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11（48-53页）

11．值班连的鸡

农场私人是不准养鸡的。为了改善生活，连长为连队买回来5只公鸡，15只母鸡。为了防止发生“鸡瘟”，连里规定：任何人不准从外面买鸡回来杀，也不准带熟鸡回连队来吃。

没有鸡舍，就野放，让鸡自己上山找食。吃饭时鸡就回来了，围着人转，吃人掉下来的饭粒。炊事员也会撒1把谷子喂鸡。

晚上鸡都回来，它们大多数蹲在屋檐下，有的蹲在柴堆上，有的飞到草房顶上，有的飞到树上过夜。它们自然繁殖，自己在山上草地上做窝、下蛋、孵蛋，不知何时就会有一只母鸡带出一窝小鸡。由于猪也是在野外放养的，有许多在山上草地上做窝下的蛋还没有孵出小鸡就被猪吃掉了。

有的母鸡飞到草房顶上，扒开茅草做窝下蛋。结果鸡蛋穿过茅草层掉下来，被下面的蚊帐接住。白天营房内没有人时，有的母鸡会在人们的棉被或枕头边下蛋。

半年后，鸡越来越多，后来就分成3群，最大的一群就在营房周围活动。有一群在养猪场活动。饲养员喂猪时，鸡群就出来吃猪食，吃完就在山上活动。后来都变成野鸡了，抓不回来了。水稻收割时，一群鸡飞过操场前的小溪，越过一个小山包来到水稻田吃水稻。从此再也不回来了。大开荒最艰苦的时候，连队会杀两只鸡，切成很小的肉丁，煮两大捅“鸡粥”挑上山慰劳全连这约100条大汉。每人一大饭盆。“鸡粥”中虽然见不到几粒鸡肉丁，但对于他们这些几个月没有闻到肉味的人们来说，别说有多鲜美了。

有一天上午，上级领导来连队视察。连长派炮班抓鸡招待领导。班长文基勇想：我们养的鸡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吃呢，凭什么招待领导？于是带领全班故意把鸡赶的满天飞，都飞进山里去了。回来报告说：“抓不到”。连长心里明白，也就算了。

10个月后，值班连大队撤出红峰新点。留下不足一个班留守，看守运不走的武器弹药，管理未收割的水稻，和猪、鸡。周毅也留了下来。

人一少，人气就少，半夜野狸就来叼鸡。劳累一天的人们睡得正香，突然房顶上的鸡群乱飞惊叫，被咬住的鸡发出凄厉的叫声被野狸拖向深山消失在黑暗中。在没有电的漆黑的深夜，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野狸天天来叼鸡，闹得他们天天不得安宁。一个岗哨根本看守不住。

周毅把大家布置好，买了新电池，每人睡觉时把压上子弹的步枪放在床上和衣睡觉。

半夜野狸又来了。被咬的鸡发出凄厉的惨叫，他们马上亮电筒，抄枪追出去。被咬的鸡的惨叫声进了水田。他们马上围住了水田。用电筒照着。周毅带两个人下水田搜索，刚见到死鸡，那野狸见躲不住了，就丢下鸡冲向田埂。农场子弟小李正守在那里。野狸突然出现在他的脚下，见到有人，就叱牙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上下牙敲击得“哒哒”响，发出威胁的声音。小李吓得大叫一声跳起来，枪也掉了。就一瞬间，野狸从小李的两腿胯之间冲出了包围。那野狸不过猫那么大。这次虽然没有打到野狸。但它再也不敢来叼鸡了。

不久，他们要迁移了，要把所有的鸡都抓走。野放的鸡白天是很难抓的，只能利用晚上鸡睡觉时抓鸡。鸡是夜盲的，天一黑它就看不见东西了，很好抓。结果抓到的有200多只。分群在猪圈和水田的两群鸡一只都抓不到，都变成野鸡了。值班连离开红峰新点几年之后，那个点的工人还常在山上和水田见到不会高飞的野鸡。鸡群随迁到加道田的临时驻点不久，加道田队发生鸡瘟，值班连的鸡群也染病了。连队在鸡没有病死前，分批全部宰杀加菜了。从此后值班连再也没有养鸡了。

