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10（43-48页）

放炮炸橡胶洞

海南热带雨林的表土有20多公分厚的由落叶形成的肥沃的腐质土，但下面则是坚硬的红土、石渣土，锄头很难挖下去。经过计算，如果真正按标准挖，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挖3-4个洞连梯田。于是领导决定用炸药炸橡胶洞。

爆破是最危险的工作，周毅积极报名坚决要求参加爆破组。

爆破组的知青们都没有经过专业的爆破知识的培训，也没有关于安全知识的学习，只是由担任排长、连长的老工人（都是退伍兵）手把手地教一遍，如何安装雷管、炸药，马上就独立地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

他们按2-3人一组，分开。每一组打两行梯田的炮眼。先用钢钎在已经定标的水平线上的每一个标点（橡胶洞位置），打一个深约60cm的炮眼。一连打10-20个炮眼。两炮之间的距离是3.3米。遇到、梯田面上有锄头挖不掉的大树头，就在树头下打炮眼。

两个组就打4行梯田的炮眼。然后开始装炸药。每个炮眼装半筒硝胺炸药（约100克）。切30公分长的导火索，安上雷管。用专用的小木棍在炸药上戳一个雷管孔，装上接上导火索的雷管，用土把炮眼填上压实，然后用指甲把导火索头掰开露出药芯。装好炮后，听命令，一人点一行炮。点火具是用干椰子衣卷成的手指粗的点火绳。这种点火绳点着后象香火一样，没有火苗，而且大风吹不灭。风越吹火越旺。

点火的口令一下，他们把火头往导火索药捻芯上一按，对火头吹口气，点火绳就会冒出火苗点燃导火索。点着一个炮后，马上飞快地跑向下一个炮眼。一边跑，一边点。非常紧张。手也抖，气也喘，心也跳。有时越着急越点不着。点炮的路上砍断的树茬有一尺高，遍布断树枝，又钩裤脚又绊脚。他们跑起来磕磕绊绊，连滚带爬。当点到第10个炮时，几乎在1-2秒内，每一行先点的第一炮就响了。立刻轰隆隆的炮声响成一片，山摇地动，飞沙走石。炸起的泥土飞上半空，巨大的树头被炸成几大块飞上几十米高的天空。几百斤的大石头炸裂成几块跳起来，滚下山底。那场面比电影上的战争画面还要壮观。

第一炮响时，他们仍然冒着炮火继续边跑边点炮，身后就是一连串爆炸。眼看着后面炮的炸点越来越逼近，他们最后不得不拼命地逃命。什么乱树茬，刺堆，乱石，一切都不顾了，拼命地逃。

有一次周毅的军用翻毛皮鞋的鞋帮都被手指粗的树茬扎穿了。他在逃命时钻进了茂密多刺的树丛，等炮声停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钻进去的。因为植物和刺密得根本就钻不出来。只好叫别人用勾刀砍开，他才出得来。那时他才体会到什么叫“慌不择路”。

周毅第一次参加爆破作业是1969年在红峰队。爆破作业的第二天，是炸一个不太大的馒头形状的小山头上的橡胶洞。梯田是水平围着半边山的，相当于山的等高线。山顶的水平梯田短，一行只有10个炮眼。越往下一行，水平梯田越长，炮眼越多。最山顶上的人是最安全的，可点的炮眼数是最少的。点最下一行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梯田最长，炮位最多，并且他上面每一行每一个炮炸响后炸飞起的石块都会落到最下一行人的头上。

这次同时8个人点8行炮。他被安排在顶上第二行。他看到最下一行是红峰队长的弟弟彭友声。他是刚来农场的湖南农村青年，人很憨厚，动作不够灵活，而且是第一次点炮。于是周毅叫他上来跟自己换位置。彭友声问：“为什么？”周毅说：“下面的位置炮数多，太危险，怕你跑不了。我的位置高，炮少，安全一些。”就把自己安全的位置换给他。

当周毅点到第10炮时，炮响了。上面的每一个炸点的石块都向下飞来。他在逃跑时被树茬绊倒。此时由于山顶的炮路短，已经炸到他前面去了。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山顶上两块70-80斤重的大石头连蹦带跳地从山顶上滚下来。一个打到他的大腿、一块打到他的屁股。周毅当时就动不了了。他咬着牙勉强站起来，眼睁睁地看着上几行的冒烟的炮眼越炸越近，山上的队长和人们急得大叫他快跑。但是他已经一步都挪不动了。此时上一行离他最近的炮眼只有6米远，导火索“吱吱”地冒着青烟，就算跑也来不及了。他看到旁边手能够得到的地方正好有两个装炸药的空箩筐，就急忙拿过来，一个挡在前面，一个扣在头上。几乎是同时，离他最近的几炮响了，箩筐有效地挡住了飞向他的沙石。幸好那几个炸点都没有大石头。否则他必死无疑。

