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连岭的藤竹”连载6（23-28页）
2. 去苗寨出诊
有一天吃晚饭时，医院的薛医生和1958年的退伍兵老蓝卫生员喊周毅，说晚上有苗家猎手带他们去打猎，叫他去准备一下。周毅没有这种经历，很兴奋。
吃完饭，周毅腰上绑上插着钩刀的竹篓，扛上火枪，拿上3节电池的虎头牌大头电筒到了卫生所。他见到两个苗家汉子。他们光着脚没有鞋穿，身着破旧的汉族的服装，每人腰上都绑一个编织精致的竹篓，里面插一把杀猪尖刀。每人肩上都扛一杆用红木做枪托，箍着一道道黄铜圈的做工精致漂亮的火枪。这就是苗家男子汉标准的装束。他们不论走到哪里，刀枪都不离身。其中一个苗家汉子只有一只手。
他们出发了。在路上周毅才知道那两个苗家汉子是来请医生去“上沟苗寨”给苗家看病的。其中那个断手的苗家汉子的手是用炸药炸鱼出事故炸掉的。他说他的老婆在“上沟苗寨”病得快死了，请医生去救命。薛医生叫上周毅是为了回来时他可以当“保镖”。
“上沟苗寨”在深山里，不通公路。去“上沟苗寨”，只有一条在山间人脚步踩出来的又几乎被草树掩没的不到一尺宽的小路，在密不见天的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穿行。走在前面的苗家汉子和周毅要不停地用锋利的钩刀砍草砍树开路才能走得通。他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为了防止不够电池照明走回来，他们轮流亮着电筒照着小路。经过多次过沟涉水，攀爬大石头，他们终于到了“上沟苗寨”。那是一个不到10户人家的苗寨。
他们走进一座苗家草房。
周毅把火枪靠在墙边跟医生进入里间。吓了他一跳：在煤油灯下，只见用并排的小枝条绑扎当床的排架上，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躺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一岁的小孩。床上铺着路兜勒（野菠萝）叶子编的席子。没有被子，没有蚊帐，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段当枕头的木头。床上当被子的是苗家妇女穿的苗族民族衣服。那女人的脸红红的，右边的乳房明显比左边的大。 这是周毅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裸体的年轻女人。羞得他赶紧退出来。
在火堂，周毅仔细观察苗家的房子。一进门是火堂，约不到18平方米面积，相当于“厅”。厅中间是3块大石头架起一口大铁锅。苗家的房子都是草房，房顶用红藤叶编成，久经耐用。墙用剥皮树木条扎成篱笆再糊上泥草作成。房子的地板就是夯实的泥土地。正面门是用树条编的，没有锁，一般也不关门，也从来不会有失窃发生。
厅内地上空空的没有任何家具。苗家吃饭是围着火塘蹲在地上吃，连木凳都没有。墙边上用树枝绑一个用小树枝扎成的吊架放碗筷和油盐酒瓶。角落里放着锄头、砍刀、火枪。厅内顶上横着一条条的长木杆，上面架着绑成一捆捆的旱稻穗，约有几十斤。
内室只有一间睡房。隔墙是用木条扎成的篱笆，不糊泥草。把2公分粗2米长的直的小树条用树皮密密地扎成一排，架在4个钉在地上的木桩上就是床了，没有床板。那树条扎成的木排就是“床板”了。床上只铺一张用野菠萝叶（路兜勒）编的席子。
听说医生来了，几乎全寨的人都来了。不一会就站满了火堂。令周毅惊讶的是他们男男女女大多数都不穿衣服，也不穿裤子。他们几乎都是全裸体的。只有少数人用破布围着下体。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羞得连头都不敢抬。只好退到房外坐在大石头上等。
后来他才知道，由于贫穷落后，缺少衣服，苗家回到家里一般都不穿衣服，男男女女全部赤裸。
不久薛医生出来了，他把苗家汉子叫出来，用电筒往地下照了一下，就在周毅面前的地上拔了几棵野草。用海南活告诉他：“自己找3-4两这种草，把根洗干净煮水喝，一天两次，3天就会好。”
周毅觉得很新奇。这种草到处都有，房前屋后，路边田间，甚至广州学校的操场边都有的最普通的草。没想到它竟可以治病！
薛医生见周毅感兴趣，就告诉他：“这叫“地胆头”性凉，味苦，清热解毒。苗家妇女得的是乳腺炎，有些发烧，不是么要命的重病。苗家穷，没有钱。用中草药他们就不用花一分钱了，同样可以治好病。”