12．值班连的猪。

兵团按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所有连队养猪，要做到“一亩一猪，一人一猪”。就是全连有多少人头就要养多少猪；队里有多少亩耕地，就养多少头猪，用猪粪肥田，要做到天天有肉吃。于是值班连队里养了60多头猪（还不够数）。按编制，养猪的只有1个人，没有饲料只能喂野草。1人一天要割几百斤猪草，用菜刀切碎后加少量米糠煮猪食。1人切不过来，队里常派人去切猪草。切猪草不用上山晒烈日挖橡胶梯田，也算是“轻工”了，但对刚到农场的广州知青来说，用一把菜刀剁几百斤猪草也是相当辛苦和劳累的。

有一天，周毅在场部猪场看到一台脚踏自动进料切猪草机。它是利用一个大的铸铁惯性飞轮带动一个蜗杆，蜗杆带动上下一对转动方向相反的蜗轮转动，蜗轮又带动一对压轮压紧猪草并自动送料。飞轮上装3把刀，飞轮旋转时3把刀就自动旋转切猪草，效率高几倍，又省力。原理跟烟厂的自动切烟机是一样的（周毅读高中时曾下“广州中一烟厂”劳动过）。

他向连长建议：“我们自己做一台。”连长怀疑地看着他问：“自己能做吗？”他肯定地说：“能做！”“那就试试吧。”连长同意了。

农场只有机运队有机械加工设备和钢板。他们提供材料和工具，有时也帮忙干，但主要是周毅自己一个人按照中学学过的几何作图法设计，自己干。他没有干过，就摸索着学会了氧气割钢板、烧电焊。他用厚钢板割下一个大圆做飞轮；用4mm后的钢板割2个开口圆圈拉开对接，焊在圆轴上作成蜗杆；割厚钢板做成齿轮；在钢管上焊上钢筋条做成压轮。由于没有人系统地教，自己也不懂，不知道电焊弧光的紫外线对人的眼睛和皮肤有严重的杀伤力。他在没有任何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光着膀子，睁着眼睛烧电焊。没有墨镜，没有面罩，没有防护手套，甚至没有穿上衣。到了下午，眼睛又红又肿已看不清东西了，只有模糊的影子，脸上和上身火辣辣地烧疼。他靠着朦胧的视力摸索着走到医院，大叫一声：“有没有医生，我眼睛看不见了。”他住院了。几天后视力恢复了，但眼底黄斑有烧伤。脸上、胳臂、上身正面整个脱了一层皮。

后来脚踏自动进料切猪草机做好了。连队再也不派人去切猪草了。但是，切猪草机剥夺了一些体弱的人干轻工的机会，这是周毅没有想到的。

全连养猪几十条，没有饲料，只好割草喂猪，猪饿得受不了，自己逃出猪圈找食。值班连的猪养成“全能运动员”：瘦瘦高高，身子薄得象把刀片；身轻如燕，1.5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2米多宽的围壕沟一跃就过；为了吃树叶会爬上倾斜的树上；为了与鱼争吃大便，会潜水。猪看到有人向架在鱼塘上的厕所走过去时，便成群地跑来围在塘边厕所下。当上面的大便落入鱼塘水中的一刹那，一群猪便会跳进鱼塘潜入水底抢食大便。所以知情们说：值班连养的猪是运动健将。跑起来狗追不上，能跳高、跳远、上树、游泳、潜水。以至于后来发大水时其他队的猪都淹死了，水退后发涨的死猪还架在高高树杈上，而值班连的猪一头都没死。

值班连的猪都养不大，一般都不到100斤。有的猪养了两叁年多还是50-60斤重。瘦得可怜，满脸满身都是象老人脸上的皱纹，都养成“老头猪”了。值班连杀的多数是这种几十斤的老头猪。杀一头猪全连吃不了2餐。猪瘦煮菜都没有油。

值班连的猪既然关不住，干脆野放了，让猪自己在山上找东西吃。在连队平时是见不到猪的，只有饲养员喂猪时一喊，猪才从山上回来。杀猪都成了问题。放野的猪抓不到，饲养员喂食时叫猪，但猪见到有其他生人，都不走近吃。派一个班去抓猪，抓一个星期都抓不到。于是连长想个好办法：用步枪打。后来用步枪打猪成了值班连杀猪的唯一办法。

