    评论者: 拜读大作 评论时间:2012/11/16 22:34:20

拜读大作。
老大去过中央党校,不知中央党校的“吃”、“住”如何?
新风队的那个仓库原是放炸药的。
又胡参谋,刘春芳干事,刘四维干事,黄干事的是湖南籍,陈西作副主任是河南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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