在回来的路上，薛医生不断地用电筒照着路边见到的植物告诉他；这是三桠苦、这是五指毛桃、这是黄莲藤，可以提取黄连素。这是钩藤，用于止疼。周毅感到太神奇了。真没想到，这些山上常见的不知名的野草、树叶、树根竟可以治百病。
第3天，周毅见到那个得乳腺炎的苗家妇女挑着担子到小卖部来换东西来了。当时的小卖部属国营供销社系统，他们除卖货外，还收购蛇皮、兽皮、药材、毛鸡、山鸡等山货。苗家常用山货换煤油、盐、针线。
苗家过着十分原始落后的生活。苗家的生产完全是刀耕火种加狩猎的原始的生产方式。（我并没有诋毁苗家的本意，只是如实纪录他们当时的民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民俗现在已经消失，已经成为历史。我只是纪录真实的历史----作者注。）
农场地界里有几个苗寨。苗寨除一个在路边外，几乎都在深山里，都不通公里。 苗家妇女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类似短长袍。自织的土布是用植物染成紫黑色，衣边、袖口和领口锈着美丽的花边。戴紫黑色，锈着花边的民族头巾。下身不穿裤子，腰上围3块锈着美丽的花边紫黑色的布。小腿上用彩带绑着紫黑色的绑腿。赤脚，颈上和脚裸上戴着银圈。她们也象男人一样，不论走到哪里，腰上都绑一个竹篓，里面插一把带钩的砍刀和随身杂物。这就是六连岭山区苗家妇女标准的装束。六连岭山区的所有人，包括农场的工人，只要走山路就要随身腰上带把钩刀砍路。周毅才知道，自己腰里绑着插钩刀的竹篓原来是向苗家学来的。
苗家妇女的民族习惯是站着小便的，只要把围腰的3块布前后拉起来就可以了。尿顺着腿流下来，浸湿了绑腿。那时候有人歧视地说：“苗家妇女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苗家不种水稻，种旱稻。先选一片山林，用刀“砍山”，把这片山上的植被和大树全部砍光，晒几天后一把火烧光。然后一排人每人拿一条尖头木棍在山下一字派开，按一定距离在地下戳洞，每个洞里丢2粒“山蓝米”（旱稻）种子，用光脚拨土盖上。然后就完全不用管了。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也不用锄草。
旱稻灌浆时，苗家在旱稻地的周围野猪出没的地方用火枪架设“地枪”。他们把普通缝衣服的细棉线涂上野草汁做拌线。如果野猪从枪口前走过，只要碰到拌线，“地枪”就会击发打中野猪。苗家为了警告山上的过路人，就用砍下的一枝一枝的大芒草叶子绑成一个一个“圆草结”插在设地枪的周围和拌线的周围作标记。路过的人看到有绑成圆草结的大芒草，就知道前面有“地枪”，就会绕开它。当然，“地枪”误伤人的事也时有发生。后来周毅多次在山上见到苗家设的“地枪”。他们在火枪击发机上面盖一张大野芋头叶子，既防止雨水淋湿火药，又起伪装作用。他们还在地里搭一个狩猎的高架草棚。晚上就住在草棚上狩猎吃庄稼的野猪，既可以发扬火力，又安全。
天下雨把山表面的肥土冲到山下，因此靠山脚下的旱稻长得比人高，象高粱那么高，结的稻穗有1尺多长，稻谷又大又多；而山顶上的旱稻只有20公分高，稻穗只有3-5公分长，只有3-5粒稻谷。这样的旱稻，1亩地只有不到100斤收成。
苗家收割时，只带一把钩刀，光割稻穗，扎成捆。砍一棵手臂粗的树，两头削尖，穿成串挑回家，挂在“厅房”的梁上。要吃米时，就拿一捆稻穗下来，放在席子上用脚踩脱粒。然后把谷粒倒进石臼，用一根木杵不停地捣米脱谷皮。吃一顿饭真是不容易。地里的稻草就不管了，地里也没有肥力了，就丢荒不要了。第二年再另找一块地，再砍山烧山……。而那块丢荒的旱稻地，1-2年后又长成3米高的茂密的树木。这就是有名的“刀耕火种”的原始的耕作方法。
苗家基本不养猪，吃肉主要是靠狩猎。那个断手的苗家汉子有一次一个人进六连岭打猎。他坐下休息时没有发现旁边深山的草丛中有一条大腿粗的大蟒蛇。那大蟒蛇无声无息地慢慢地靠近了他。然后突然出其不意地腾空而起，一下子卷住了他的胸腹部和那条断臂，几乎勒断了他全身的肋骨。断手的苗家汉子马上丢掉了手中的火枪单手抽出腰间竹篓里的长杀猪尖刀，刀刃向外，向已经卷紧在腰间的大蟒蛇身的内侧狠狠地一刀插下去。锋利的尖刀切断了大蟒蛇的脊椎骨，同时刀尖也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大腿。他挥刀砍死了大蟒蛇，用破衣服压住伤口又用山藤绑住止血。艰难地撑着火枪来到了红峰队卫生所，才算拣回一条命。
不要笑话苗家的原始落后。当时农场所有的草房、老工人的“小伙房”和后来知青们自己盖的草房都是仿照苗家草房盖的。他们开荒、砍山、烧山、也都是学苗家的。甚至他们种旱稻的方法也跟苗家一摸一样，也是“刀耕火种”法，收割方法也一样。当年知青们自己也很原始很落后。
