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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理清“改开”的理论依据了

文章来源:人民网强坛  作者:数学  提供者:山人  日期:2012/11/5

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其实是逻辑上的悖论以后最好不要提

我以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容抹煞,但是改革的理论却是一塌糊涂的。有不少流行的伪科学的概念,被媒体传播到了全中国,形成了一个人人都同意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本身在形式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下面谈谈我对于权与法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我以为权与法的关系的讨论,是牵涉到了一个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就是基本上很麻烦的。例如,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权与法的关系和鸡与蛋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是无法回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那我要问你鸡大于蛋还是蛋大于鸡?

而现在的普遍的共识,就是“当然是应当法大于权,权大于法是错误的”,这个荒谬说法流传全国。现在的文人理论性其实都是很差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经历过理工科的训练,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数学的训练。因此他们玩弄概念总是有毛病,但是他们依靠着自己的头衔和位置将谬论传播到全国。

但是如果说,我要认为权大于法,那也不是我的观点。正如当一些人反复鼓吹先有蛋才有鸡,或者鼓吹蛋大于鸡的时候,我并不反驳说先有鸡再有蛋,或者鼓吹鸡大于蛋。想来想去,只有辩证法正确,虽然辩证法象是诡辩论,但是很可惜,在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使用辩证法。因此一种还算说得过去的说法就是法与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即对立,又统一,各自向着对方转化,这是毛泽东的《矛盾论》的观点。

就拿宪法来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些选举出来的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人组成的,因此这些人的集合,构成了最大的权力。这是宪法规定的。

那么,既然是宪法规定的,岂不是宪法最大?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大到可以修改宪法,比如说哪天所有代表们认为他们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是最高权力机构,因此把宪法的这一条给改了,那么一群人改宪法,还是这群人最大,但是这群人之所以能够有权力改宪法,却是宪法规定的。瞧,这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吗?

当然,我的意思当然是不同意一个公安局长可以违反法律去乱抓人乱杀人,因为公安局长是没有立法权的。但是,难道在未来就不能够立一个法规定公安局长可以乱杀人吗?当然也可以这么规定。理论上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是最高权力机构,注意,是最高,那么当然可以任意地规定。当然,我们相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会发神经,去规定公安局长可以乱杀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它发神经,它有潜在的发神经的权力。就是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潜在地,它有犯错误的权力。当然我们不希望它犯错误。

法律是人制定的,而人制定了法律之后就遵守法律,但是法律又给一些人授予了很大的权力,导致这些人在行动的时候就有犯更大的错误的可能。犯错误也不一定违法,完全可以是依法犯了错误,而且犯了大错误。否则的话,一个领导人只管按法律办事就一定不犯错误,那意思就是他一点权力都没有,甚至连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权都没有,有这种领导吗?因此,就算两个领导都依法办事,也存在着较好的领导和办事能力很差的领导,也存在着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不是一句话依法办事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还有一句乌托邦式的口号就是“建设法治社会”,那么,你说的这个法治社会,全世界全地球,有没有地方是这样的?你说美国社会是法治社会?那么我们就来谈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中法律起着重要作用,那是对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美国,打官司这件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而打官司是需要有律师的,而律师又分成色和等级,水平,也就是说,律师是一种产品,就象一部好电脑和一部差电脑一样,都是产品。律师这种产品是打官司的人所聘用所购买的,如果打官司的人希望赢的概率大一些,他又有钱,他就可以聘好律师。如果打官司的人没有钱,很穷,穷到请不起律师,甚至只好让法院给他指定一个律师,那么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就处于不利的位置,败诉的机会很大。

这就叫法治社会?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社会?那就是有钱的人胜诉的机会高,没钱的人败诉的机会高?无数共产党员流血牺牲用生命换来这么一个谁有钱谁有更多的机会赢官司的社会?那他们何必流血牺牲?

当然,会有人清一清嗓子,说美国社会这样其实也不是法治社会。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法治社会根本就是乌托邦,是存在于某些人的念头中,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追求的所谓法治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社会,那么也就和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是追求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社会,这不是不可以,但是理论呢?你总得写上至少一百万字的书吧?不是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就定下了真理的吧?你有写书的能力吗?

权法信仰人民谁最大,还是客观规律最大?
其实,在考虑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上,本来还是可以加入其它的概念的,例如,是信仰大,还是法大?还是权大?我这里把信仰,法律,权力三者在一起考虑。我以为对于具有坚定信仰的人,信仰是最大的,是不可违反的。其实法律往往都是信仰的产物。

但是,说信仰最大,就完事了吗?具有一定信仰的大多数人,完全可以立法规定绞死相信日心说的人。当布鲁诺被绞死的时候,大多数人就是认为布鲁诺是坏蛋。

因此我觉得法,权,信仰,这三者还不够,就算加上“人民”,四个概念,法,权,信仰,人民,谁最大,有人说人民最大,但是人民也可能愚昧。

因此我再加上一个概念,就是“客观规律”,或者“客观原理”,我以为客观原理最大,例如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原理就算一时间被大多数人民否定,违背了某种信仰,但是它是真的。

所以我认为,法,权,信仰,人民,原理,原理最大。或者客观规律最大。因为任何人都无法违背客观规律。就算全体人民一致同意,也不能够命令大自然改变客观规律。因此所有的人必须服从客观规律。

但是这里麻烦又来了,客观规律是什么?却又是模糊的,因为人类已经知道一些客观规律,但是还不知道一些客观规律,正如我们不知道怎么治一些病一样,社会上的病,我们有很多也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治,许多人误以为他知道,其实他不知道。要知道医学的客观规律我们已经知道得有限,社会学的客观规律我们知道得就更少。

因此,我们只能够小心翼翼地在实践的道路上对客观规律进行不断地探索。

否定文革的权威理论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吗?
还是来说这说不尽的文革。我以为,对文革进行否定这是对的,而且否定文革的最权威的反映客观规律的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在1984年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不要以为凡是对文革否定的任何理论都是正确的,有一些就不正确。例如一种流行的谬见就是以为文革中法治受到践踏,因此文革最大的黑暗就是它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说这是谬见?因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正确地指出了文革错误的原因,是毛泽东的一个违反客观规定的错误认识,就是他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的一大批干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有的错误和灾难都是从这个错误认识中来的。因此如果这个错误认识不改变,那么完全也可以制定出文革法来继续这个错误的。甚至文革的拥护者还可以认为所有的灾难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制造的,说明了文革不搞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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