他们一年只能吃到3-4次猪肉，开枪打猪，会损失猪血，十分可惜。

要想开枪打倒猪，猪又不能流太多血，还不能马上死。周毅仔细地研究了猪的生理解剖结构，选择了最佳命中位置在猪脑下方、腮帮的位置。连队有一个汕头青年，家里是干杀猪的，他能一个人不用帮手，用15分钟时间宰杀完成一头大猪，包括烫刮毛和开膛干净。他甚至可以用削尖的竹筒代替尖刀，从猪喉咙下插进猪心，猪血就从着竹筒内流出来。

连长叫4个战士组成杀猪组，1个人扛条木凳，那个汕头青年当刀手，1个人准备一个放了盐水的盛血盆。一个枪手拿连队装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在猪喂食点附近约50米远距离隐蔽好。饲养员叫猪下山。当目标猪出现后，它十分警惕地左右看。当猪出现在一个最佳位置时，枪手瞄准猪头的猪脑下方、腮帮的位置开一枪。子弹的破坏力震坏了猪脑，猪前脚倒下，后脚乱登，但不会马上死，出血也不多，准备好的战士们马上冲上去，2个战士用最快的速度抬起猪，架在准备好的木凳上，并按住。刀手用最快的速度在猪死前在猪喉部向猪心插一刀，这样完整的一盆猪血就得到了。全连有一餐十分不错的猪红汤喝了。

值班连撤离红峰新点后，暂住在加道田队的临时住点的草房，把中、小猪也搬迁过去了。加道田队是老生产队，家底较厚。他们有较多的米糠和自种的粮食喂猪。

值班连的猪关不住，就还是野放。不多的几头70斤重的猪都不回来吃值班连的没有米糠只有野草的猪食了。它们整天跑到加道田队的猪栏里抢食。加道田队的大猪都抢不过值班连的猪。它们还把加道田队的猪赶出猪圈，赶得到处跑。时间久了加道田队就不高兴了。加上连队好久没吃肉了。连长决定杀掉那头闯祸的猪改善伙食。

不久，饲养员来报告：“找到我们的猪了，在加道田队的河边附近。”连长问：“没有看错吧？别打到加道田队的猪了。”“保证错不了。我自己养的猪还会看错？”饲养员肯定地回答。于是连长派了一个杀猪小组提着半自动步枪去了。

不久饲养员惊慌地跑回来报告：“打错了，打到加道田队的猪了。”周毅跟着跑到河边一看，那头花猪的个头、花纹都跟值班的猪差不多，就是胖一点。值班连没有饲料，不可能有那么胖的猪。他叫大家不要动猪，就主动找加道田队的队长、指导员赔礼道歉。并以那头抓不着的猪赔偿他们。加道田队也高姿态。叫他们把错打的肥猪抬回值班连了。此事也就平息了。

这一年值班连住在团部东乐队后面的大瓦房。那年春节值班连只有一头约150斤的猪可杀。但野放的猪抓不到，那条猪又年轻力壮，派了一个班一星期都抓不到，眼看快到大年三十了，还是抓不到。

因为距离团部近，本来不想开枪打的，但没办法了，只好用老办法，但管理弹药的文书说56式半自动步枪只有“战备弹”，没有训练弹了，只有53式机枪有训练弹。“战备弹”是用于作战的枪弹，没有团部批准是一发都不能动的。为了保险，周毅叫文书拿5发机枪弹，压进一个53式机枪转盘，然后带上一个杀猪组出发。下午在喂猪时，猪出现在一个远离生产队的山坡上，距离约80米，他把机枪架好，瞄准，一个单发，击中猪腮帮。当晚年三十，全连有了一餐盼望已久的猪肉大餐和肉味浓浓的猪红汤，皆大欢喜。

年初一到初三值班连轮休放假。放假期间有人将值班连用机枪打猪的事在外说了出去，并且传歪了。传到参谋长那里变成：“值班连杀猪抓不到猪，竟用机枪扫射。”