苗家有个“三月三节”，这是一个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的“情人节”。按恩格斯的说法：是一个人类自由群婚的遗迹。
“三月三节”不是一天，而是从农历三月三开始的约半个月的一段时间。 “三月三节”期间，苗家的男男女女都穿上漂亮的衣服，附近几十里的所有苗家寨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唱山歌，跳集体舞，喝酒。篝火晚会。这节日期间苗家的男男女女不论是否结婚，都是绝对性自由的。他们可以通过对山歌选中自己的情人。然后男的带上钩刀、火枪，小一袋米和一瓶自酿的米酒。女人带上一个小锅、盐，腰上绑一个竹篓，里面插一把带钩的砍刀。双双上山去“度密月”。
他们会进到深山老林，在地上打桩，用树条扎编的木排架上就是“密月新床”了。再用砍刀砍树搭起一个简单的草棚，用茅草、野芭蕉叶做棚顶遮雨。打猎得到的野味和满山的野菜就是他们的佳肴。
“三月三”节期过后，他们下山，各自回自己村寨的家。如果 “密月”期男女双方都满意，而且双方都没有结婚。男的就会到女家提亲。如果女家同意，男方就会在女家住下来，给女家无偿劳动三年。一直到女的怀孕了才能带妻子回家完婚。如果三年女方都不怀孕，此婚姻自然结束。
如果女方因“三月三”节期怀孕了，男方又是有家室的，女方家就会放出风声：“女儿怀孕了要出嫁。“怀孕的女人是个宝，未婚的男人争着要”。由女方自己在求婚者中选丈夫。她的地位不会因为怀了别人的孩子而受损。
如果女方怀孕了，本人又是有家室的，他的丈夫也会把她怀的孩子视为己出，没有一点歧视。在苗家的观念里，妻子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没有“妻子怀别人的孩子”这一观念。
苗家的“三月三”节虽然是一个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但有些观念却比汉族要进步。
不久全国掀起了学习和使用中草药的活动。农场也举办了中草药学习班。学习班的的负责人就是薛医生。他指定周毅参加。周毅挺高兴的。一来他感兴趣，又可以爬大山，游览六连岭原始的热带雨林的山水风光，觉得挺好玩。二来学些医学本事，在需要时可以帮别人解除病痛。中草药学习班班结束后，他成了队里不脱产的义务采药员。只要卫生所需要什么中草药 或哪个工人需要什么中草药，他都会利用收工后的中午、下午或其他休息时间去采中草药回来。这样周毅跟利莎有了稍微多一点的工作接触。由于传统的教育，他从来不主动跟女孩说过话，也从来不主动跟女孩打交道。他采到利莎需要的中草药时，就到卫生所把中草药放在利莎的桌上，不说话也不打招呼，转头就走。
“红峰队卫生所有个女卫生员叫‘38’，长的很漂亮。”象风一样吹遍了附近几个生产队，常有男青年有事没事地往卫生所跑。附近生产队的男青年常常跑几里山路来红峰队卫生所“看病”。甚至还有人大胆地给她写信。
不知道为什么，利莎都主动地把这些事告诉了周毅。
利莎渐渐地喜欢上了周毅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了。她喜欢跟他说话，他的普通话很标准，这在知青中是不多见的。
她告诉周毅：毕业不多久，她们班的女同学都结婚了。现在她是唯一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的。给她写信的人很多，有海军的军官，有南海航空兵的飞行员，有海口农垦局的干部，也有知青。她觉得很讨厌……
当时他听了她的话甚至觉得太惊讶了：“你们班的同学18岁这么小年纪就结婚，未免太过份了吧。”
谈恋爱对周毅来说，觉得是非常遥远的事。他甚至还不懂人长大了是要恋爱结婚的。他甚至把谈恋爱当成是下流行为，喜欢女孩子是资产阶级的“好色”。
不久，团部医院为了开展中草药的应用成立了采药班，周毅和利莎同一天被调到团部医院。利莎的主要工作是妇产科医生。
这个时期的工作是周毅最开心的时期。采药班的人象苗家一样，每人每天腰里绑一个竹篓，篓里插一把钩刀，拿一个麻袋就上山了。他们走遍了附近的山林和半个六连岭。他每天都能欣赏海南美丽的热带雨林风光。他们除了采中草药外，他们还经常采到山上野生的金橘、柚子、荔枝、椰子和在农村买到5分钱一个的菠萝。他们带回医院，分给医生和护士们。
