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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林中迷失的知青

文章来源:原创  作者:尘中迷  提供者:尘中迷  日期:2012/6/5

    本故事完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男知青将一根木料扛到山脚,这是第29根。这些木料是连队盖瓦房用的横条。他坐在木料堆上,感觉四肢无力,唇干舌燥,而且精神有点萎靡。平时累了,喝口水,吃点东西,歇一歇,体能就恢复,这一次,身体不适已持续了大半天而不见好转。  
    他独自进山伐木,在山里住了几天,任务是30根横条。最后一根已经砍下来搁在山上,再上山一趟扛下来便大功告成。这根木料是扛还是不扛? 时间是充裕的,预计在天黑之前可以回到山脚,从山脚到连队也不过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回到队里吃晚饭不算太晚。明天一大早就可以把牛牵过来将30根木料分批拖运回连队。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提前一天完成任务。于是,他决定进山里扛最后一根。身体不适是一个小小的困难,如果连这个困难都不能克服,怎么算是合格的兵团战士呢!
    回到山里,在扛起木材往山下去的时候,天色变的越来越阴沉,随后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从山里到山外,他必须涉过两条河。这两条河,实际上是同一河谷中的两条水道,两水道中间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平时,山路穿越的这段河水深度不过成人的膝盖,水面宽度不过10米,用不着架桥,用不着摆渡。不过,雨水多的时候,尤其遇上长时间的暴雨,河流就变得极其凶险,河面最宽时可至三、四十米。
    他到了河边,看看水势,河水正在上涨,不过,涉水过河仍然来的及。他过了第一条河道,穿过小岛,打算涉过第二条河道,没走多少步,河水已经涨至腹部,急流冲击着他,让他难以站稳跟。他估计再往前走,很可能连人带木料被冲走,于是连忙转身回到小岛的岸上。这时的山洪比他想象来得更猛。
    小岛上有一个茅棚,可供进山砍伐木料或猎杀山猪、黄猄的人栖息。这是他躲避暴雨唯一的地方。在山里这些天,白天他在山林里寻找、砍伐合适的木料,晚上就在这茅棚中过夜。
    这时他感觉一阵一阵的寒冷,全身发抖,上下牙齿不停地嗑碰,湿透的衣裤反而是寒彻骨髓的传导体。他双臂互相紧抱,身体卷曲成一团地蹲着。他意识到,自己病了,而且不轻。能够保温的东西,如毛毯、蚊帐,先前已经用草席和塑料布打成背包送下山了。
    他面前是一堆木炭和几根未烧尽木柴,周边有几块石头围着,这些天他煮食煲水就靠这个“炉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忽然,他看见木炭里还有微弱的红光。早上,他到林里砍伐最后一根木料之前,曾经煮了半锅米饭,这时的炭火尚有余热。他从腰间抽起砍刀,将这些天用来睡觉的“床”拆了,编织竹榻的篾子成了引火物,权作“床”脚、“床”框的树干成了燃料,篝火烧旺了。
    他将水淋淋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脱下,搁在篝火旁的一段圆木上,赤条条地蹲下对着篝火。他面向篝火时,背脊冰冷;背向篝火时,胸前冰冷。如此交替地持续了大半个小时,身体发冷给他带来的苦楚逐渐减轻,但是头痛却越来越明显,而且感到恶心,想呕吐。
    暴雨持续了大半夜,终于停下来。山林里十分寂静,只是不远之外的河水仍然奔流澎湃。他知道,再过一些时间,河水会减退,涉足过河就不成问题了,必须连夜走出深山老林。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将最后一根木料扛到山下的打算,而最大的期盼是回到连队的茅草房里,躺在自己的床上。
    离开篝火,到了河边,四周漆黑,不再有亮光。山洪已去,溪流逐渐恢复平和。他双手举着先前在篝火旁烘干的衣物,一步一步地探索着走进水中。水流虽然不似平日那样缓慢,但是不再构成威胁。
    过了河向上行,翻过山岗,山脚接着就是通往连队的道路。平时他走这段山路不必花很多时间,此时却是很艰辛的路程,因为他感觉全身酸痛,胸口作闷,每向上攀了短短的一段路,呼吸便显得极其逼促,而且还呕吐了两次。他知道自己染了疟疾。
    一年前他得过一次疟疾,症状和现在差不多。那是在整个农场集中大开荒的日子里,那天早上,他身体感觉十分不适,没有随大队到深山砍树、烧山、挖橡胶洞,而是留在临时营地做较轻的工作:用铁钳夹松电雷管的口子,拔出电线,改成火雷管。干了几个小时后,他不得不要到卫生所看病了。刚走到卫生所门口,他两眼一黑,天旋地转,便栽倒了。他苏醒时躺在卫生所的长椅子上,医生正在给他喝白糖开水。在此之前,大开荒的营地里有两个人因恙虫病身亡,医生首先确诊他是否也得了恙虫病。确诊的结果是,他得了疟疾。
    他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向山下走去的时候,天色渐已微明,周围的景物也模糊可辨,参天大树,藤蔓缠绕,灌木茂密,这不是他平日熟悉的路,而是先前进山的人临时开辟的小路,前方似是通向一个更为幽深的山谷。可以肯定,他在向上攀时或者在下坡时走入了一条岔道,只是在黑暗中浑然不知。
    他转身往回走,在湿漉漉的小道上跌跌停停的。有几次,他真想索性躺下来不走了,不过,必须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一条山路上,这个信念支撑着他继续摸索前行。他不敢肯定是否会再入歧途,这时,天色虽然大亮,但是整个天空仍然乌云密布,没有太阳,他无法判断自己应该选择的方向。
    按照时间估计,即使行进速度很慢,他早也该回到自己熟悉的路上。继续艰难向前,周边依然是未曾有过记忆的景物。在几乎绝望的时候,隐隐约约传来河水的声音,让他再度振奋起来。如果能够回到那个小岛,就有了出山的路。然而,他寻找到的河流,并非最初的起点。这里和那个小岛是在同一条水道吗? 小岛在上游还是下游呢? 没法得到答案,因此也就不敢做出顺着河边向上走还是向下走的决定。
    夜幕再度降临,林间黑得特别快。自病发之始,他与山林拼搏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期间他发冷、发热、呕吐、惊厥间歇发作。现在,第二个黑夜来到之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歇下来。在离河岸不远的地方,他找到一块比较平坦的石头,卷伏其上,时而迷迷糊糊地醒着,时而连番噩梦地睡着,好不容易熬到另一个白天。
    这个白天依然看不见太阳,向下游而去是唯一的希望,他希望河流能够引导他走出深山,走向开阔的平地,走到有人出现的地方。但是,这个选择未能让他实现其愿望。沿着河流走了大半天,到了一处落差很大的地方,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型瀑布。在瀑布的上方,他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望着下边河水流去的远方。那边并非逐渐减弱的山势,而是云雾缭绕的重重叠叠的山岭,似乎比他现在所处身的地方更加高深莫测。
    支撑他的精神和体力好像完全消失了,他躺在一片覆盖着厚厚腐叶的地上,透过茂密的枝叶,仰望着苍天。忽然,他记起一首古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鬼门关”是指是古时候万宁和陵水交界一带疟疾高发的“瘴疠之地”。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却无法判定这样的离去,到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呢? 无论“重”或“轻”,在这样的状态中离去是十分糟糕的,尤其是想象无数山蚂蟥在自己身体上蠕动的情景。他此时别无他求,只求不再受病魔折磨,能够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附录:
    转自共识网     作者:李克军