年初三，连部接到参谋长电话，叫周毅马上到团部去。他被参谋长狠狠训了一顿：“抓不到猪就别吃！”“不象话，用机枪扫射打猪？丢人！”“为什么不用步枪？”周毅一再说明步枪没有训练弹了，机枪确实只打了一发子弹，不是扫射，参谋长才算消气。

13． 开水田

值班连要将驻地附近的所有的自然湿地开辟成水田种水稻。

那自然湿地其实是山脚下的沼泽地，有的有2-3米深，沼泽上面一层是几十公分厚的腐烂的草，人站在上面都沉不下去。但用竹竿往下一插，2.5米都不插到底。人陷下去可到胸口深，如没有人救就会没顶，就向当年红军过的草地一样，只是面积小得多。

他们先用砍刀清除沼泽周围的树和灌木，再在周围挖一条1-2米深的排水沟排掉沼泽里多余的水。当水位降得差不多时，赶一群水牛进去“踩水田”。把沼泽里的烂草踩断，烂泥踩均匀，然后用牛拖耙犁耙出多余的不烂的水草，把地耙平耙匀就成水田了。

那沼泽水又脏有臭，水面一层铁锈色。水里有许多20公分长手指粗的水蚂蝗。更可怕的是水里有大量的勾端螺旋体病菌。勾端螺旋体病菌是生活在水田、沼泽污水中的细菌，它通过皮肤钻进人体，破坏人的肝、肺、肾、脑等重要器官。它有.流感伤寒型、.肺出血型、.黄疸出血型、.肾功能衰竭型、脑膜脑炎型。不论那一种，严重的都会造成死亡。

值班连一个班被派下去赶牛“踩水田”，两天后一半人发烧40度住院，用什么退烧药都退不下来。经确诊是勾端螺旋体病。其中有张大奎、朱力等人。第二天连队向水里撒了大量的生石灰。

第一批人病到几天后，连里又派第二批人下去。两天后，第二批人又倒下住院了，没有人敢再下去了。连长对周毅说：“有人生病怕什么，我就不怕有病，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明天你带一个班下去“踩水田”。”

周毅硬着头皮带着一个班赶牛“踩水田”去了。下水田后要跟水牛一起在泥水中奔跑，稍有停留，成群的水蚂蝗就会游过来。它们吸饱血后有香蕉那么粗大。被咬的人会大量失血。那是吃多少东西都补不回的。蚂蝗一沾上就扯不掉，等扯掉了就流血止不住。第二天早上，周毅腿上与污水接触过的地方，每一个毛孔都有一个大头针头大的小脓泡。他带的那个班还是坚持下水田。就这样，接着几天，天天下去“踩水田”。真是幸运，他和他带的那个班居然没有一个人病倒，腿上毛孔的大头针头大的小脓泡也没有感染。水田终于开成了。

知青们在海南农场，有几种病许多人都会沾上：勾端螺旋体病、疟疾、肝炎、肺结核、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等

14.值班连趣事

衣着

当年知青在农场的照片，穿的都比较好，没有看到穿破衣服的。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那时候照相是稀罕的事，人们为了上镜头，谁也不愿意穿平时开工的破衣服，都是专门穿上几乎是最好的衣服才照相的。

真实的情况是那时候谁都缺衣服。当时国内还没有尼龙、晴仑等化纤耐用产品，衣服都是棉布的，买衣服是要布票的。“的确凉”衬衣不要布票，那是约1971年才出现的，并且一件衬衣要11.5元，是布衬衣的3倍价。一人一年才1丈2尺布票。一丈是什么概念？一件（不是一套）中山装上衣，自己买布做就要7尺布。做一条底裤要约2尺布。1件薄薄的针织汗背心要1尺2寸布票。当时一家人的布票每人每年不可能买一套新衣服。在广州市，一家人几个孩子，都是小的检大孩子的旧衣服穿。

知青们（包括所有农场工人）都缺衣服。周毅曾见过漂亮的女知青晒出来的内衣是用装面粉的布袋做的。

刚开始时，值班连的男知青平时工作劳动是不穿衣服的，只穿一条短“球裤”，戴一顶挡太阳的竹斗笠就开工了。只有进山工作或天冷了才会穿长衣服。因为山上植物多刺，还有山蚂蝗、各种毒蚊毒虫，不小心碰到身上就不得了。再就是星期天休息回自己的老连队或去其他连队串门，会穿上不破的长裤、一件汗背心或一件工作服。如果穿上白衬衣，那就是很庄重体面的装束了。那一定是去团部开会、探亲、会女朋友或照相。连队执行任务或全副武装拉出去开会、看电影。也必须穿长袖衣服。