炮声停止后，周毅模模糊糊见到人们从山上叫喊着向他跑来。他眼前一黑就昏倒了。人们架住他，把他头朝下躺在山坡上。他在地上躺了一好会儿才醒过来。好在大腿和屁股都是肉多的地方，骨头没有断。真是命大！

收工时，他咬着牙，撑着木棍自己走回来。第二天，他又一瘸一瘸地出工了，没有休息过。

事后周毅发现这种点炮方式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山顶是圆锥形状的。山顶第一行梯田短，一行只有10炮，从上往下，第二行有15炮，第三行有20炮……第八行有超过50炮。上下同时点炮，最下面一行的人无论怎么跑得快，都跑不出上面炸点的爆炸危险区。每个人的装炮方式不一样，别人不熟悉，排哑炮就很危险。

以后他在负责组织的爆破作业中规定：谁装的炮谁自己点；谁的哑炮谁自己排除；点炮不能同时超过4行。点炮时由最下面一行先点，上一行第二点……，最上一行最后点。点炮前先选好撤退逃跑的路线，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事故。

一个爆破组3个人，一般一天可以炸150个洞。周毅带的一个爆破平均每天炸200多炮，最多的一天炸到298炮。

扛立方柴

烧山之后，他们会利用每天收工的时间和星期天休息时间，把烧不完的树干扛下山来，砍成1米长的一段，按1米高一段，整齐地垒在汽车能到的土路边。这就是“立方柴”。

除此之外，每人每月必须交200斤干木柴到连队食堂煮饭和养猪用。食堂的炉灶是自己砌的，炉口大得一次能塞进1棵树烧。

对于比较大，比较直，木质比较好的树干，就劈成方木或4米长的桁条扛回队里泡在溪水中，作为建房的备用木料。对于木质不好、又扛不动的大树干，就任由其烂在山上。

下午6点收工，大家开始捡“立方柴”。

值班连的战士除了白天劳累开荒外，每人每月交4立方柴。有时候一星期要交2立方。就是每人利用收工后和星期天休息时间上山，把开荒砍下来的树木扛下山来。

一条直径10cm长4米的湿原木，约70-100斤重，走山路一人只能扛1条，约0.04立方。一立方要扛25趟。合约1200-1800斤。从山上扛到公路边近的要走100多米，远的要走500米。如果想“偷懒”，扛小一点的木头，那么要想堆够数量，就必须扛很多条，还会要多扛几次，不合算。他们就用山藤把检来的小木柴绑成捆，用衣服垫在肩膀上扛下山来。木头太大，一个人又扛不动就2个人一起扛，一手拿一根临时砍的拐棍撑住，平衡身体。山上完全没有路，都是一尺高的刚砍倒的树留下的树茬。木柴扛到汽车能到的土路边，找个地段量取1米的距离，用树干钉上界桩，把砍成一米长的一段的木柴整齐地垒起来，垒到一立方的体积。

每次上、下午收工就顺路扛一趟木柴，一星期6天才扛12趟。完不成的就要用星期天完成，这样星期天的休息就没有了。这立方柴是供团部食堂和橡胶厂烤胶片用的。交立方柴完全是义务劳动，不占用白天的工作时间。

收工后

当人们拖着疲劳的身躯回到连队时，天已经黑了。

回到连队第一件事是放下工具，喝水、打饭吃。太累太饿了，累的都不想站起来，此时哨声响了。指导员的“天天听”开始了。人们坐在小板凳或木块上，一边吃饭一边听。又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当天的好人好事，表扬最积极的同志。

指导员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同志今天挖了12个洞和梯田，收工时累得没有力气走下山。今天晚上他是最后一个下山的。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没有做到累得没有力气走下山，就不能算‘完全彻底’。看明天有哪个同志能超过他。”

果然第二天有人超过他了。以后每天都有新的纪录刷新：13、14、15、16、……。1971年6月1日全连平均每人挖洞15个，个人最高纪录挖28个。

文基勇、小安两个人下午偷偷溜到树林里睡觉。睡够了不敢出来，因为怕其他在工作的人看到。直到太阳下山了，山上一个人都没有了才最后每人扛了根木柴慢腾腾地下山。他们俩受到了连长的表扬。因为那天晚上他们俩是“最后一个下山的”，“收工时累得没有力气走下山，”他们做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用锄头手工按标准挖一个橡胶洞加梯田要挖1.13立方土。28个洞的梯田总长92.4米，要挖土方32立方约60吨土。这相当于火车一节标准货车车皮的载重量。这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不可能完成的。