                   知青运动的历史回顾:“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前夕,一个名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发表了一篇描写知青悲剧的小说《伤痕》,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此后几十年来,围绕“知青运动”的文艺创作、史学研究、纪念活动一直繁盛不衰。但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说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处于两极的基调似乎可以用“青春无悔”和“伤痕累累”来概括。应该看到,客观评价这一波及到数千万青年和家庭并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局的运动,深刻反思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关系到“文革”遗毒能否彻底肃清,改革开放大业能否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一件大事,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古今中外的历史叙说,都难免带有叙说者的主观印记,因此,很难做到与历史真实完全契合,个别历史事件甚至可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用主义永远不会在历史研究中销声匿迹。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怎样叙说,都不能改变其本来面目;绝大多数被颠倒的历史,迟早要被颠倒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受到党和政府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紧接着,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口号。到“文革”前,全国共有129万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下乡或回乡青年被树立为先进典型。那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虽然也带有左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和青年就业中的一项正常工作,严格地说,还没有成为政治运动。
  “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武斗遍及全国,社会一片混乱,积压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1600万城镇青年(包括很多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相继被送到农村和边疆。
  历史证明,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一是让大批城镇青年长期到农村去,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二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反修防修的尝试,是领导者的主观臆想。三是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维,把本该继续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交给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教育改造,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就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场运动的运行方式是野蛮的。应该承认,知青们“响应号召”的行动确实具有“自愿”成分,但是在那狂热和恐怖的年代,人们不但没有行为选择的权利,而且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愿”和“被迫”并无多大区别。就“自愿”的动力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奉献青春的理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人民公社体制下,显然是浪漫的空想;“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则是无知的梦呓。更重要的是,轰轰烈烈的自愿举动背后,是无情的强制,强制手段多种多样。除特殊情况以外,那几年大中小城市里的所有中小毕业生,都要被赶到乡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知青们还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接受改造或自相残杀。
    这场运动的结局是悲惨的:
  ——经济上得不偿失。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落后和农场效益低下,固然存在科技落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利益机制缺失。知识青年虽然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们的劳动成果难以抵补他们个人、国家和农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如,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甚至生命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达100%。云南农垦战线在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就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从城镇劳动力就业的角度看,上山下乡高潮之后的知青大返城,不但使美好的初衷化为泡影,而且加剧了就业安置上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有人概括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了少数条件较好的青年点以外,多数下乡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很多青年落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或残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云南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的64名上海知青中,贫血者竟达43人,约占70%。黑龙江兵团因工伤事故死亡553人;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死126人亡,伤756人;广州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97人;上海市川沙县分配到一个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非正常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杀3人……
  ——---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部分“老师”的令人发指的迫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手段有25种之多,有的被活活打死,仅一师就批斗知青727人。奸污女知青的罪恶现象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兵团发案365起;内蒙古兵团发案247起;云南兵团发案139起;广州兵团发案193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知青被奸污的实际数量肯定远远高于发案数量。散住在农村受社队两级干部各种迫害的可能少一些或轻微一些,但是更难查处,有的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火热理想化为灰飞,转向彷徨、迷茫甚至堕落。知识青年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踌躇满志地奔赴农村和边疆,但他们的崇高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绝大多数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两万余人;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识青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人数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知识青年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百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面对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苦苦挣扎的青年人,但也无法理解“青春无悔”的口号。
  ——---兴起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走后门”,古往今来都难以避免,但真正成风,似乎始于知青安置。那年代,大学中专招生的唯一渠道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军队征兵、工厂招工的主要来源也是知识青年。为了脱离苦海,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寻求返城就业的门路,“走后门”成为难以绕开的渠道。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兵团十几万知青中,曾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一万人左右(约占总数6%--7%),而到1974年,这部分知青占总数不到1%,即千人左右;到了1978年知青大罢工前夕,这个比例已经接近零,即不到100人,而知青总数还有10万余人。1972年到1976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总数的70%,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高达90%左右。
  ——---一代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应该承认,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为某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少数“精英”或幸运儿,若干年后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收获和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们个人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实为九牛之一毛。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搞知青运动,除了知青们在炼狱般的苦难中“经受磨练”这一点以外,所有的收获都会更多更大。
  对知青运动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71年,就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一个教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一些下乡知青走后门优先返城就业,而自己下乡插队的儿子生活衣食无着。毛泽东大发慈悲,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写信寄钱,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承诺“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知青办,加强了对知青点的管理,知青处境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女知青的情况,各地严肃查处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
  1976年5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但仍坚持继续实行上山下乡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云南数万知青组织请愿、游行和罢工、绝食,要求回城安置。
  1979年2月,中央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严格意义的运动应该是10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大量资料表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它不但给几千万知青带来重大伤害,而且给城乡百姓带来共同灾难。

