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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郭松民的胡说八道

作者:1234  提供者:初一乙  日期:2012/6/9

看到这篇在本网站少有的好文,真不忍让他一直留在跟贴上,为兑现作者的初衷,也为更多校友分享,我试着把这成为一篇主贴。——初一乙


由于我的原创文章贴不上网,现在把投稿文章贴在贵文章的“评论栏”,也谈谈对“知青运动”的看法。

谈郭松民的胡说八道

    
有人把郭松民的:“《知青》--无悔的青春”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发表在“六中老三届网”相册,电视剧“知青”的评论上。其中有不少是不顾真实历史的胡说八道。
郭松民说:
“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新中国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至1982年间,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

真实的历史是:
1952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直到后来的公社化,逐步剥夺了全国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耕牛、生产工具和生产的自主权。合作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后来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近30年,都造成了国家生产力极大的破坏。3年困难时期,全国上千万农民饿死。(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由习近平主持审定后发行的“党史第二册”中承认:3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000万人。)
文革结束以前,在中国,人与人是极不平等的。全国人民(包括未成年的子女)按三六九等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和不同的阶级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956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剥夺了全国工商业者(按今天来讲,就是全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全部的工厂、全部的资产和生产经营权,只留下少量的“定息”,并给他们戴上“资本家”的政治帽子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的子女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和留城当工人的资格,只有当“知青”一条路。
“改造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剥夺了全国的(按今天来讲就是)所有的个体户,包括“小士多店”、卖菜小贩、肩挑小贩、修单车铺档主、民间手工艺者、裁缝、补鞋匠、甚至糊火柴盒的个体户。。。。。。全部的资产和生产经营权,一律并入“公私合营”的合作社。他们所戴的政治帽子是“小商贩”“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对象或监督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子女的大多数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和留城当工人的资格,只有当“知青”一条路(因为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直接的后果是全国有关民生的农业、民间商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免有有识之仕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1957年的“反右斗争”,打击了全国90%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的民主党派,封住了全国的所有的不同意见者的嘴。

上述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全国的粮食和商品不足以养活和供应全国人口。为了城市人口不至于饿死,中国发明并实行了严格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城市户口的居民有仅够勉强维持生命的有限的粮食定量和粮票、少量的食油票、肉票、鱼票、布票、饼干票、糖票、肥皂票、柴票、、煤票甚至手纸票......手表票、单车票、缝纫机票则是少有的奢侈品。
中国的农民为了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但是农民的“农村户口”使农民成为二等人,他们则什么供应票都没有,只能自生自灭。经济困难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二元户口制也是现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极重要的原因。
 
我不知道郭松民的胡说八道的历史经济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很像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中“梁效”的文章中来的。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天天在“放卫星”,“粮食大丰收,亩产13万斤”的报道在头版头条上,却从来没有报导过中国农村有过饿死人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工厂停产闹革命,打武斗,学“最高指示”,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称)。人民日报上“梁效”的文章却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莺歌燕舞,形势越来越好”。当年“梁效”象郭松民的胡说八道一样列出了当时的全国的粮、棉、煤、电、工业产值、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等与解放初期比较都有多少百分比的大幅度提高,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证据,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和英明伟大。“向后看”,“向后比”,“与解放前比,忆苦思甜”是过去阶级斗争年代人民日报“梁效文章”的一贯作风。
“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一化三改造”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是造成国家经济破坏的政策。

正是中国的农民为了不再被饿死,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地开始了土地承包。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才开始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纠正过去近30年的破坏生产力破坏生产关系的错误政治经济政策(尽管没有这样提):
政治上:停止阶级斗争的理论,“黑五类”、“右派分子”摘帽,取消国民的三六九等的阶级划分,取消了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初步实现了政治上人人平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思想。平反了前30年的冤假错案。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仅回到“57年反右斗争以前的状态,而且大大地超过。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科技水平。
经济上: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长期承包给个体农民,农民重新得到了(承包了)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的自主权。使农民和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回到合作化之前的状态。
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生产关系恢复到1956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前的状态。
改变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对全世界开放,学习和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
伟大的邓小平提出并坚持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尽管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许多社会不公和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已经使中国在不长的时期内经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改革开放不久,80年代社会物资开始丰富,使建国后严格实行了30多年的“票证经济”荡然无存了。这也是建国3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买到自己想买的任何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物资丰富,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是铁的事实。可以说,当前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大多数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但这却不是“知青”的功劳。

