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老工人

知青们在和老工人长期的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他们都把自己来到农场的第一个生产队当作自己的“家”。此后，不论他们调到那个队，他们每到星期天都经常回“老连队”，与这里的同学、朋友和老工人团聚。

他们也对农场的老工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生产队的老工人过着贫苦的生活,老工人每一户住一间约16平方的破旧的砖瓦房，不论人口多少。老工人家中没有什么家具，几乎是“家徒四壁”。有的老工人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自己上山伐木，自己人工锯开板，自己动手做的。条件好的，家里有一张木做的大床。床上有2条旧棉毯。有一个1米高的旧衣柜，1个装衣服的木箱、一个简单的小饭桌和几张简陋的小板凳。

条件差的或没有劳动力自己上山伐木的，房子里就真的是家徒四壁了。家中两条公家的长木凳上架上几块床板就是大床了。床加宽一点，一家老小都睡在上面了。吃奶的娃娃放在自己用竹子编的椭圆形的吊蓝里，用绳子吊在房梁上当摇篮。有一个自己做的简陋的小饭桌和几张小板凳。

瓦房是没有卫生间的，全队只有一个公厕。全队没有电，家家点煤油灯。当然也没有自来水。食堂大伙房旁边有一口水井，这就是吃水井。老工人的吃水就到井边挑回来倒进水缸里。洗衣服就到河边。

由于住房不够住，公厕又离得远，因此每个老工人家庭都自己盖有被称为“小伙房”的草房。草房的柱子、房梁木料都是自己上山砍的。墙是稻草和了泥浆糊的。“小伙房”里面一般2米多宽，3-4米长，也就6-10平方米面积，是老工人家庭活动的中心。这里有泥砖砌的灶台。泥土地上打上4条木桩。架上木板就是一张80公分宽的床铺。有自己做的小饭桌。生产工具也放在这里。当然还有卫生间（粪桶）。瓦房里住不下的家人就住在这里。

海南农场的老工人的孩子从小吃大人一样的饭菜。由于孩子的父母都是农场的职工，产假过后就要上山开工，所以各队都有一个“幼儿园”免费照看着这些吃奶的娃娃到几岁大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喝米汤、米糊、盐水泥粥，没有任何一点菜。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买一瓶酱油送到幼儿园去，他的孩子吃粥时有点酱油已经是很“金贵”的了。其他孩子都没有得吃。他们养个孩子，能活命就不错了，所谓现代营养观念根本无从谈起。幼儿园吃奶的娃娃每个小人躺在一个约1米长，40公分宽的用竹子编的竹篮里（称作吊篮）。吊篮里只铺一张小草席。一排约10个、8个吊篮绑在2条长木杠上架排成一排，或两排吊在房梁上就成了个大的吊架。阿姨推动吊架就使所有的吊篮摇动起来。没有到喂奶时间，孩子饿哭了，阿姨就把装有米汤的奶瓶塞进孩子嘴里。

吊篮里的娃娃都不用尿片，因为没有布，连破旧布都没有。娃娃尿床了，尿就透过席子流到泥土地上，不一会儿就被吸干了。海南天气热，娃娃的席子也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没有那么多席子，一天只能换一次。娃娃拉屎了，阿姨就把娃娃提到门口。用瓢从水缸里舀一瓢水倒进盆子里。然后蹲在地上，一手把娃娃按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手拿一个椰子衣壳敲扁做的“刷子”，蘸水刷干净娃娃的小屁股。下班后，阿姨就拿着一叠子尿湿的小席子到河边清洗。

“幼儿园”里卫生条件差，吸满童子尿的房间尿臊味不断，天又热，小咬又多。娃娃们头上都是小脓包或痱子。有的孩子头上还长满了栗子大的脓包。为了减少小咬的袭击，阿姨在孩子睡觉时要不停地用脚蹬排架，使吊篮来回摆动起来。

红峰队“老工人”中退伍兵及其家属占2/3以上。主要的是1958年的退伍兵和原海南琼崖纵队的老战士。

10．红色乡的苏维埃主席

六连岭曾是红色娘子军的根据地，离这里几十里的琼海县有个红色乡。它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红峰队有一个放牛的张老汉，约60多岁。他是红色乡人。他的儿子张跋富是值班连的战士。