                       二、官方评价知青运动和组织纪念活动,应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
  党和国家公开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理所当然被同时否定。
  1991年出版的《中共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写道:“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1年出版)中评价说,“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两个代表高层态度的历史专著对知青运动是基本否定的。但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却刻意回避或掩饰这段历史中的累累伤痕,极力渲染所谓“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知青精神”。
  1990年11月,由全国青联和农业部农垦局主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虽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披露了一些知青伤残乃至牺牲的惨景,但主基调却是宣扬“卓越精神的闪烁”。“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被当做战天斗地精神;“天天读”被说成“学习”;“大批判”被解读为“思考”。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的大型图片回顾展,把“青春无悔”作为主题。
  最近三四年,知青纪念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从网上搜索到的就有九个地方建起了知青广场或纪念馆、博物馆,另有八个地方建起了纪念碑或纪念墙。仅黑龙江省境内,就建起了四处场馆,两处碑墙。从媒体的介绍看,这些纪念场所和相关纪念活动的主基调都是“青春无悔”。
  2009年8月,黑龙江省黑河市知青博物馆隆重开馆,全国的知青精英纷至沓来。这个被称为“开全国先河”的博物馆,是经省发改委立项、省文化厅批准,历时三年建立起来的。占地面积10.5公顷,展览面积6400平方米,总投资3000多万元。
  地方党报分别在开馆当时和2011年组织了两次宣传活动,醒目的新闻提要写道:“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全国1740万城市青年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用火热的青春书写了一部知青精神和北大荒精神的壮丽史诗。”
  展馆六大部分的主题分别是:“共赴北大荒”、“闪光的青春”、“浴火凤凰”、“难忘的记忆”、“改革开放中坚”、“两地情”。
  省文化厅关于的批复表明,建馆的目的是“利用博物馆这个阵地,让历史回放,宣传知青感人事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后人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没有一句反思历史的内容。
  具有知青经历的一位省领导为展馆题写如下《前言》:“历史不能忘记知识青年对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贡献;不能忘记知识青年美好的追求在重重考验的撞击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不能忘记数十万来自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涌入,迅速改造了一个地区的封闭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资源、人生价值,跨越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活和人口素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开馆仪式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40多年前,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带着激情、带着梦想,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农村传播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为开发北大荒、建设边疆奉献了青春、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在广大知青身上,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坚忍不拔、勇于创业、追赶时代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是广大知青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作为在现行体制内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我能够理解各级主政者们的苦衷:历史疮疤揭得太深,党的形象容易受到损毁,由此可能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危害到执政党地位及各阶层民众的利益。但我觉得,如果刻意文饰历史过错,不但难以形成改革共识,还会逐渐丧失执政党公信力,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所以,即使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采取淡化伤痛的策略,也要维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的初步结论,不能突破对文革及其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基本否定”的底线。