薛医生带着全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和采药班的人进入六连岭学习中草药，周毅喜欢和利莎走在一起，他们爬上了六连岭主峰上的大石头。利莎站在周毅旁边。他在山顶向下俯视整个农场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舒服。
3.多一本事就能救人一命。
1969年底广州军区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全面接管了海南农垦局，东岭农场编为二师四团。周毅在医院的采药班干了不久，就听说团里要成立“武装值班连”，每人都发枪。他出生在军队，对解放军有天然的亲人般的亲切感。虽然没有能当兵，但是他很愿意在解放军的领导下工作。他很渴望发到枪。发枪对周毅来说就是党对自己政治上的信任。
他马上打报告，要求调去“值班连”。果然如愿以尝。
他到“值班连”报到后，被指定为卫生员。军训还没结束，他就接到通知，到二师师部所在地的兴隆农场的“师卫生训练队”报到。
“师卫生训练队”是速成班，要把“军医助理”3年的课程压缩到一年学完。后来一个不知道什么首长来视察，他指示又把课程压缩到不足半年学完。 周毅全面、系统地学习了医疗知识。结业后没有文凭，没有证书，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证明材料。说是要执行那个首长的指：“反对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和名利思想，文凭和证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周毅回到团医院开始了实习医生的生活。
有一天，利莎对他说：“你学一些接生常识吧，以后你也许能用得上。”
农场的卫生员大多数是男的，他们多数都是1958年的退伍兵，退伍前就是卫生员。红峰队离医院20多里山路，又没有汽车。队里10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是男卫生员老蓝接生的。
周毅想起60年代有一个国产电影。讲一列火车在行驶途中遇到洪水，被困在一个小高地上。火车前后的铁路都被水淹没了。火车上有一个产妇临产，全车广播也找不到妇产科医生。后来一个女医生冒险接下了孩子。他想：今后我的一生中也许真的会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多一本事就能救人一命。
他虽然在“师卫生训练队”学过妇科的内容，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于是，利莎成了他学接生的妇产科实习老师。
他第一次临床学习接产。利莎在教他接产实习时认真地教他如何做产前检查，如何听胎心音，胎位是否正确，骨盆是否张开……。会阴的保护和缝合……。
那是一个近40岁的农村经产妇。她的胎膜已经露出来了，周毅为了看清楚，靠得近了一些。突然“噗”的一声，胎膜破水了，羊水一下子喷到他的脸上。恶心得他几乎呕吐。此后很长时间，他早上一端起盐水粥就感觉有一股羊水味。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过了不久，医院接到一个村民跑来报告，说他的女人在村里就要临产了。那天妇产科的医生都离不开，院长叫周毅带上医药箱和担架，带着两个采药班的工人去把产妇抬回来。周毅只是起个保驾作用。
没想到，他们还没有到村子，那产妇在村民抬她出村子不远的山上羊水就破了。那产妇疼得从抬椅上滚到草地上，孩子就要生在山路上了。周毅带着担架赶到村边的山上时，看到产妇躺在草地上，地上一大滩血水。她丈夫跑上去无助地抱着她。其他几个抬抬椅的村民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周毅急忙上去检查。只见孩子的颅顶已经出现在阴道口。周毅连忙把产妇抬到担架上，用刚学的半桶水的知识把孩子顺利地接下来了，是个男孩。孩字是出来了，但是喉咙里塞着痰哭不出来。周毅把孩子倒提起来拍打他的小屁股，仍咳不出痰来。按标准配置的医药箱里没有产科专用的婴儿吸痰器，用止血钳夹住棉球捞也捞不出来。时间1秒1秒地过去，孩子的小脸憋得发紫，全身在不断地抽缩着，两只小手在不停地挣扎着。不能再等了。周毅急得头上的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大滴大滴地流下来。他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急救的方法嘴对嘴地把孩子喉咙里的浓谈吸了出来。幸亏利莎教过他，否则就麻烦了。这是周毅第一次一个人在没有人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地接产，并且是在野外的条件下给产妇接产。真是应了他当初的想法：“今后我的一生中也许真的会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多一本事就能救人一命。”