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听说放牛的张老汉是当年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红色乡”的第一任苏维埃主席。后来红色娘子军被打散了，他逃了出来。现在有人说他被白军抓捕过，后来放了，其他的的红军都被杀了，因此怀疑他是叛徒。张老汉由此被看押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张跋富也因此被清除出值班连。在审查期间，张老汉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不久就去世了。

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有许多老革命就因为说不清的政治历史问题被关押审查，有的就象张老汉一样死去。无论如和，他们是革命的先驱，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功劳和贡献是永存的。周毅从心里敬佩他们。

11．十万退伍兵和他们的妻子。

建设兵团成立后，有一天团里派周毅参加在海口兵团司令部召开的关于1960年农场退兵伍闹事的平反大会。在大会上宣布了广州军区建设兵团关于1960年原农场退伍兵闹事问题的调查报告、经广州军区批准的平反报告。当事的原海南农垦局长在大会上当场做了检讨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建设兵团的副司令。

大会希望从今以后，不论是大陆人、海南人、退伍兵、老工人还是知青，都团结起来，在建设兵团党委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防卫，巩固海南”，建设海南。

1958年我国单方面从朝鲜撤兵。驻朝鲜的几十万志愿军刚接受朝鲜人民的热烈的欢送，又受到国内人民的夹道欢迎。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有10万退伍兵成建制地集体转业到海南农垦局转为农垦工人，参加海南的建设和开发。他们中河南籍的退伍兵占了相当数量。

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听说农场是大型国营企业，有工资发都非常高兴。部队通过学习、动员、休整后。全体放假1个月，动员所有的退伍兵回老家探家，并动员他们在探家期间结婚，然后带着新婚的妻子一起归队。

退伍兵回老家受到家乡政府和父老乡亲的欢迎。当地政府出面，动员年轻的姑娘嫁给从朝鲜回来的“最可爱的人”。又欢送一对对新人归队去参加建设海南岛。祝他们即将成为大型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

成建制的带着新婚妻子的退伍兵在已授军衔的现役军官指挥下，到海南岛的各个农场。现役军官们新任命了一批代理排长。然后现役军官一个不留地全部撤走了。这些代理排长就是后来农场的生产队长或队党支部书记，（后来被称为连长和指导员。）

1958年的农场那非常的艰苦和落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像的。他们要在原始森林中开路，建草房，开荒种地。退伍兵每月工资27元，妻子的工资22元。

在此之前，陶铸错误地将在海南孤立坚持23年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冯白驹同志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原“琼崖纵队” 和战功卓著的“红色娘子军”被整编遣散。大批老战士和女战士被一次性发给几十元钱就打发回农村老家了，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生活无着落，甚至有的人以乞讨为生。只有一小部分以“复员”的方式到了农场。东岭农场就有少数“琼崖纵队”的老战士。冯白驹的警卫员就在当工人。红峰队有3个班长是“琼崖纵队”的老战士，其中一个是女战士。

此举引起了海南本地人对“大陆人”的反感和矛盾。大量大陆退伍兵的到来，加重了这种矛盾。

1960年前后爆发了遍及全国性的三年经济困难和大饥荒。河南省是重灾区。河南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1959年底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海南的10万退伍兵中有相当多的是河南籍人。他们从家信中知道老家的真实情况。许多人的父母或家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他们关心在老家的父母，加上海南岛极端的艰苦、气候不适应和饥饿，引起退大批伍兵（河南籍退伍兵占多数）要求辞职回大陆农村老家。他们许多人天真地想回到老家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老家的父老共渡难关。