                       三、老知青们应该担当起揭示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的责任
  30多年来,老知青中的学者、文学家们,撰写了一批回顾反思知青运动的专著和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还有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打开记忆的闸门,通过各种渠道叙说那段苦涩的历史。其中,数量不菲的老知青打出了“青春无悔”的旗帜。
  不能否认,老知青们的境遇和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千差万别。有些人在乡下生活时间较短;有些人在农村入党、提干、升学,进步的路途比较顺畅;有些人没有受到严重的直接的伤害;还有些人虽然历尽磨难,但仍毫无怨言,或者不愿意回忆痛苦的过去。所以,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或者难以言表,都应该受到尊重,都不应该对他们无端怀疑或指责。但是有三点似乎同样不能否认:第一,高喊“青春无悔”口号的老知青中,事业有成的精英占多数,而在近2000万知青(不包括回乡青年)中只是凤毛麟角。他们当然有资格代表知识青年发表各自感受,但未必能准确反映多数知青的心声。第二,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各种各样的高调宣示有真有假,知青们的“青春无悔”,当然也不例外。究竟有多少人在说假话或说空话大话,我们不好揣测。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在“青春无悔”口号喊得最响的,当年未必是返城最晚的。无怪乎有的老知青质疑,“既然无悔,为什么不留在农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第三,不间断的心理暗示和政治灌输,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心智。有些当年被错划的右派,经过多年被批判被改造的思想“洗礼”以后,竟然改变了委屈的心态,在内心承认自己的言论攻击了党和社会主义,因此改正后对党感恩戴德。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卖拐》,虽然有些荒诞,但是,生动地反映了心理暗示的神奇功效。一些老知青,不能舍弃永不言败的英雄主义情怀,在强大的主旋律宣传攻势下,一定程度地丧失了记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随声附和地为那段历史大唱赞歌。有人说“青春无悔”是一些人的自我安慰,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实,“青春无悔”的心态,并不是知青独有的。当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演讲家曲啸老师,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中被关押20多年,但他不但对党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对社会各界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教育,演讲了2500多场。据说,他在美国进行演讲时候说完“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这句话后,一个多年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台湾知名教授激动地说,“曲教授的演讲是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令人愤怒。党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遭受这次意外的打击后,曲啸老师不久就病倒了。继焦裕禄之后的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周化民,退休后在自己的书房中挂着一个“三次平反谢党恩”的条幅。《焦裕禄之歌》的作者任彦芳评论说,遭到无辜伤害没有怨言,对迟到的平反还要感谢,这一代人就这样,真没办法。
  邓贤先生在《中国知青梦》中,针对四川知青举办的成都知青回顾展,说了这么一段话:“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青春无悔’。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1917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农场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她们会‘无悔’吗?”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亲历那场运动的老知青,应该把历史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讲出来,让人们更好地总结教训,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远离野蛮和愚昧,让我们的后代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