比较科学地讲，按一天8个小时计算，如果不休息，一个人用锄头最多挖4.3立方土，也就是4个洞和梯田。如果不偷工减料，要想超过这个数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科技发达的现代，世界上最高的水稻亩产也不可能达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公布的“水稻亩产13万斤”“放卫星”的纪录。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老实人是吃亏的，说老实话，领导是不高兴的。因为连队每天挖洞的数量和开荒的亩数要上报团部的。

后来在橡胶苗定植时一切都暴露出来了。有的橡胶洞只有一锄头，20多公分深，而定植的橡胶树苗根长40公分。于是就有了“打桩种苗”的现象，即把橡胶树苗象打桩一样用锄头砸下去。山地太硬，就干脆悄悄地用砍刀把40公分长的橡胶树苗根砍成20工分长，这样就可以砸下去了，管它能否成活。

那梯田面则都不足 1米宽，有的地方只有50-60公分宽。梯田变成“羊肠小道”。梯田没有反斜面，兜不住水。梯田面也不水平，高高低低的。一下雨，水往低处流，“羊肠小道”也被雨水冲断了。

“天天听”后，晚饭也吃完了，人们拿着饭盆、毛巾、要洗的臭衣服赤条条地跳进小溪水里洗澡。臭衣服就泡在水里用脚踩几脚，踩掉汗臭味就算洗干净了。由于周围十几里都没有人，值班连又是清一色的男青年，连内裤都不多两条的人们干脆赤条条光着屁股从小溪边走回营房来。此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

由于住大通铺，晚上大多数人都是赤条条光着屁股的，每个人都几乎没有任何私有财产，也没有个人隐私，谁的“那玩意”大些，谁的鸟上刚长毛，谁的屁股上有颗痣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有皮肤病的人也多，由于互相穿衣服，有人长股癣了，一下子就传一片。由于长股癣的人多，要几个人用一瓶癣药水。洗完澡后，有人喊一声：“擦癣药水了”。长股癣的人们就会赤条条光着屁股站在两排大通铺之间的过道上自己的床前。股癣一般都长在裆下“那玩意”的旁边，腹股沟的旁边。他们一脚站在地下，一脚踩在床边上，跨开大腿自然沿通道站成两排。那癣药水是用酒精和水扬酸钠制成的。抹上去火辣辣地又烧又疼，疼得眼泪都出来了。他们一边疼得叫，一边跳，一边煽扇子，一边骂娘。其他人一边帮他们煽扇子，一边哈哈笑。最后大家也都笑起来了。这种场景每天都有一次。

没有电，当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也没有书报（连部只有一份报纸）。人们晚上没有任何业余文化生活。一个班才发一个小油灯，由班长管理。人们在小油灯下打扑克，下棋，或写信，这就是值班连晚上所有的业余活动内容。

9点钟，熄灯哨响了。各班长吹熄了小油灯。

但有人不能睡，那就是岗哨。全连的枪炮弹药都在草房的连部中，形势紧张时枪支弹药都发到每个人手中，枪支弹药就放在每个人的铺盖边上。所以连队每天24小时有人站岗。白天派专人站岗，每班岗4小时。晚上岗由各班排战士轮流，每班岗2小时。白天累了一整天，晚上睡的正香就被从睡梦中叫起来去站岗，确实是很难受的事。但这是战士的基本功，是每个值班连战士必须做的事。周毅虽然是卫生员也参加晚上的轮流站岗。由于疲劳，站岗打瞌睡是经常的事。连队干部会经常半夜起来查哨。有时晚上会派出武装巡逻小队沿公路巡逻，制止外来的“外包工”半夜偷运非法盗伐的木材和盗窃值班连堆在路边的“立方柴”。

第二天清早5点半天还没有亮，值班排长的起床哨响了。大家急忙按军事化的速度起床。

新的劳累的一天又开始了……。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是当年值班连真实的一天。

周毅虽然是连队卫生员，但是白天他跟普通战士一样按时起床，扛上钩刀、锄头上山完成同样的生产任务。所不同的是他开工时多背了一个药箱。晚上收工后要给连队的弟兄们包扎伤口和看病打针。

为了战斗值班的需要，团部把电话线和有线广播的线路拉进了值班连，于是早上的起床和晚上的“天天听”被团部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声代替。每天下午收工时的“天天听”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新闻节目。

艰苦，值班连的日子异常的艰苦。苏联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鼓舞着周毅。他是真心地，自觉自愿地接受这种艰苦的锻炼。他真的相信通过艰苦、危险的锻炼，可以“锻炼成钢铁”，可以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0．造炸药雷管