一天晚周毅值班。半夜一个新产妇肚子疼，痛苦地喊叫声，全医院都听到。周毅给她检查，摸到下腹部有一个小柚子大的硬块，那是子宫。周毅不懂得如何处理，敲开院长家的门请示。院长说那是产后正常的子宫收缩，不能使用解痉挛药物。周毅很着急，不知道如何减轻她的痛苦。周毅坐在她的床边上给她轻轻按摩腹部。两个多小时后产妇睡着了他才离开。
4.两斤冬虫草
医院的彭医生两口子是北方人，约30多岁，他们原是西安空军医院的军医和护士。他在1950年参军，毕业于军医学校，少尉军衔。1956年响应党的号召随10万官兵转业到东北的北大荒。后来海南农恳局建立时调到海南。他爱人老庞是团部医院技术最好的护士长。彭医生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勤恳恳。由于他出身有问题，老是不公正地受到出身工农家庭的人的批判。对此，他墨不作声，一笑了之。也许是周毅的军队子弟的气质引起了他们的好感，他们象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爱护和照顾他。
农场、以至全兵团的伙食都很差，医院也一样，早上是盐水粥、主菜是萝卜干。医院不是生产队，院长也没那么“左”，彭医生可以在自家的“小伙房”的凉棚架下种了两棵葫芦瓜遮阳，结了不少葫芦瓜。他家煮葫芦瓜时，一定会叫上周毅。葫芦瓜当然比天天吃萝卜干好味道。
有一天，彭医生问周毅：“想吃肉不？”“想！”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晚饭时周毅端着盛着萝卜干和白饭的饭盆走进彭医生家的小伙房，闻到一股清香。只见到一锅冬瓜汤，彭医生用勺在锅里舀了一下，除了冬瓜外还捞到几条虫。他说：“这是西安的老战友寄来的一公斤西北特产‘冬虫夏草’，是一级品中药材，30多元1斤。据说它冬天是虫，夏天是草。我看着象毛毛虫，挺吓人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煮汤闻起来有点肉味。老庞和孩子都不敢吃，你来尝尝。”
周毅仔细看它，真的象晒干的没有毛的蚕一样的虫子。它的头、鼻、昆虫特有的口器、成对的腹足、虫尾，一应俱全。他当场用锋利的小刀把它剖开。在放大镜下它连内脏都齐全，这可以肯定是只虫。只是虫的一端有一条约2工分长的墨绿色的东西长出来。这一下彭医生他们就更不敢吃了。彭医生是学西医的，根本也不懂‘冬虫夏草’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反正是很贵的好东西，（当时猪肉0.7元1斤。大母鸡1元多一只。）有肉味。没菜没肉吃，就天天用它煮冬瓜汤，一次放一撮，约1两。彭医生一家光喝汤、吃冬瓜，不怎么吃虫。结果天长日久，那1公斤虫几乎都被周毅吃光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反应，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几十年后，他们才知道那‘冬虫夏草’就是现在每市斤价格近10万元的一级“冬虫草”。
1978年彭医生一家调回了西安。
5. 被眼镜王蛇咬死的猪。
医院伙房养了一头100多斤的猪。有一天早炊事员喂猪时找不到猪。后来在柴房里找到了猪，但是已经死了。经检查，猪的左前腿上有两个间距2公分的类似针孔的伤口和淤血。院长说昨天上晚上被大眼镜王蛇咬死的。
院长说：蛇毒3个小时就分解了，现在应该没有毒，叫伙房杀了。全院职工不怕死的愿意吃的不收钱。
周毅参加了杀死猪。膛开后才发现蛇毒已经破坏了全身的肌肉。瘦肉都霉了，用手一捏象烂泥一样，完全看不到瘦肉成条的纹理，并且开始有臭味。报告院长。院长说：“虽然有变质，但没有毒，这跟腌肉差不多。”一个医院的院长，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都这样说，可见当时之饥饿。结果只有利莎和另一个江浙籍的女医生没有吃，全院都吃了几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