                            四、文艺作品应该在反映真实、警示后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艺作品,应该具有娱乐和教化等多种功能。因为知青历史本身是苦涩和沉重的,所以,知青文学不能过分追求浪漫,也不能为了体现时代精神而偏离历史真实。本人对文艺类的书籍看得很少,也很少欣赏影视作品,但曾一口气读完了邓贤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也曾从头到尾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孽债》,深受震撼。除了对耳熟能详的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以外,还听说,梁晓声先生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的生活,堪称厚重之作。但也有人说,梁先生的小说和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或为知青成功者立传,或侧重描写知青的爱情生活,对知青的苦难揭示得不够深刻。本人不懂文艺,也没仔细看过这些作品,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最近听说,根据梁晓声先生的力作《知青》摄制的电视剧即将播出,媒体报道说这是一部青春励志成长剧,《知青》制片人侯鸿亮表示,“《知青》在尊重并深刻理解那段历史的前提下,着力呈现这些对现实社会有着启迪意义的种种良好的价值因素--面对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如何正确地取舍;面对艰苦的磨练,如何积极地承担;面对爱情的降临,如何真诚地迎接;面对生命的安危,如何无畏地选择。在对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进行缅怀的同时,也能给当今的年轻人带来深刻的启迪。”果真如此,这岂不又是一部以教育青年一代为宗旨,缺乏对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剖析和反思的作品吗?
  应该说,《知青》制片人引导青年积极向上的所有意图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哪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希望新的一代艰苦奋斗、励志奋进?但是,决不能把苦难写成幸福,把失误写成辉煌,把教训写成经验,把苦涩写成甜蜜,把幻想写成理想。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可以浪漫,但必须努力走进真实的生活,给人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启迪。
  我们期待着。
  (文中引用的数据和案例,主要来自邓贤先生所著《中国知青梦》和部分媒体报道,因本文不是学术研究著作,故未加注释)