1975年,我曾因外调,跑了中南几个省的农村和偏远山区,亲眼看到多数农村是多么的赤贫:许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公社招待我们的是每人只有1碗稀稀的白米粥。而公社干部自己吃的是杂粮杂菜粥,并且也是每人只有1碗。广东阳春县饿得浮肿的农民凭政府救济工作队医生的证明,可以领到3斤黄豆当做营养品……。
2001年开始,我每隔1-2年就会开车外出旅游,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偏远地区,已基本见不到当年那种农村的饥饿和赤贫,并且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好,这是铁的事实。
郭松民无视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把建国前30年的经济说得比改革开放的现在还好,那真是不讲道理胡说八道了。

当年的“知青”是头上戴着“出身不好”“黑五类”、“黑七类”的“黑帽子”被迫下乡的,包括现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也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他们没有其他出路。但是“知青”对祖国和人民是赤胆忠心的。他们为国家付出了青春年华,劳累、健康、甚至生命,他们对自己的良心问心无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青”在组织的领导下,个人的一切创造力都受到限制或压抑,个人的才能没有条件,也得不到发挥的机会。“知青”使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用近似刀耕火种的落后的耕作方式生产,农村的大多数知青甚至养不活自己。“知青”虽然竭尽所能,但是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上千万的知青下乡,无法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他们甚至分薄了农民微薄的口粮和工分值,使贫穷的农村更贫穷。“知青”没有“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改革开放才是救国之路。回城的知青都参与了改革大潮,但是他们是以“普通国民”的身份与全国的人民一道参与的,而不是以“知青”的群体参与的。他们当中的多数已经落伍了,下岗、离职、下海失败、退休,是绝大多数“知青”的归宿。在改革的经济大潮中,“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没有特殊的贡献。

郭松民说:
“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而农村的凋敝,城乡的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这些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前近30年,执政者一系列长期的破坏生产力的政策造成的(包括城乡分隔的二元化的户口政策),再不改革开放,再不纠正前30年的错误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权就会崩溃和垮台。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原因。这些社会问题与“知青回城”返城无关。不要把社会问题的屎盆子扣在受苦难的广大的知青头上!
城乡分隔的二元化户口政策把“知青”从城市踢到了农村,变成了二等民。“知青”被枷锁在农村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无法回城,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工作和行业,甚至无法改变农村的贫穷。“知青”们战天斗地奋斗了多年,改变不了农村贫穷的事实使他们对前途绝望了。这是爆发大规模“知青”返城的根本原因,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了生存,为了前途,为了回城得到城市户口,为了不当二等民,“知青”不得不逃离农村。为了逃离农村,有的女知青不得不跟有权势的人上床;有的冒着被淹死、被边防民兵击毙的危险偷渡逃港;云南的“知青”不少人跑到金三角参加缅共游击队战死在那里。。。。。。
我们都曾是“知青”,我们都有过逃离农村“返城”的经历。
我不知道郭松民是不是“知青”,如果是,那么按他的理论,他现在应该在农村继续发挥他的“伟大知青作用”。如果他是回城的“知青”,或者他现在不在农村,那么他就是自己理论的叛徒——他没有资格对“知青”说三道四!

郭松民的:“《知青》--无悔的青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知青一代,即将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的特殊经历,必将对他们执政兴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知青》的热播,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作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说个不太恰当的历史例子比喻:与“知青上山下乡”相类似(又不相似)的是俄罗斯沙皇的流放政策。俄国的列宁、斯大林等革命者都被流放过。他们被押解迁居到荒凉贫瘠的西伯利亚农村生活几年,不得随意离开。按郭松民的逻辑苏联的革命者真要感谢沙皇的流放政策为苏联革命造就了和储备了社会栋梁和人才,“他们的特殊经历,必将对他们执政兴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少数能够上大学,在国企或公务员中有个一官半职的“知青”是幸运的;成为社会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能够到达国家级领导岗位的“知青”更是极个别人。他们不代表广大的“知青”。“知青”精英的比例远低于文革前的大学生和文革后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知青”至今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才上是知青的代表。
“ 知青”是中国的整整一代人。上千万的知青中出能几个领导人并不奇怪。他们在“知青”中的比例是极少数。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更换,不可避免地轮到“知青”担任了。这是中国政权“绕不过的”一代人,是自然使然,并不是由于“知青”的锻炼使他们成为特别的能人。
   