正是由于海南极端的艰苦，海南农垦局是一个“只准进，不准出”的特殊的半军事化管理的单位。农场不批准，不开通行证。指责他们“害怕艰苦”、“当逃兵”。

当时的条件，交通极度闭塞，通讯不灵。但各农场许多退伍兵竟不约而同，自发地拖儿带女步行一个多星期，行程100-200公里路走路到海口，那里有唯一的渡过琼州海峡的渡船。但是他们没有过海的“通行证”。后来到达海口的退伍兵和家属达到上万人。海口是个小城市，市区只有几万人，根本容不下那么多外来人。这些大批的拖儿带女的退伍兵没吃、没喝、没钱、没住，一家老小就睡满了大街。他们到农垦局请愿，要求开“通行证”过海峡，他们只是要求辞职回大陆农村老家当农民。但是这个简单的要求被指责是“害怕艰苦”的“逃兵”，是“向党示威”，是“闹事”。拖儿带女的他们由于饥渴，不得不采摘附近农民地里的瓜菜充饥的行为被夸大为“抢夺农民的财产”。

农垦部长王震亲自来海南处理。他通知退伍兵们在海南农垦卫生学校的空地上召开大会。开会时他调了一个海南军区的全副武装的警卫连包围了会场，并架起了机枪。王震在会上指责想回家的退伍兵是“害怕艰苦”的“逃兵”，“对逃兵要执行战场纪律”。他喊着：“谁还要回家的，站出来！”当时就有一些人站了出来。王震下令：“把这些逃兵抓起来！枪毙！枪毙！”全副武装的警卫连的战士一拥而上，把那些站了出来的退伍兵按倒，当着全体开会者的面，当场枪毙了。红峰队的一些老兵就站在会场上，他们目睹了当时的一切。

会后，各农场派车把自己农场的人接回农场。这些退伍兵回到农场后有的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处分，有的受到捆绑吊打。甚至有些人被迫害致死。此后，退伍兵们开始大批逃亡。许多人靠偷渡、乞讨要饭才回到老家。有的退伍兵回到河南农村后饿死在老家。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大饥荒面前，农场再艰苦，也不至于饿死人。也就是这个时候，大批高州地区的农民为了逃避饥荒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加入到了海南农场。

1969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由广州军区全面接管由于文革内乱瘫痪的农垦局系统。解放军对1960年的“退伍兵闹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根据1970年“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调查结论，1969年整个海南农垦局系统的退伍兵只剩下2万多人，比原来预计的10万人少了很多。

带着新婚妻子的退伍兵们来到农场，他们面对的是从未见过的荒芜茂密的热带原始森林。一切都从零开始，可以想象一定比1968年知青们来时要艰苦得多。退伍兵的妻子们不是军人，她们不习惯服从命令。她们大多来自北方农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炎热潮湿和多台风的热带气候。她们要干从来没有干过的男人一样的繁重的强体力劳动，却只有22元微薄的工资。她们后悔了，她们哭闹过，反抗过，但走不出去。

莽莽森林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没有钱，没有丈夫的支持。即使能偷跑到20多里外的国防公路，农场不批准，不开通行证，就买不到公共汽车票。即使到了海口，也过不了琼州海峡。她们一旦怀孕，就只好屈从了，最后的努力都失败了。

有一些单身没有结婚的退伍兵要想找老婆就很困难，因为农场没有其他女人。他们一般都是战友、老乡之间互相介绍大陆老家的亲戚、朋友家的女孩过来。他们把海南农场介绍得无比美好：

“农场是国营大单位，是生产橡胶的。”橡胶是什么？50年代的农村人没有听说过？“就是做解放胶鞋，做汽车和飞机轮胎的。”再进一步说，“就是生产解放胶鞋和飞机轮胎的工厂。我们都是拿工资的工人，每人每月有30多斤大米。”五六十年代的河南农村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饱饭。这对文化不高，没有见过世面的河南农村姑娘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一旦来到农场登记结婚，即使后悔也走不了了。

有个单身的退伍兵，他的老乡介绍了老家的一个女教师给他。但是他不识字，不会写信。于是他的老乡代他写情信。双方热恋的情书象火一样热烈。那个女教师终于舍弃了工作，带了简单的衣物自己来到农场。那个退伍兵兴高采烈地到场部迎接她。并当场办理了结婚登记

她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生产队，见到了真实的贫穷、落后、原始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她发现所有的情书都是别人写的，她的丈夫根本不识字。她知道上当了。她死活都不参加当晚的婚礼，谁劝也没有用。