   文章评论  (共 6 条评论)   更多评论  >>>    

    评论者: 刘老汉 评论时间:2013/1/8 1:26:32

已深夜了,俺激动地看完了尘中迷此篇真实感人令人感动感慨的大作,能继1234学长之后又能看到如此有高水平的反映知青真实命运的文章,不睡觉也值得!俺建议所有的知青校友都应好好看看此文章,好好反省一下上山下乡所走过的路。俺总是强调:不同家庭出身或不同际遇有不同感受!俺班的一位女学友就写了一篇赞扬知青运动赞扬青春无愧的赞美诗,俺说实在的没有看内容,俺是认为伤痕累累观点的那种人!俺已一把年龄了,但看了有关云南知青集体绝食以命相搏捨命抗争的录像影碟,也忍不住老泪纵横!想不到俺校还有如此高水平的校友学长,俺为他们驕傲!以他们为荣!


    评论者: 小字辈 评论时间:2012/7/13 14:31:45

我觉得这样评论很好,事实代表个人,现实才代表大家。


    评论者: 老愚 评论时间:2012/6/29 17:26:44

文章不简单,有理有据。实验品和牺牲品的一代,悲剧。


    评论者: 读1234 评论时间:2012/6/9 14:16:56

大凡末代之际,总会有郭松民之流的小爬虫发出嗡嗡的声音。


    评论者: 1234 评论时间:2012/6/9 11:12:20

由于我的原创文章贴不上网,现在把投稿文章贴在贵文章的“评论栏”,也谈谈对“知青运动”的看法。

谈郭松民的胡说八道     
有人把郭松民的:“《知青》--无悔的青春”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发表在“六中老三届网”相册,电视剧“知青”的评论上。其中有不少是不顾真实历史的胡说八道。
郭松民说:
“50年代,随着“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农村兴起了合作化运动。。。。。。新中国的前30年,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单是粮食总产,从1952至1982年间,也即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就以年均2.608%的速度增长,显著高于1983-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1.284%。棉花产量1978年则比1949年增长3.9倍,1975年,中国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化肥产量则从3.9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城乡差距处于一种逐步缩小的状态——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的艰辛付出是分不开。”

真实的历史是:
1952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直到后来的公社化,逐步剥夺了全国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耕牛、生产工具和生产的自主权。合作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后来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近30年,都造成了国家生产力极大的破坏。3年困难时期,全国上千万农民饿死。(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由习近平主持审定后发行的“党史第二册”中承认:3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000万人。)
文革结束以前,在中国,人与人是极不平等的。全国人民(包括未成年的子女)按三六九等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和不同的阶级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956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剥夺了全国工商业者(按今天来讲,就是全国的私营企业主)的全部的工厂、全部的资产和生产经营权,只留下少量的“定息”,并给他们戴上“资本家”的政治帽子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们的子女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和留城当工人的资格,只有当“知青”一条路。
“改造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剥夺了全国的(按今天来讲就是)所有的个体户,包括“小士多店”、卖菜小贩、肩挑小贩、修单车铺档主、民间手工艺者、裁缝、补鞋匠、甚至糊火柴盒的个体户。。。。。。全部的资产和生产经营权,一律并入“公私合营”的合作社。他们所戴的政治帽子是“小商贩”“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对象或监督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子女的大多数也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和留城当工人的资格,只有当“知青”一条路(因为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经济和政治政策的直接的后果是全国有关民生的农业、民间商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免有有识之仕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1957年的“反右斗争”,打击了全国90%的知识分子和所有的民主党派,封住了全国的所有的不同意见者的嘴。