“知青”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只是中学生。现在要中学生去“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结果必然就是现在“打工仔”的命运。

我不知道郭松民和自己的儿子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在农村走这条“舍此别无他途”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如果不是,你更没有资格议论“知青”。
“知青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中国一代青年的悲剧。国家要反思,要让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但不是要赞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如果当年的“知青”习近平十八大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后,再次发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就是历史的大倒退,就是中国的灾难。我相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中国绝不能倒退回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绝不能倒退回“一化三改造”总路线的年代。

本人已经退休,对政治是非已经不再关心,但是见到郭松民如此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不得不说几句胡说八道的话。


   文章评论  (共 47 条评论)   更多评论  >>>    

    评论者: 劉 评论时间:2012/12/12 23:33:34

更正:此正義的歷史學家叫高華,而不是白樺的樺,而那本著名的史作則是:紅太陽是怎樣昇起的。


    评论者: 刘真史 评论时间:2012/12/12 7:20:36

刘嘢同宗学友:各舒己见是好事,不是文革年代那样斗得你死我活;说实在的,俺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也左得离谱,迷信得很,也是经过多年下乡的锻炼、看了不少文章资料书藉,经过革命导师的启蒙才脱胎换骨,才拋弃了以前的极左思想。至于史学家没有正义之说,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的屈原、文天祥不知是否也算史学家,他们的正气是后人及历史已肯定的。我想提的是有一位叫高桦的近代史学家,他在不久前才五十多岁就英年因病去世,他的清贫、他的博学、他的不屈不挠、敢做敢为、不計较各人得失的崇高品德令他虽死犹荣、犹生!他留下的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令他受到广大同行及读者的爱戴及尊重,说高桦教授是一位正义的史学家绝对是名符其实。(高桦教授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评论者: 刘真史 评论时间:2012/12/12 7:20:35

刘嘢同宗学友:各舒己见是好事,不是文革年代那样斗得你死我活;说实在的,俺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也左得离谱,迷信得很,也是经过多年下乡的锻炼、看了不少文章资料书藉,经过革命导师的启蒙才脱胎换骨,才拋弃了以前的极左思想。至于史学家没有正义之说,不能一概而论,古代的屈原、文天祥不知是否也算史学家,他们的正气是后人及历史已肯定的。我想提的是有一位叫高桦的近代史学家,他在不久前才五十多岁就英年因病去世,他的清贫、他的博学、他的不屈不挠、敢做敢为、不計较各人得失的崇高品德令他虽死犹荣、犹生!他留下的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令他受到广大同行及读者的爱戴及尊重,说高桦教授是一位正义的史学家绝对是名符其实。(高桦教授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评论者: 刘野 评论时间:2012/12/11 11:15:41

真正的史学家一般不会那么‘正义’。


    评论者: 刘老汉 评论时间:2012/12/11 7:15:07

俺不是文人,俺是深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人,故对极左路线及其吹捧者反感得很!俺虽学了几念工科,不是那种受培养的工农兵大学生,没什么建树,只学到用立体方式看书、看人、看历史事件及堂堂正正做人,绝不做马屁精及加入五毛党!至于一俊可遮百丑的观点,照这样说,文革期间,我国两弹一星及核潜舰的试制成功,也可遮了文革的百丑?此场令中华民族、国家遭受十年祸国殃民的运动就不是大浩劫?!大跃进是大灾害,已是铁板钉钉的史实,经过几十年,经过文革,俺校仍有如此众多的大跃进的大飢荒拥趸摇旗呐呜喊,鸣冤叫屈,老毛在水晶棺里真是开心:後继有人啦,今后文革也有人可遮丑,可平反有望了!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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