不穿衣服开工，1是因为天热。2是不知道太阳的紫外线会晒伤人。3最主要的是缺少衣服。不穿衣服就会节约省下衣服，省下钱。

知青们都是光膀子开工，连草帽都不戴。大多数值班连的知青都只穿一条短“球裤”。那是当年运动员穿的，是兰色斜纹布的短裤。对知青来说，既可当内裤，又可当外裤，真是省钱又省布。周毅也有一条。那是他第一次探家时用家里的布票买布，借别人的球裤为样板自己做的。而就这样的短裤，甚至连内裤他们都很缺。每月22元的工资，一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

“阿唠”出工则穿着天下最短最省布的“几何三角”裤，那是游泳运动员穿的三角裤。所谓天下最短最省布是因为它的裤腿（其实是裤腰）只有不到两寸长，只能勉强包住下裆。如果女式“比基尼”泳装是所谓的“三点式”，那么“阿唠”的“几何三角”就是“一点式”与全裸没有多大区别。

海南的太阳毒烈，晒得他们全身黑红、出水疱、脱皮。周毅如果去师部、团部开几天会，身上皮肤就会白一些。再回到连队重新晒太阳，皮肤又会火辣辣地疼，又会出水疱、脱皮之后就稳定了，不怕晒了。

下乡一年多以后，知青们才发现烈日对皮肤的伤害。才开始在烈日下穿长袖衣服干工。

农场每两年发1套粗棉布的工作服。每天的强劳动，穿的衣服清早露水打湿，干工汗水湿透，太阳出来后猛烈的太阳光一晒衣服就干。衣服上会出现“白盐画的地图”。晚上回队，山区雾大、潮气大，衣服有盐，自然吸潮又湿了。累得不行，也不想洗衣服，反正天不亮就要出工了，第二天再接着穿。人懒得时候可以穿一个星期才洗，此时衣服已经臭了，还发霉点。大多数知青都有皮肤病：汗班、体癣、股癣等。衣服臭了就丢在小溪里泡一泡在水里踩几脚就算洗完了。

衣服从水里捞起来往小树上一搭就算晒了。工作服大家都一样，等要收衣服时发现没有了，不知道谁穿走了。等找到谁穿的，已经穿臭了，互相笑笑也就算了。

 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洗衣粉。肥皂是质量很差的洗衣肥皂，还很难买到，很“金贵”的，只能用于洗澡。周毅在海南7年，没有用过1块香肥皂。他曾因为没有肥皂，用过草木灰洗被单。

在值班连的几年里，他们个人完全没有私有财物。除了铺盖，周毅只有一个白布包袱皮包几件衣服就算枕头了。发工资的几个钱也包在里面。值班连的集体生活6年之中居然从来没有发生过丢钱或失窃现象。

好一点的衣服如果勾破口不大，周毅可以用织网针法补。用这种针法补不用贴布，看不到补丁。用针线编一个小网，把裂口网住，很好看。

棉布的工作服长期沤着很快就沤坏了。山上的刺一勾就破。破了就要补。没有布补，就拆衣服的口袋布或从破的不能补的破衣服上剪布。当然是自己用手工针线补，因为没有缝纫机、没有补衣店。由于衣服沤霉了。补过之后很快就从补丁处又撕开了。没法补了。朱力发明了用医用白胶布来粘补。工作服是深蓝色的，医用胶布是白色的，只要不露屁股就行了。周毅当卫生员时常常多领几筒胶布。这种胶布有1尺宽，3米多长。现在这种胶布在药店都见不到卖的了。