上述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全国的粮食和商品不足以养活和供应全国人口。为了城市人口不至于饿死,中国发明并实行了严格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二元制户口管理制度。城市户口的居民有仅够勉强维持生命的有限的粮食定量和粮票、少量的食油票、肉票、鱼票、布票、饼干票、糖票、肥皂票、柴票、、煤票甚至手纸票......手表票、单车票、缝纫机票则是少有的奢侈品。
中国的农民为了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但是农民的“农村户口”使农民成为二等人,他们则什么供应票都没有,只能自生自灭。经济困难的悲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二元户口制也是现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极重要的原因。
 
我不知道郭松民的胡说八道的历史经济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我看很像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中“梁效”的文章中来的。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上天天在“放卫星”,“粮食大丰收,亩产13万斤”的报道在头版头条上,却从来没有报导过中国农村有过饿死人的现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工厂停产闹革命,打武斗,学“最高指示”,全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称)。人民日报上“梁效”的文章却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莺歌燕舞,形势越来越好”。当年“梁效”象郭松民的胡说八道一样列出了当时的全国的粮、棉、煤、电、工业产值、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等与解放初期比较都有多少百分比的大幅度提高,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证据,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和英明伟大。“向后看”,“向后比”,“与解放前比,忆苦思甜”是过去阶级斗争年代人民日报“梁效文章”的一贯作风。
“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一化三改造”已经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是造成国家经济破坏的政策。

正是中国的农民为了不再被饿死,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地开始了土地承包。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才开始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说就是纠正过去近30年的破坏生产力破坏生产关系的错误政治经济政策(尽管没有这样提):
政治上:停止阶级斗争的理论,“黑五类”、“右派分子”摘帽,取消国民的三六九等的阶级划分,取消了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初步实现了政治上人人平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解放了思想。平反了前30年的冤假错案。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仅回到“57年反右斗争以前的状态,而且大大地超过。国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科技水平。
经济上: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长期承包给个体农民,农民重新得到了(承包了)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的自主权。使农民和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回到合作化之前的状态。
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生产关系恢复到1956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前的状态。
改变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对全世界开放,学习和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
伟大的邓小平提出并坚持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尽管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许多社会不公和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已经使中国在不长的时期内经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改革开放不久,80年代社会物资开始丰富,使建国后严格实行了30多年的“票证经济”荡然无存了。这也是建国3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买到自己想买的任何生活必需品。改革开放使国家的物资丰富,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是铁的事实。可以说,当前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大多数中国人民摆脱了贫穷。但这却不是“知青”的功劳。

1975年,我曾因外调,跑了中南几个省的农村和偏远山区,亲眼看到多数农村是多么的赤贫:许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农民说他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公社招待我们的是每人只有1碗稀稀的白米粥。而公社干部自己吃的是杂粮杂菜粥,并且也是每人只有1碗。广东阳春县饿得浮肿的农民凭政府救济工作队医生的证明,可以领到3斤黄豆当做营养品……。
2001年开始,我每隔1-2年就会开车外出旅游,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偏远地区,已基本见不到当年那种农村的饥饿和赤贫,并且农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好,这是铁的事实。
郭松民无视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把建国前30年的经济说得比改革开放的现在还好,那真是不讲道理胡说八道了。

当年的“知青”是头上戴着“出身不好”“黑五类”、“黑七类”的“黑帽子”被迫下乡的,包括现在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也是被监督劳动的对象,他们没有其他出路。但是“知青”对祖国和人民是赤胆忠心的。他们为国家付出了青春年华,劳累、健康、甚至生命,他们对自己的良心问心无愧。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知青”在组织的领导下,个人的一切创造力都受到限制或压抑,个人的才能没有条件,也得不到发挥的机会。“知青”使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用近似刀耕火种的落后的耕作方式生产,农村的大多数知青甚至养不活自己。“知青”虽然竭尽所能,但是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上千万的知青下乡,无法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他们甚至分薄了农民微薄的口粮和工分值,使贫穷的农村更贫穷。“知青”没有“取得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改革开放才是救国之路。回城的知青都参与了改革大潮,但是他们是以“普通国民”的身份与全国的人民一道参与的,而不是以“知青”的群体参与的。他们当中的多数已经落伍了,下岗、离职、下海失败、退休,是绝大多数“知青”的归宿。在改革的经济大潮中,“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没有特殊的贡献。