她坐在空地的石头上，死活不进房间。一直到下半夜下雨了，她才不得已走进她的“新家”，开着门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直到天亮。一连两天都这样坐着。后来她实在悃了，在床上躺了一下就睡着了。他的丈夫趁机想睡她，遭到激烈的反抗。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年轻力壮有的是力气。他兽性大发，他把女教师用绳子绑住手脚，绑在床上，用暴力撕烂了她的衣裤，强行性交。那女教师撕裂心肺的惨叫震动了全队。人们围住了他家。他家住房的门窗跟其他工人的门窗一样，破得到处都是裂缝。人们看到他已经用木杠顶死了门窗。他一丝不挂地从床上起来，大声骂道：“看你妈的鸟！老子操自己的老婆，关你妈的屁事！”说着拿起一个空酒瓶砸到窗户上。然后继续象野兽一样干他的事。任队长、书记怎么打门，就是不开门。人们看到了一切，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们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已经是合法夫妻了。那个女教师一连几天都被绑着，那间破房子天天发出令人心寒的女人叫声。

不久女教师怀孕了，她只好无奈地留下来成了农场的工人。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笑脸。她常常一个人抱着孩子发呆，一句话也不说。

 改革开放后，海南农垦局再也不是“只准进，不准出”的特殊单位了，人们有了辞职和调动工作的自由。又有大批的当年的退伍兵实现了他们几十年来的回老家的梦想，离开了海南。2005年，周毅重回海南时发现，1958年的10万退伍兵，可能只剩几千人了，90%的退伍兵离开了海南。后来离开的老退伍兵中包括周毅的老连长，副连长和老排长。他们都已经退休了，回到老家过着清贫的生活。

三.学医  

1.女卫生员

 农场的所有职工都必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是卫生所的卫生员也不例外。有一天全队割“牛栏草”。规定每人要带勾刀、扁担和一对簸箕到山上割草。把草挑到牛栏，铺在牛栏的地上，牛就会在草上拉屎。几天后，把经过牛践踏过混了牛粪的草堆起来，沤几天就成了上好的“牛栏肥”。割草的山离牛栏有2里路远。规定每个人一个下午必须完成5担草。知青们刚到农场不到1个月，还挑不惯担子，但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干，每担草约50-60斤重。老工人每担草约80-100斤重。

周毅他们光着头光着膀子，用衣服垫着被扁担压疼的肩膀，你追我赶地干着。干到一半时间时，周毅在半路上遇到了卫生所的女卫生员。她带着新草帽，走在前面。看来她从来没有挑过担子。她挺着修长的腿，迈着漂亮的舞蹈演员走路的步伐吃力地走着。她没有掌握好重心，尽管她两手紧紧地握着扁担，想努力保持平衡，但每走一步那担簸箕都不听话地前后左右摇晃。她走走停停，停停歇歇。

周毅经过并赶上她时，看到她那担子里的草却只有很少的不到十斤左右的一小堆。他觉得她太娇气，太“小姐”，太“资产阶级”了。他鄙视地说了句：“真没用，这麽一点都挑不动。”

当周毅挑到牛栏卸下草，回到山上再挑一担草下山时，看到女卫生员挑着先前的那担草还没有走到牛栏。他赶上她时，看到她一脸汗水，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掉出来了。他知道她已经尽力了。周毅心里过意不去，他不该这样指责一个从来没有干过这种重活的娇嫩的城市女孩。他歉意地走过去，什么也没有说就把她的担子加在自己的肩上，头也不回地挑走了。

周毅挑到牛栏卸下草后，回过头，看到她也跟到了牛栏。他问女卫生员还差多少担。她小声地说：“还差得远呢！”周毅看到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说：“我快干完了，你剩下的我帮你干吧。”周毅把她剩下的定额都干下来后才收工。

几天后，周毅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操场上遇到这个女孩。她主动向他打招呼。她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利莎，是海南农垦卫生学校毕业分配来的。我比你们早来几天。”周毅很久没有听到过那么标准、动听悦耳的普通话。