全团大开荒的大会战中，为了赶进度，几乎全团各连队都用炸药炸橡胶洞。炸药雷管的使用量很大，于是各团就自己造炸药雷管。

造炸药是很危险的事情。共产党员越是危险的工作越是要上，周毅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主动要求去干最危险的造炸药工作。

他去到之后，连他一共3个人，一个老工人当班长。

没有人给他们讲过有关炸药的基础知识、制造原理、安全知识、注意事项、操作规程。他们什么有关的知识也不懂，就按老班长的指点操作起来。这实在是相当危险可怕的事。这就是当年文革中批判规章制度批判技术知识的结果。周毅那时候年轻，不怕死。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甚至认为越危险越光荣。

炸药是用化肥硝酸胺做的。工作地点在粮仓外面的大空地上的一个约15平方米只有顶的沥青棚里。工地上露天堆放着一袋袋的化肥用帆布盖着防雨。还有几大桶的柴油、从锯木厂运来的成堆的锯末。沥青棚里只有一个砖砌的灶台和一口直径1米多的大铁锅，两把大铁铲，几条小木棍，一个磅秤，一个装柴油的铁桶、一个木瓢，这就是全部的生产工具。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没有任何测量工具。

操作时往大铁锅里倒进一袋化肥（约100斤），加水煮溶化。等到水分蒸发光了，化肥呈半液体状态。整个过程他们要不停手地用大铁铲翻炒。否则锅边的化肥温度高了就会着火发生爆炸。老班长提起锅里的木棍，看液体的滴流的流动性判断水分是否达到标准了。没有温度计，没有湿度计，完全靠老班长的个人经验。然后按比例往大锅里加入锯末和柴油翻炒均匀，冷却，装袋就成了“胺油炸药”。

有时灶火过大或翻炒不过来，锅里边上的炸药就着火了。他们马上用最快的速度铲一铲锅里没有着火的炸药盖上去，把火盖灭。他们什么防火工具设备都没有，没有灭火器，没有安全帽、防火服。用炸药灭火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幸好他们命大，没有发生爆炸事故。

后来周毅才知道那是十分危险可怕的事。硝胺炸药会由燃烧转为爆炸。1993年8月5日深圳清水河仓库发生大爆炸，死亡15人，上万平方米的仓库区炸成两个大坑。巨大的蘑菇云升上几百米高空。当时周毅的办公室离爆炸点几公里远，他在窗口看到爆炸的烟云，就知道是硝胺炸药爆炸。后来证实是存放的硝酸胺化肥由燃烧转为爆炸。

负责制造雷管的陈美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团里调他去学习造雷管。回来后就在仓库边划了一间工作室给他。离造炸药的沥青棚不远。

造雷管是非常的极度危险的工作。用水银为原料，经化学反应生成雷汞，保存在酒精里。当酒精挥发到半干而未干时，用玻璃棒在玻璃皿里轻轻地，很小心地将结块的雷汞碾碎，然后装管。有一次，他在碾碎雷汞的过程中，手用力稍微大了一点，发生雷汞爆炸。玻璃棒和玻璃皿全炸碎了。

陈美生被抬到团医院时脸和手都血肉模糊。玻璃碎片炸进了双眼，脸上多处受伤满脸是血，右手完全炸烂，手掌正面和手指正面的肉都炸飞了，掌指骨和一条条血管可以清晰见到。大拇指已游离，只有一条筋皮还连着。团医院没有这种手术能力，简单包扎后送上级医院。医院某医生曾想剪掉那游离的大拇指，被院长制止。这种伤一般是要截肢的。连队派陈美生的同学“伙佬”陪同护理。“伙佬”坚持不签字截肢。后来被转到南林农场医院，被医院请来的一个民间土医生用中草药奇迹般地治好了。陈美生那游离的大拇指已接上，功能完全恢复，只是短了一点。手掌手指完全长好，功能完全恢复，甚至连疤痕都看不出来。后来他又转到广州眼科医院取出双眼的玻璃碎片，视力基本恢复，真是够命大！

当年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没有充分培训的情况下，在大规模地开荒、建设中大规模地制造、使用炸药雷管，每个开荒的团都发生过爆炸伤亡事故，有的甚至是严重的事故。

有一个团的雷管制造车间（其实是手工作坊）几箱雷管发生爆炸，整座砖房炸成平地。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南林农场原广州六中的女学生被雷管炸掉4个手指。12团一个身体强壮的男知青在蹲下排除炸橡胶坑的哑炮时，哑炮发生爆炸。人送到团医院时周毅见到他大腿下裆和生殖器完全被炸烂了，双眼被炸瞎，数以千计的沙粒象霰弹一样打得他满裆、满胸、满脸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