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大串联二三事

红卫兵大串联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老三届回首当年，大串联是少不了的一笔。但毕竟时隔40多年，细节已经依稀，而难忘的事情却还记得二三。

毛主席8.18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大串联之风很快从北方吹到南方。正当广州的街头巷尾把“好黐好黐”和“香蕉连皮吃”的北方红卫兵洋相作为津津乐道的笑谈时，蹲在家门口的广州红卫兵开始有点不安分了，他们各显神通想法加入了大串联的行列。我也同样去了，但不同的是，据说有人兜里装着2毛钱去，还带着2毛钱回来，而我是背着一张棉被去，还带着棉被回来。

生平第一次当外省人的感觉

要领到火车票去串联，首先你必须是外省的红卫兵，所以必须离开广州才有机会去串联。大概是1966年的12月，我和唐焕玲各自买了一张去梧州的船票，据说外地接待资源不足，要自带棉被，我们便传承了六中民兵的传统，打起背包就出发。

大概晚上八点钟左右到梧州的，我们要从码头走到住宿地梧州师专。一上岸，马上感受到浓重的梧州特色，路边很多卖咸酸的简易档口，很多人坐在那里大碗大碗地吃，像吃饭一样。一种“外省人”的感觉油然而生：小小的激动、无名的满足、莫测的期待…..平生从未出过省门的我，此时的心情有点不平静。

买了半斤贵州特产——辣椒粉

梧州没有火车，我们还是乘船去了柳州，从柳州排队领火车票去北京。可是我们上当了，火车没有开去北京，而是去了贵阳。

出了车站，我和唐焕玲无目的地去找接待站。在火车上熬了几天，又饿又累了。帮衬路边的“走鬼”买馒头吃，二両粮票五分钱一个碗大的老面馒头，那种美味至今还念念不忘。路边还有大堆大堆的萝卜出售，当地人买萝卜不像广州人那样买一个两个，而是一袋一袋地买，然后一边走一边啃，像吃雪梨似得。看着他们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心里想：原来萝卜可以生吃？我也买了一个，可一咬，辣得赶快把它扔出十万八千里了。

六十年代的中国不像现在那样千篇一律的文化广场步行街，各地有各自的地方风情、人文特色。贵州真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满马路都是穿着民族服装的人。

住的接待站要“食自己”，我们只舍得吃8分钱的菜：腐乳加豆芽——豆制品，好营养！去北京的火车票等了好几天。几天里，我们在抓紧时间去学校抄大字报之余，也会去逛逛街。商店的东西都是贵州土产，我忍不住也像现在的旅游购物一样潇洒地购一回，但并不像现在当了几十年家庭主妇那样知道该买啥，也没有钱能买到啥，结果买了半斤辣椒粉。对于广州人来说，辣椒粉大多不受欢迎，贵州特产带回广州后，我也不知它什么时候在厨房消失了。

两个背包的奇遇

好不容易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可是火车总是不停地长时间抛锚，为的是避开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的日子。

刚好接见完的那天半夜，火车终于停在了丰台站。但出了车站，我们就接到通知说停止串联了，汽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候车广场，要我们在那里找回家的车。太疲劳的旅程、太多天没有洗澡、太难受了！回家或许也是好选择。我们找到了往广州的长龙，坐在背包上等到天亮。天亮常常会改变人们在夜间做的决定，我们也一样，既然来到北京，怎么着也要走一走啊。可背包是我们沉重的包袱，偌大一个北京城，背着它怎么走？不管三七二十一，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于是背包就搁在长龙中替我们排队。

首先要看的地方是天安门，她是中国的象征、是北京的象征。从儿时识字开始我们就念“天安门上红旗飘”，天安门的颂歌、天安门的画作，天安门对于我们是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无限向往的地方。当我真正站在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天安门的雄姿时，那种熟悉感变成了神秘感，我感觉自己仿佛在做梦，却又确切地知道那是梦想成真！

天安门前很多人在排队照相，每人先写好一个邮寄信封，轮到照相的站在划好的圈圈内，几秒钟一个，效率实在是高。我和唐焕玲来了个合照，可回广州收到相片一看，天安门的实景被大打了折扣，后面的标语在底片里用黑油涂掉了，晒出来的照片中间一片白。

逛了一天北京城，晚上回到北京火车站，远远望见候车广场上大片的人流已不知踪影，心想背包肯定没了。那也是活该的，谁叫我们那样流连忘返呢。谁知当我们走近广场，却惊喜地发现我们两个背包还孤零零的摆在原地！真不可思议，这么乱的环境，竟然还不失路不拾遗的本色！于是我又把棉被带回了广州，但终于还是在广州丢失了。那是1967年，红卫兵进驻羊城晚报，我和几个同学住在报社帮校对，在红卫兵撤退的忙乱中，我的棉被不见了，听说被华侨补校的人拿走的，我去华侨补校也没找着，后来还去了第二次。毕竟一张棉被对于当时的我，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