她扎着两条齐胸口的辫子，穿着一件方领口，白底有淡绿色小花的布质短袖衣。在全国人民都穿一样的灰、蓝色衣服和标准的反领白衬衣的年代，这样一件漂亮的衣服在当时无疑是很时髦，很引人注目的。她舞蹈演员一样笔直的身板，苗条高挑的身材，修长的腿，迈着近似舞蹈演员走路的步伐。圆脸，明亮的大眼睛，微翘的鼻子，小嘴巴，白皮肤。周毅这时才发现她是那么美丽、漂亮。他没有想到在海南热带雨林的深山农场中竟有这样漂亮的女孩。他为她的美丽而吃惊。她美得周毅甚至都不敢正眼看她。就这样，他们认识了。

全队职工吃食堂，每人每月要给食堂交200斤木柴作为煮饭和养猪煮猪食的燃料。

一天下午，队里组织到已经烧荒的山上扛木柴，周毅扛着一条约80斤重的大木头下山往生产队走去。在路上，见到利莎扛着一条弯弯的手臂粗的火烧过的木头，仍然走这那种舞蹈步伐，吃力地歪歪扭扭艰难地走在前面。她的手臂和脸都被炭黑涂花了。这条弯弯的木头3米多长也许20斤都不到，在她肩上不停地左右摆动，她想把都把不住。他想：真不知道她要扛多少次才能交够一个月的木柴。

周毅走到她身边说：“放到我肩上来吧”。她顺从地把木柴放在他的左肩上。周毅用它当杠子撑住右肩的大木头，把右肩大木头的重量分一部份到左肩，以保持两肩受力平衡。他走到伙房的木柴过秤点，把沉重的木头丢在地上后，对验收木柴的炊事员说：“这是利莎的。”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向山上走去。

在大开荒挖橡胶洞时，利莎是肯定挖不完的。有时她的位置离得不太远，周毅就会过去帮她。

队里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队长的弟弟彭有声负责召集周毅等几个知青开会，说队里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自己编排文艺节目。对此，周毅是一窍不通的，其他几个男女知青也没有干过。周毅建议说：“找利莎吧，她可能是经过专业舞蹈训练的。”

第二天，利莎找到周毅，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叫我参加宣传队？你凭什么说我经过专业的舞蹈训练？”

周毅说：“我是不会跳舞的，从来没有上过舞台。但是我从你走路的姿势和步伐看出你是经过专业舞蹈训练的，并且参加过宣传队和文艺演出。我没有说错吧。”

她告诉周毅：她在北京读书时学过芭蕾舞，也参加过农垦卫生学校的宣传队和文艺演出。自从农垦卫生学校毕业，就决定今后永远再也不参加宣传队和文艺演出。她希望周毅能理解她，不要勉强她。

周毅给她出主意：“只要你坚持住，坚决不去，队里也没人能把你怎么样。我也跟彭有声说说，不要太勉强你去，估计不会有问题。”后来她真的没有去宣传队。

知青们到农场满一个月了，第一次领到了工资。每月22元。大家都很高兴。这是知青们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在领工资时，海军子弟“丁耙子”无意中看到工资表上利莎的工资每月38元，足足比自己多出一大截。他天不怕地不怕地闹起。：“我们才拿22，她凭什么拿38。干活不如我们多，拿钱比我们多，我们不干！叫领导来讲清楚，，讲不清楚我们就不拿工资，其他人谁也不准拿工资。” 当时吵的很厉害。

队长、指导员不敢得罪新来的知情，只能耐心地解释：

利莎是农垦卫校分配来的，属干部编制。她的干部工资级别就是38元。你们知青是属工人编制，前两年是拿学徒工资。这22元就是学徒工资。两年后转正的农垦一级工资为27元，二级工资为33元。这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是任何人都无权改变的。

就这样，利莎的工资一直不敢发。一直拖到下个月才补发。这时她几乎连吃饭钱都没有了。

此事以后，广州知青们在背地里给利莎起了一个外号叫“38”。确实，对拿22元的广州知青来说，“38”是一个很令人嫉妒的工资。