裤子最先破的是裤脚、膝盖、和屁股。裤脚是天天湿露水最先沤烂的。衣服常破的是肩膀、袖口、手肘和掉纽扣。当整套工作服都霉变时，穿在身上稍一用力就破。

开工时值班连的弟兄们各个穿得象乞丐。裤脚边烂得象舞剧“白毛女”穿的“狗牙边”裤脚。或一边裤脚长，一边裤脚短；衣服则常常只有一边半截袖子，是因为太烂了就干脆撕掉了。肩膀或屁股上贴着白胶布，坦胸露腹，因为没有一颗纽扣。光脚套着烂得没有后跟的破胶鞋。系裤子的不是皮带，而是麻绳或其他什么绳子。爆破组甚至是用导火索绑裤子。那皮带只有在星期天外出或探家才会用的。

农场的割胶工穿得最脏最烂。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千创百孔上面粘满了“胶屎”。那是橡胶水滴在衣服上结成的洗不掉的黑色的硬胶块。因为天天挑胶水，工作服肩膀上缝着厚厚的补丁。裤脚是“狗牙边”的。这就是当时割胶知青真实的工作形象。但是团政治处不允许知青们拍摄的这些真实的照片。

有关海南农垦和兵团的记录片的劳动场面里，成群割胶的女知青们大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穿着雪白的衬衣割胶，全是假的。都是经过导演的。因为割胶是凌晨3点至6点钟，太阳一出来胶水就凝固了。

真实的情况是白天没有人割胶的。她们凌晨3点钟就挑着胶桶，穿上粘满“胶屎”破烂的工作服，在腰上绑上装着胶刀、磨刀石、电石灯的竹篓，点亮了头顶的电石灯，壮着胆向没有人烟的黑森森的橡胶林段走去。每一个割胶工人负责1-2座山的橡胶林段，纵横几百米。相邻的两个割胶工工作时一般来说是互相看不到的，有时连互相间的电石灯光都看不到。

太阳一出来橡胶树割胶伤口的胶水凝固了，胶水也不流了。割胶工们开始一碗一碗地收胶水。乳白色黏稠的胶水倒进铁桶的一刹那，不可避免地有胶水蹦出来，溅到衣服和裤子上。胶水一但粘到衣服上就会渗进布里，不到10分钟就会凝固成生胶，一旦干了就变成黑褐色的斑块。它不溶于水，永远无发祛除。天长日久，工作服上的斑块越粘越厚，面积越粘越大，洗不掉，衣服还沤着不容易干，工作服也越来越重。并且裤脚和衣袖很快霉烂了，变成长短不一的。因此割胶的工作服就变的又脏又破，以至于工人干其他非割胶的工作时都不会穿它。

没有人白天割胶。更没有人穿白衬衣割胶。胶水一但滴在雪白的衬衣上，就永远洗不掉，要用珍贵的布票才能买到的白衬衣就彻底毁了。

跟政治宣传造假和形象工程造假不同。知青们由于自卑和自尊，谁也不愿意去拍这些真实的画面。都是拍一些面带愉快笑容，身着整洁衣服的光辉正面的照片。因为拍摄的这些真实的照片，可能有损自己的形象、有损兵团的形象，甚至会被政治处查处，也会给广州年迈的母亲带去无限的忧伤。它是知青们一种“善意”的造假。

 要探家了，这可是一举件大事。在值班连穿得再破烂，回广州可是要穿得光鲜一些。为了不让广州的母亲伤心，互相借好衣服穿回广州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1971年，有人从广州探家穿回第一件淡蓝色的“的确凉”衬衣。知青的月转正工资是27元一般买不起这样的好衣服。这件“的确凉”衬衣几乎是谁探家谁穿，周毅探家时也借穿过。

有一次，解放军琼海守备团的部队拉练经过农场，其中一个团宣传干事是周毅的同学。周毅穿着一件自以为得体的旧军装去见他。他见到周毅发白的旧衣服上有几个网状的补丁时，就拿出一套崭新的军装给他。周毅一直舍不得穿。在当时的环境下，全连的弟兄都穿得破破烂烂。一套崭新的军装，周毅觉得它太新、太漂亮、太华丽、太耀眼了。很长一段时间，他1987年在深圳担任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前，都不太敢穿漂亮的新衣服。因为心里接受不了。

1968年周毅去海南时，包袱里最好的衣服就是父亲给他的一套半新的军装。1973年父亲解放出来，周毅去见父亲。父亲给他给礼物就是一套全新的“的确凉”军装、和一块手表。（当时全连知青没人有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