郭松民说:
“80年代以后,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村经历了一个“去现代化”的过程:水利设施废弃,农机因为无人操作和使用而锈蚀、损坏,农村的教育、医疗等更是大幅度倒退。到了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一大问题。而农村的凋敝,城乡的差距的持续扩大,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进城打工,使得中国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长期无法顺利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法缩小贫富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也因此迟迟不能完成。”

这些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前近30年,执政者一系列长期的破坏生产力的政策造成的(包括城乡分隔的二元化的户口政策),再不改革开放,再不纠正前30年的错误政策,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权就会崩溃和垮台。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的原因。这些社会问题与“知青回城”返城无关。不要把社会问题的屎盆子扣在受苦难的广大的知青头上!
城乡分隔的二元化户口政策把“知青”从城市踢到了农村,变成了二等民。“知青”被枷锁在农村贫瘠的土地上,他们无法回城,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工作和行业,甚至无法改变农村的贫穷。“知青”们战天斗地奋斗了多年,改变不了农村贫穷的事实使他们对前途绝望了。这是爆发大规模“知青”返城的根本原因,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了生存,为了前途,为了回城得到城市户口,为了不当二等民,“知青”不得不逃离农村。为了逃离农村,有的女知青不得不跟有权势的人上床;有的冒着被淹死、被边防民兵击毙的危险偷渡逃港;云南的“知青”不少人跑到金三角参加缅共游击队战死在那里。。。。。。
我们都曾是“知青”,我们都有过逃离农村“返城”的经历。
我不知道郭松民是不是“知青”,如果是,那么按他的理论,他现在应该在农村继续发挥他的“伟大知青作用”。如果他是回城的“知青”,或者他现在不在农村,那么他就是自己理论的叛徒——他没有资格对“知青”说三道四!

郭松民的:“《知青》--无悔的青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客观上为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进行了人才储备。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知青一代,即将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的特殊经历,必将对他们执政兴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知青》的热播,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近、现代历史所作出的这样两条基本结论:第一,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第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如何以新的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说个不太恰当的历史例子比喻:与“知青上山下乡”相类似(又不相似)的是俄罗斯沙皇的流放政策。俄国的列宁、斯大林等革命者都被流放过。他们被押解迁居到荒凉贫瘠的西伯利亚农村生活几年,不得随意离开。按郭松民的逻辑苏联的革命者真要感谢沙皇的流放政策为苏联革命造就了和储备了社会栋梁和人才,“他们的特殊经历,必将对他们执政兴国,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少数能够上大学,在国企或公务员中有个一官半职的“知青”是幸运的;成为社会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能够到达国家级领导岗位的“知青”更是极个别人。他们不代表广大的“知青”。“知青”精英的比例远低于文革前的大学生和文革后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失去上大学机会的“知青”至今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他们才上是知青的代表。
“ 知青”是中国的整整一代人。上千万的知青中出能几个领导人并不奇怪。他们在“知青”中的比例是极少数。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更换,不可避免地轮到“知青”担任了。这是中国政权“绕不过的”一代人,是自然使然,并不是由于“知青”的锻炼使他们成为特别的能人。
    
“知青”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只是中学生。现在要中学生去“投身社会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结果必然就是现在“打工仔”的命运。

我不知道郭松民和自己的儿子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是不是在农村走这条“舍此别无他途”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必由之路”。如果不是,你更没有资格议论“知青”。
“知青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中国的历史悲剧,是中国一代青年的悲剧。国家要反思,要让后代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但不是要赞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如果当年的“知青”习近平十八大走进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后,再次发动全国性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就是历史的大倒退,就是中国的灾难。我相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习近平是不会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今天的成绩实属不易。中国绝不能倒退回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绝不能倒退回“一化三改造”总路线的年代。

本人已经退休,对政治是非已经不再关心,但是见到郭松民如此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不得不说几句胡说八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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